三、中印竞争：和平共处的变数
印度对华政策和印中关系仍然是印度大国外交中的一个变数。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两国关系中和平共处与防范戒备交叉重叠，在某些时候，友好合作是主调，在另一些时候，防范乃至批评对方占了上风。这里既有1962年边界冲突遗留的阴影，也有两个大国毗邻而居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利益考虑。缺乏互信是综观两国关系的一个总的背景。
由于没有互信，印度的对华政策便受到较大的制约。20世纪50―60年代双方的矛盾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在评估后冷战时期的印度对华政策时就不能不看到两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如何相处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印度外交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独立后至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以印度的失败为标志；第二阶段是边界冲突失利后印度对其政策全面反思所产生的调整直至1998年核试验；第三阶段是核试验后印度以有核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大国体系的新态势。假设这样的划分阶段是有道理的，那很明显印度独立后的外交与中国是密切相关的。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给印度带来的教训，在印度看来是没有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支撑的大国地位是虚幻的，因此印度必须不断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力，以适应按实力说话的国际体系对一个大国提出的要求，其中的重要一环便是保持开发核武器的选择权。1998年印度终于决定走上核开发道路，并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将中国作为其决策的动因，从而使印中关系经受了一次不必要的考验。回顾起来，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印度在国力虚弱时固然有理由对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充满了疑虑和戒备，那么，国力强大了乃至崛起了，是否仍然如此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涉及当年周恩来和尼赫鲁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因其道义上的无可辩驳性而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否和如何接受，对每一个具体国家来说，则必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考量来决定的。就印度而言，根据印度学者的说法，是印度的某种权宜之计，印度要与中国和平共处主要起源于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希望缓和中国因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而产生的不满，使中国相信印度是其朋友。那么自周恩来1954年首访印度发表和平共处原则联合声明后中国是否视印度为朋友呢？根据历史的记载，毛泽东对尼赫鲁确实有很高的评价，视他为亚洲的杰出领袖，是中国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的同路人，但这并没有减轻中国的疑虑，那就是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坚持中国只有“宗主权”。
中印因边界问题分歧终究没有实现和平共处，这个历史的插曲从冲突的时间上说是非常短暂的，只不过3个多星期，但冲突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植根于深层的地缘政治考虑中。从印度的角度看，喜马拉雅山的天然屏障和西藏高原恶劣的气候地理条件理应成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天然缓冲区。这种缓冲区的观念一直是印度对华政策的优先选择，希望能够以一个物理的缓冲区来实现印度的国家安全。这种观念的前提是与中国以陆地为界不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这种思想并非边界冲突后才出现的，事实上，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印度政府内部高层人士对未来的印中关系就已忧心忡忡。中国学术界在研究印度问题时常常在强调中印20世纪50年代友好相处的同时，都不忘指出后来两国关系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某些人士继承了英国的殖民主义传统，妄图侵占和肢解中国。笔者虽然并不否认英国人对印度精英的影响，但也有必要指出，没有证据可以说英印殖民者对中国曾经有过类似20世纪50年代印度精英那样的战略性见解，即中国将构成对次大陆的一个长远的威胁。这是源于地缘政治争斗的理念，它可能为国家利益的优先秩序之需要而暂时被掩盖，如和平共处原则提出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但从根源上消除“不放心邻居”的观念恐怕还需要有其他一些更为深刻的转变。
1998年印度核试验突破了一些重要的门槛，使印度自认为获得了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摆脱了在印度看来由其他核大国为印度设置的二流国家的樊笼。这里，中国被再一次当作首要的对象国。印度似乎把赶上乃至超过中国视为其大国步伐的首要重点，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军事力量的建设。与此同时，在经过了一个短暂时期后，印度对华外交迅速突破了因核试验而造成的困境，重新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两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曲折前进的合作关系。由此又可以看出印度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好像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重复。但历史从来不会完全复制。今天提出两国是否能够和平共处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与20世纪50年代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意义。
