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罕在上海隐姓埋名，潜心著述。但是社会上还是有人关心他的行踪，屡屡打听他的动向，并在报刊上登载他的消息。
“1930年被共产党干部派开除的高语罕，一向在取消派中枢工作，去年曾一度要求干部派恢复党籍，但干部派以其毫无诚意，而拒绝之。故高至今仍为取消派，且为取消派之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外传其已脱离取消派，后回干部派工作，实非事实也。但高之生活问题，尚未能适当解决。盖取消派内经济本甚困难，高氏每月固定所得之生活费，不过十五元，而高之嗜好极多，十五元万不足以维持，幸高能文，已与现代书局接洽妥当，由高为现代编一种丛书，而由现代按月给高若干元，高之生活，即赖此维持。”【注释1】
这篇报道多有不实之处，但所谓“编一种丛书”却是事实。原来，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当时救亡运动已经弥漫全国，语罕没有袖手旁观。
2月7日，他和严灵峰、丁玲、王亚南、施存统、胡秋原、王礼锡、陈望道、樊仲云、梅龚彬、戈公振、汪馥泉等成立著作者抗日会。2月10日，著作者抗日会发表宣言，要求全民抗战，反对政府之不抵抗主义，拥护第19路军。
随后，语罕和久居上海的程演生、李季、王独清等人商定搜集宋、元、明以来关于内乱外患的历史资料，加以有系统的编纂、选择与校勘。当时语罕仍遭通缉，不便出面，遂由邓演生、李季和王独清发起，整理《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陆续出版。