首先，国际格局的变化为和平共处注入了新的内容。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当年和平共处原则所体现的不同意识形态如何相处的特点所具有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尽管今天仍然有所谓“亚洲北约”一说，但这和当年杜勒斯的亚洲人互相争斗反共策略是有本质不同的，很难设想破坏亚洲的稳定与和平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目标，相反，由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虽然仍然把亚洲安全战略定位在防止任何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大国的崛起，但亚洲国家的和平共处总体来说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和平共处原则在今天所具有的道义上无可辩驳性远超往昔，并在实践中也更具可操作性，这和当年周恩来做大量工作并运用个人魅力去说服亚洲各国接受这个原则的环境相比，有着极大的不同。从这一点看，就印度与中国的关系而言，双方谋求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是比较有利的，尽管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不一定自动导致和平共处的结果。
其次，两国的国力已今非昔比，都处在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进程中。就崛起的大国之性质而言，其共同的特点至少有两处，即希望他国承认其大国地位，同时又希望以最小的代价也即和平的方式成为并被接纳为大国。而在这两点上，中印都有如何互动的问题，换言之，两国固然都有如何应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问题，但如果互相之间都不能就上述两点达成共识，那么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进程对任何一方来说都必定是极其艰难的，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条件如果成立，其逻辑结果应该是寻求和平共处的努力，而不是互相排斥或恶性的竞争。这和20世纪50年代两国的处境大相径庭，当时两国国力的贫弱和国际环境的险恶不可避免地使地缘政治考量处于突出的地位。随着双方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应当说在考虑如何和平共处时已经有了更强的自信。一个自信的国家也是一个可以在有分歧的问题上作出妥协的国家，而妥协是营造和平共处的最有利方式之一。从这一点看中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处理双边关系的行为，可以从中找到很多启发，特别是双方于1993和1996年分别签署的两个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以及瓦杰帕伊总理2003年6月成功访问北京并与中方发表的联合声明，都表明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在涉及两国关系的诸多敏感问题上，妥协不但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当然，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不一定表示未来就没有问题，也不意味着印度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完全转变。但比较印度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的疑虑害怕心态，今天的印度显然更有自信了，这对两国应共同谋求的和平共处是有利的。
再次，尽管印度对华政策中已经含有诸多善意因素，但毋庸讳言，从印度的媒体到学界乃至高层，误解、妖魔化甚至攻击的言论仍然不是非常罕见的。在具体的行为和政策上，干扰中印合作关系之举也时时可见。这是否构成两国和平共处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呢？这涉及我们如何看中印关系中尚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否系印度对中国仍然抱有某些敌意的原因。中印关系最大的问题当然是迄今两国仍无国际法意义上的边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边界谈判可谓旷日持久，也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客观地说，也有了相当的调整，例如以前凡是在这个问题上批评尼赫鲁政府或揭示边界冲突真相的著作都遭到禁止，今天，这已经是一个可以完全公开讨论的问题了，并且由于这个改变，印度学者也加大了研究的力度，发表了各种见解，包括本文引用过的恰兰？山迪尔亚先生于1999年出版的《印中关系》这样的著作，对这段历史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基本上来说，中方提出的解决边界问题的“十二字方针”，印度是接受的，现在的难点应该是双方如何“相互调整”。鉴于这个问题涉及根本的国家利益，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要达成一揽子解决的方案仍然有很大的困难，可能需要渐进的分段式的澄清相关问题，包括双方实际控制线的走向，谈判级别的逐步提升，以及学界合作调查历史真相等等，在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进程中，舆论的正确引导将逐步发挥重要的作用，为双方人民最终接受合理的和平的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鉴于印度仍然认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他们有沉重的教训要汲取，因此印度在双边关系问题上抱有戒意是正常的；又因为彻底解决边界问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进程，所以完全消除印度方面的敌意也将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只要印度方面认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是符合印度长远利益的，这种敌意的程度应该是随着解决问题的进程而降低，因此就不会构成双方和平共处的重大障碍，而且即便在印度仍然有一小部分人士坚持认为中印最终不免一战，但对国家利益的综合考虑终将证明中印和平共处才是最符合印度国家最高利益的。
最后，当年提出和平共处原则是围绕政治和外交层面的，今天，中印两国经济实力大增，两国都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将此视为和平崛起的最重要基础，因此和平共处的内涵显然也已扩散，涉及两国在经济上互补合作的前景，或者是否有可能产生恶性竞争压倒对方的企图。很明显，如果是后者，那么即使两国在其他问题上都认识到和平共处的必要，也仍然是难以和平共处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进入21世纪后，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相对较高的增长率与世界经济总体上缓慢增长甚至停滞不前形成鲜明的对照。伴随而来的则是中印竞争论成为热点，又由于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发展速度显然比较慢，因而便有所谓中印竞争是“龟兔赛跑”的说法，谁都知道这种说法的真实寓意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越来越重视自身发展的问题和压力时，印度似乎并不吝拔高自身的地位，如印度驻华大使苏理宁先生（Nalin Suri）2003年12月18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声称印度的国民经济实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居世界第4位，排在美日中之后。印度其他重要人士近年来也多次强调印度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21世纪将成为“印度世纪”等等。这与中国刻意降低姿态，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性质形成强烈的反差。无论印度的说法与现实有多大距离，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就经济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实力而言，中国将成为主要的坐标。这在客观上将很容易导致“零和心态”的形成，因而有可能构成对和平共处原则的一种新的压力。需要强调的是，中印经济结构的同质性决定了两国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只在这种竞争应该是基于市场原则的、健康的，而不是政治化的。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无论是中国压倒印度还是反之，都不会成为真正的大赢家，反而会导致两国和平共处前景经受不必要的考验，是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
本文原为作者与他人合著：《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一书的结束语。作者略作改动。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中国对外政策与中印关系。合著《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已发表关于中印关系和南亚问题论文十余篇。正在撰写专著《印度大国之路与外交谋略》。
中国与印度：相互再认识的必要
张力
多年以来，中国和印度一直以其辉煌的文明沉淀和人口规模而震撼世界，但同时又因它们落后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而著称。然而今天似乎已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和印度正在迅速崛起，正在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由此引出的新话题是：中国和印度是否能够在新世纪中真正崛起，成为令整个世界注目的发展亮点？并且，中国和印度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世界？中国与印度能否并驾齐驱、共同发展、实现双赢，而不是让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走火入魔，相互对立，甚至引发冲突？可选的答案是：中印两国要实现面向未来发展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要想为未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做出贡献，既要有两国政治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经济贸易交往与合作的拓展，安全信任建设程度的不断提高，更要深化中印两大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一、中国和印度：历史启示现实
千百年前，佛教的传播曾是连接中、印两大文明的纽带。中国人听说过古代的“身毒”、“天竺”，许多印度人也知道法显、玄奘和达摩。如有机会造访菩提伽亚、鹿野苑和那烂陀的佛教胜迹，中华佛寺和玄奘的遗踪至今还在向人们述说着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泰戈尔、梁漱溟等近代贤哲也曾为中印两大文明的会通和中印两个民族的心灵交流苦苦探索。沿着印度西海岸的内河航道远行，河道中布满造型古拙的“中国渔网”，科钦小镇的石碑上至今仍清晰记载着中国商人当年远航到此的旧闻。这让人不得不信，很多年前那些港湾真的接待过来自中华帝国的船队。我们甚至早已习惯沿用西方的观点，将中、印文化简单纳入“东方文明”的整体范畴。
但若能实地感知印度，若能悉心释读印度的经典思想，所闻所知却在不断提醒我们：印度的确是一个远离我们精神世界的遥远国度。即使回到几年前，普通印度人对中国是不熟悉的。说夸张一点，他们知道北方有一个中国，代表着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国是个大国，但与他们一样并不富裕，人口却很多。甚至直到今天，多数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停留在这种粗浅的水准，但多了一些新的印象，如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还有一些乐观的印度人甚至会补充一句：今天的中国和印度正在比翼双飞，21世纪将是我们的世纪。反过来，普通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也少得可怜且似是而非：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种姓等级制度，用激情歌舞表达爱慕之意的少男少女，神奇不亚于气功的瑜珈修炼。现在又知道印度有了核武器和发达的计算机软件产业。仅此而已。
众所周知，中印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历过一段足以令人赞叹的“蜜月”时期。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印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积极配合，两国领导人共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称“潘查希拉”），“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一度响彻云霄。时至今日在印度访问，还能不断听到这句话从许多印度人嘴里冒出来。许多人依然记得这句口号，尽管他们后来说这话的口吻有了点玩世不恭，因为他们知道两国关系后来出了大问题，为领土争端打了一仗，印度打输了，损兵折将，在国际上受了耻辱。时到今日，中印关系已在全面改善的基础上重新升温，这一历史口号尽管已去掉了昔日的光环，但它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仍是一个重要的提示。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无疑对两国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领土之争和1962年的边界冲突使两国间的友好气氛荡然无存，双边关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真正得到改善。对印度而言，边界战争产生的影响与其说是那场规模不大的冲突本身，不如说是其结果造成的沉重心理负担。印度长期不能从那场败仗的阴影中真正走出来，要正视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仍有障碍，也导致在国内宣传中的情绪化表露。很长一段时期，只要涉及到这一历史，学校授课、学者文章、政治人物言论大多习惯称中国是“侵略”。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不仅仅为了历史，而深具现实意义，因为引出那场冲突的导火索―边界争议至今尚未解决。但令人鼓舞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特别是两国间信任建设的增强，两国对待这段历史的心态都开始发生积极的转变，变得更加客观和务实，“向前看”正在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在200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40周年之时，印度著名的“拉迪夫”网站开设专栏，邀请多位中国学者撰写文章，某些印度学者的文章也很有新意，情绪化的色彩大大减弱，持论公允客观，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反思。这一点值得我们研究中印关系的中国学者思考。
要为将来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印双方都需要认真去了解和理解对方。中、印现在都在关注对方的发展，并正面评价对方的发展和相互友好相处对自己的意义。在许多场合，它们都公开承认各自都有不少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供对方借鉴、学习。并且，民间或学术层面的沟通也能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它独特的贡献。例如在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出现的中印关系困难时期，正是以学者对话为特征的“二轨”外交率先为两国关系尽快恢复正常打开了局面。
二、印度认识中国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两国长期不和，相互间的交往极不正常，特别是民间层面的来往几乎陷入停顿。甚至直至数年前，中、印均未向对方开放旅游，两国之间甚至没有直通航班。互访人员不多，屈指可数的外交官、几家大公司的常驻代表、几名记者和每年不足20人的公费留学人员。政治关系导致的疏远和隔阂使中印两国人民变得陌生起来，也使各自的媒体舆论对对方的报道介绍片面化和失真。事实证明，这对中印两大民族相互间的沟通、理解和两国间的和睦相处都非常不利。
随着近年来中印关系的不断好转，两国人民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深层次接触。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机会到对方国家访问、经商、留学和旅游，他们有可能站在更近、更直观的位置观察对方。他们探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刷新对对方国家的认识，从而正面影响了中、印两国看待对方的舆论导向和民众心理。今天能见到的印度新一代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许多都能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作者往往在中国有过较长时间的留学进修的经历，对中国的当代社会生活有直观的观察，而且书中也能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直接的接触、交流使他们不需再仅仅局限于从某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寻找现成的结论，或是简单拼接或移植对中国的认知，从而避免了不少偏见和“妖魔化”认识。在今天的印度，常能听到对中国的新颖评论，它们接近真实，客观公正，例如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可观的成效，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大提高；讲中国人重视睦邻友好，并不敌视印度；讲中国的政治机制虽与印度有别，但在引导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路上比印度做得更成功。
了解印度人如何看中国，即使是不同片段的组合，也很有助于我们知道如何与印度人打交道。例如，虔诚的印度人对大多数中国人不信宗教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总喜欢不断追问为什么。对意识形态长期取代宗教的地位而成为普遍的信仰更感到好奇。因此他们也关心是什么在支撑、维系今天正在步入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在国际政治中，他们赞赏中国既能坚持原则，又保持足够灵活的外交风格。在一个克什米尔小镇，战争阴云笼罩，但一位大学生拦着我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叹印度缺乏邓小平那样务实的改革家。在一次校园辩论中，一位雄辩的激进学者在演讲中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深表怀疑，奉劝中国应重新扛起马列的大旗。
若干年后当我重访印度时，印度社会经济变化的节奏明显加快了。但令我吃惊的是，这样的话题仍然流行。印度朋友仍在问：我们要有一位邓小平就好了。我提起印度的民主机制，引印度的观点说这是推行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一位印度朋友答称：这代价也实在是太大了。从经济发展转型的角度看，印度人终于认识到高效率政府的至关重要性。我参加过多次理智、情绪交织的激烈争论，辩论者分成两派，一派大谈“中国威胁”，要政府表现强硬立场，遏制中国；另一派相反，强调与中国友好相处、寻求共同利益符合印度长远的国家利益。两派互不相让，观点泾渭分明。事实上，一个多样性和民主化的印度，对中国的认识也显示出多样化。因此要了解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随意从媒体中找出几段言论就下结论难免会陷入偏颇，因此必须仔细推敲印度的主流看法。今天，在印度尽管还能不时听到“中国威胁”的言论，但印度的主流舆论和学术界都开始以负责任和健康的心态看待和预测中国崛起的意义。
三、中国认识印度
同样，中国舆论对印度的看法和评论近年来也在悄悄发生改变，对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国际和地区影响、中印关系的前景以及印度先进的高科技领域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认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到印度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机制中的积极角色、印度的民主政治和高等教育、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的“硅谷”和宝莱坞的电影，对印度致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动表示由衷的理解；“印度能否超过中国？”“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些什么？”这类话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严肃刊物、大学课堂和学术讨论会上。这类讨论也逐渐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欢迎。而在短短数年前，这类话题还只会被认为是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认识的变化不可说不大。
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多年来对印度这位邻居的认知和探求远远做得不够，这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外交官、学者和企业家与之成功打交道的能力。在交往过程中，我们应该理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与我们有着同样悠远的历史、厚重的文明传承和文化优越感的民族，它与我们在心理定势和行为方式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别，但同样拥有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抱负。印度这个民族有它独特的精神气质。印度人宗教感强，崇尚淳朴和自然，看重传统的价值，做事讲原则，法律意识强，喜欢思考和形而上的玄谈，情绪化，做事尚节俭而不虚设排场（也许婚礼和葬礼算是例外），内敛含蓄但也不乏感情表露；他们敏感得容易受到伤害，自尊得近于自负，好争善辩到了偏执的程度，爱钻牛角尖却不善变通。这些特征在不同程度上都能从他们与外界打交道的方式和态度中反映出来。要在各个方面与印度开展成功的交流和互动，我们在表现、表达我们自己的原则、价值观和观点的同时，也需要了解并尊重印度民族的这些特征。
通过交往我们不难发现，印度同行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能充分体现他们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他们好争论，善雄辩，喜欢发表不同的见解。加之印度学者群体长期接受英语文化的训练和熏陶，熟悉西方的知识传统和学术理念，这为他们与西方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平台，同时也能使他们对西方霸权的批判能够以一种得体的方式展开。在WTO等不少国际机构内部，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被看成是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和辩护者，即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一位研究印度外交多年的美国资深学者对我说：同印度人打交道非常难，随便向他们提什么要求，他们很少爽快答应，他们不但总喜欢否定你的观点，而且还能找出些逻辑严明的否定理由。不过，我倒更愿意将他的这一评语看做是对印度学者的赞扬。它为中印两国人士打交道提供的启示是：无论是重大的外交磋商，还是企业间的投资谈判，要想在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出现进展或实现突破，艰难的沟通和理解过程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相比之下，中国对印度的重视不及印度对中国的重视。或换句话说，中印各自对对方的看法并不对称。至少从现状看，中国对印度的崛起和潜力还未给予足够的关注，还未有重视它的急迫感，似乎还未真正将印度看成是一个相称的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其表现之一是多数中国人在谈到印度时仍表现得漠不关心和缺乏兴趣，甚至不少学者和企业家也是如此。大多数商务考察和学术访问仍停留在走马观花的水平，往往因对印度缺乏了解所导致的交往障碍而使本可深入和获得成功的合作机遇无疾而终。对这一现象，我们似不应简单将责任完全推给印方，而也需从我们这一方寻找原因，例如试着调整我们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应该意识到，在我们与印度交往的过程中，手段与目的同样重要，关键是要努力通过沟通、理解来实现两国的互利和双赢。
一个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一项整体战略实施先于印度10余年，中国在过去20余年中持续保持了高速增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领先印度也应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注意到影响印度发展速度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改革受到多方面条件制约的问题。但若能消除偏见，我们也能看到印度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光明一面。除反映经济增长的各项统计指标给人印象深刻外，近两年去过印度的中国人都能注意到她的一些惊人变化，基础设施建设令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新德里、孟买等大都市近郊建成的卫星城镇已成为现代化生活的窗口，各类服务业运作规范，消费品供应丰富，而宽阔大街上川流不息、品牌繁多的轿车则标志着印度的开放程度已进入新的阶段。并且，印度的高科技发展态势和庞大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更是不容小视的优势。毋庸置疑，这些都是改革和经济增长已取得显著成效的体现。并且，社会财富增长的意义已开始从整个社会的活力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反映出来，对前景的乐观情绪甚至表达在人们的自信言谈之间，这不过也就是几年间发生的变化。可以说，假如我们总是想当然地漠视印度这头悄悄崛起的大象，将来有可能会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印度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不忘将此作为与西方谋求共同利益的资本。鉴于西方式民主的经典定义，民主在印度的落脚和生根应该说是一个奇迹。一般说来，由于相异的政治传统，加上对印度式发展速度的不佳印象，中国对印度的民主多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很少听到对它的赞赏。这一观念的成因，除了我们对印度的政治运作缺少了解外，也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某些成见。一个较为常见的例子是：我们认为印度式民主不成熟，阻碍了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增长。印度也确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政府若想实施重要计划，完成意义重大的使命，必须征得大多数党派和地方利益集团的认可，许多问题议而不决、不了了之的现象不足为怪。如用中国的改革历程和发展节奏作为参照，印度变革的步子走得太慢，因此大可不必担心印度会在不久将来与中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中国。然而，近年来常听到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龟兔赛跑”的说法，用此比喻来形容印度与中国的发展对比和竞争现状也许并非没有道理，它更让我们警醒，应站在一个更高点上对比中印发展的特点，正确评估和预测其前景及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四、需要平衡的战略思维
国际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大国的对外政策及它对国际关系的考量必须基于客观冷静的战略思维。对对象国家进行高度务实的战略评估不仅是自身战略安全的需要，也是在准确定位关系的基础上与之深化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中印关系的发展也不应例外。在这方面，印度的实践也可为我们提供某些参考。
探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走弯路的教训，是印度学术界热心研究中国的重要动因之一。有印度学者甚至预言：在将来，了解中国的人会比对中国无知的人更具有利条件，正如过去及现在那些通晓欧美大国的语言和文化的人一样。显而易见，印度重视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包括她的国际地位提高和综合国力增长。这些方面都对印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印度人希望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能使中国取得惊人的发展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的成功？这对印度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启示何在？而且，中国的强大和世界性崛起会对印度产生什么样的综合影响？中国的成功是否必定威胁印度？在中、印都极为看重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大国外交中，“零和理论”究竟对中印关系的长远发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是为了印度自身的国家利益，但它要求必须考虑对中印关系的长期定位。印度近年来也在不断反思对华政策的基点―对中国的认知，并认为过去在对华政策的不少方面出现失误的原因在于认知错误，从而导致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和复杂化。有意义的是，这一反思既是自我批评，也是告诫提醒。反思的动机，并非仅在于强调两国间发展稳定关系的必要，或是呼吁对付来自中国的挑战，因此很难以所谓“鸽派”“鹰派”划线，而是一种高度务实的战略性思维。近年来印度对华外交的积极和务实，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对中国的这一战略认知。
我们应该承认，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象与潜在对手并非不可理喻：两个人口大国，相似的民族主义传统，同为大文化体系，同样怀着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宏大抱负，都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大市场，漫长而有争议的共同边界以及周边安全环境对自身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加上当今国际格局的不稳定特征。印度国内也不乏战略学者紧紧盯着“中国因素”不放，并且分析得具体而有针对性，很少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完全称得上是高度务实的战略性思考。事实上，一旦我们真的从战略上重视印度，我们也会这样看待印度。但承认这点，并不等于就得出对抗而非合作将是中印未来关系主旋律的结论，而是应该强调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对方。从战略层面上维持中印两国之间的健康关系和扩大共识，尤其需要增进相互信任建设。而密切相互间的接触、沟通和理解对加强这一意义上的信任建设至关重要。
就影响中印关系的战略因素而论，有些我们不太熟悉但需要有所认识。例如，印度的舆论界对内外国策品头论足，对政府的制约力极强。就中印关系而论，主张捐弃前嫌、友好相处者有之，主张针锋相对、戒备提防的“鹰派”也有之。只要涉及到与国家利益有关的敏感问题，不仅仅是学者圈子，还有一批退役将军和退休外交官出来发表看法，写重头文章。这批人文化素养高，经验丰富，长期接近决策层，对时务颇有见地，写出的文章有分量，对社会和政界的影响不能低估。此外，理解印度式民主的运作，也可从一个侧面解释中印关系出现突破性进展的难度。印度舆论的透明度高，“全民共识”在印度的政治词汇中有不可低估的实际意义，政府对许多重大国策不敢轻举妄动，除非与反对党、社会各界取得相当程度的谅解和共识，并确保能最后获得议会的批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议会曾立法限制政府将来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对中国“妥协”。任何一届政府想迈出这一步须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弱党政府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国大党在20世纪80年代曾两度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最后均因阻力太大而未成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能使我们在对印战略互动中更加知己知彼，有的放矢。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潜能可观的大国，注定要在国际事务中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从现实还是未来看，两国既有许多共同利益，也存在某些需要消除的不确定因素。面向新世纪，与印度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值得努力的方向，但更需要从战略高度关注印度崛起的意义，准确定位和引导两国关系的走向。作为与发展双边关系直接有关的基础工作，中印都有必要在新的起点上重新认识对方。
作者简介：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南亚与中国西部合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当代国际政治与安全、印度外交战略和中印关系。主要著述有《印度总理尼赫鲁》、《当代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亚太世纪》等专著和《国际反恐怖主义战略：美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对南亚安全局势的影响及其制约》等论文。正在进行《21世纪中印关系发展趋势研究》、《冷战后时期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等课题的研究。
友好邻邦还是安全威胁―中印如何看待对方
韩华
自从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以来，中印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虽然经历了1998年的挫折，但在双方政府的努力下，关系回到了继续改善的轨道。特别是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标示出这两个亚洲大国关系改善的一个高潮。的确，这次访问显示出两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对良好的双边关系的强烈愿望。它们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都主张多极世界，双边贸易迅速发展，军方交流也日趋活跃，2003年两国首次进行了海军联合演习。
然而，在关系改善的同时，我们也应承认，两国要建立融洽与和谐的关系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谈到障碍，我们会很快想到边界、西藏、中巴军事合作等问题，而往往忽略一个问题，即：双方对彼此的看法、判断。的确，两个国家关系的性质与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的互动；但如何看待对方对双方关系的影响不可小视，特别对两个曾经发生过战争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由于战争胜负方的心理差异，中印两国在看待对方时态度有着不小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战争和长时期相互隔绝使双方都不能完全客观地看待、评价对方。不能客观看待对方的结果往往是相互的猜疑和不信任，而猜疑与敌视又常常导致关系的紧张。《纽约时报》1994年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彼此不正确的看待和判断对方一直是中印关系恶化和关系改善缓慢的原因之一”。本文就试图从中印两国如何看待、判断对方的角度探寻两国关系的脉络，并从中找出一些经验、教训。
一、中国对印度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承认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两国在国际舞台上肩并肩合作，一起提出了指导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人把印度看做是睦邻，是朋友，正因为如此，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选择印度作为协调方在联合国中发挥作用。不幸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边界的火药味变得越来越浓，最后导致了两国1962年军事冲突。短暂但激烈的冲突过后，印度的形象已从文化的发源地变成了军事上的对手，从20世纪50年代的“兄弟”变成了挑衅者和边境安全的威胁。然而，“印度威胁”的意识很大程度上被战场上的胜利所抵消。正像毛泽东主席所期望的那样，这一仗带来了相当长时间的边界安宁。那场短暂的边界战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而印度在中国百姓的视线中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与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中国的学者、外交界与防务专家对印度的看法有所差异。前者强调中印的共同利益，包括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持有的相似的观点，例如，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人权、打击走私及毒品等问题上的合作，发展经济的需求以及维护国内稳定等领域。从此角度出发，印度理应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中国应该对印度采取“睦邻”政策，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与印度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而在防务专家的眼中，印度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占有中国大片领土，对1962年的战争念念不忘，并试图通过发展军事实力及增加边界地区的部署来获取其提出的领土要求。因此，中国应了解中印地缘政治中利益冲突的一面，并加以防范。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对印度的主流看法是前后两种看法的折中。这种折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偏向。但目前的看法应是偏前一种。具体的看法是：印度是南亚大国，有着成为世界大国并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的雄心。随着经济、军事力量的增长，这种雄心将会实现，但21世纪初期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印度正在加速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核试验后，核武器化计划在一步步地实施。但目前还没有成为中国整体安全的威胁。因此，中国对印度不友好举动虽有警觉，但态度还是比较坦然。印度与中国都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在诸如国际秩序、人权及主权概念等方面有着广泛共识，因此，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有不小的空间。
具体来讲，中国对印度的主流看法有两个层面。就印度本身而言，中国人认为它对中国安全的意义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换句话说，目前印度的威胁还属局部的，不具全局性的威胁。其中，在西藏问题上，虽然中国对印度在有关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问题上的态度没有完全放心，1999年底十七世噶玛巴出逃事件使中国人对印度再次产生疑虑。但自拉？甘地政府对中国作出某种承诺以来，印度历届政府在西藏的地位问题上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愿其成为中印关系的摩擦点。2000年5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仍表示，中国“赞赏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允许达赖集团在印度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承诺”。在领土问题上，虽然印度始终没有放弃对有争议的领土的要求，而且不断加强整体和边界地区的军事实力，并已经取得了对中国的局部优势，边界地区有时也还发生摩擦。但是，尽管少数学者认为中印冲突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大多数中国人则相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他们的理由是：第一，目前来看，中印两国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特别是边界地区的安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两国分别在1993年和1996年达成了两个在边界地区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第二，1962年以来，中印边界虽然出现过几次小规模的摩擦，但在中国漫长的边界线上，中印边界一段相对比较安宁。第三，中国在边界的军事部署有限，武器装备和士兵人数都略逊于印度，但总体军力比印度强，具备捍卫领土完整的能力与信心。基于这些认识，我们不难理解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作的“中印彼此不对对方构成威胁”的结论。
中国人看印度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其在大国对华战略中的作用。冷战期间中国对印度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与美苏关系的大的框架之上。中印关系的亲疏反映了中国与这两个大国的好坏。可以说，中国的南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对苏印关系和苏联（指前苏联―编者注）对华战略的反应。具体讲，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苏印关系的升温，中国越来越把印度视为苏联亚洲战略中的一环。在这个战略中，苏联通过与印度签订颇具军事同盟色彩的《友好合作条约》把印度发展为其包围、孤立中国的主要力量之一。印度借助苏印“密切关系”的战略依托推行强硬的地区战略。1971年，《苏印友好条约》刚刚签署，印度就介入了东巴基斯坦的动乱，并借机肢解了巴基斯坦。1975年吞并了与中国接壤的锡金。这些行动引起了中国对印度的关注，印度也随之被视为“地区霸权主义”。但是，比印度更令中国人忧虑的是苏联的意图。中国认为，印度的所作所为预示着苏联战略上将有新的动作。这一时期，中国曾多次提醒美国要警惕苏联。不出所料，1979年，苏联亲自出兵入侵阿富汗以实施其南下印度洋的战略。对此，中国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支持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反抗苏联的占领。1986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新德里，婉转地向印度传达了一个信息―如果中印间发生冲突，苏联不会履行苏印条约中对印的承诺。这种表示无论对中苏关系还是中印关系意义重大。中苏关系的缓和带动了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两年之后，拉？甘地登上了长城。甘地访华是自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印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直接对话。可以说，美苏在南亚争夺的偃旗息鼓以及与之相关的冷战期间南亚的战略格局的消失使中印之间可以在真正的“双边关系”基础上互动，中国人可以不通过“美苏意图的棱镜”来看印度。正因为如此，冷战后初期，中印关系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两国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取得了可喜进展，达成了两个有助于稳定双边关系的协议。两国领导人互访亦渐频繁。
然而，就在中国人刚刚摆脱了大国的干扰直接与印度改善关系不久，1998年3月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言行令中国人不得不对印度产生新的疑虑。印度人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追求一个强大的、“说话算数”的印度的结果之一是它经常把中国作为参照物加以联系、比较，反华的言论显著增多，调门也提高了。其中，费尔南德斯的“中国是最大的威胁”说及瓦杰帕伊致克林顿总统的信都公开指责中国。在印度敌意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无动于衷，其反应也从谨慎、克制到公开、严厉。然而，无论是中国的官方声明还是学术性著作，与其说是对印度核试验本身的谴责或是对印度成为核国家后对中国安全造成损害的担心，不如说是对印度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不满。对于核试验本身，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印度的内政，它有权决定该不该进行试验。而试验的动机主要是提升国际地位，安全战略上的考虑则是其次。这些讲话和文章中用大量篇幅苦口婆心地向印度解释中国不是印度的威胁和中国对印度宣扬这一威胁的不满。中国人的不满包括几方面：第一，近10多年来，中国致力于改善与印度的关系，通过各种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双方的信任。就在中国期望其良好愿望能得到印度某种回报的时候，印度却大谈“中国威胁”并以此为由进行核试验，这分明是不合时宜的。尤其不能接受的是，总参谋长傅全友―多年后第一位访印的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刚离开新德里不久，刚刚还笑脸相迎的费尔南德斯就反过头来公开攻击中国。这位国防部长的“变脸”着实让中国人感到难堪并不由而升被欺骗了的感觉。第二，不管是“大嘴”的费尔南德斯的公开挑衅还是瓦杰帕伊的不点名、暗地里的指责都表明印度长期以来以中国为敌的意识在印度的政治精英中普遍存在，而这种意识已从非官方、私下的谈论转为国家领导人的口头禅。这种变化意味着印度正在迎合某些国家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并将其作为一张牌来打，以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三，更令中国人反感和担心的是瓦杰帕伊通过私下给克林顿的信件的方式似乎在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传递一种信息―那就是印度的核试验是对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核与导弹及其相关的技术的一种反应，因此，在南亚核扩散问题上，美国应该谴责的不是印度，而是中国。在这问题上印度与美国有着共同利益，印美可以站在一起共同抵制中国的“扩散”。
总之，由南亚核试验以及印度对中国的口诛笔伐而引发的中国人对印度的大讨论不仅表明了中国人对印度从一种“忽视”到被动的“注意”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他们对印度的看法在相应的改变。对中国人来说，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公开表示敌意的核国家，对中国的安全环境无疑是种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伴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事开支的大幅增加而来，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某种程度上的忧虑。然而，总体来讲，对印度的“注意”没有根本上改变中国人对印度的看法，即印度对中国的安全还没有构成现实的威胁。
随着中印关系快速走上正轨，对印度的“注意”和不满逐步归于沉寂。然而，正如以上谈到的，尽管中国对印度本身的看法没有显著的转变，但中国对大国、特别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中印度所扮演或即将扮演的角色却不敢掉以轻心。例如，在印度核试验后，中国对美国的反应颇为关注。它不希望看到美国与印度在“中国威胁论”的声浪中走到一起。用一位中国官员的话说就是，“如果美国被认为实际上在支持印度，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关系。随着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战略的重新整合，中国在美国人眼中从“战略伙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美国却试图把印度变成一支制衡中国的力量。在新的战略框架下，美印越走越近。瓦杰帕伊2001年访美期间受到华盛顿政要们的特殊款待。不久后，美国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又赶到新德里向印度兜售导弹防御计划，而印度态度“暧昧”地表示支持。对于印度的这些动作，中国尽管反应低调，但感到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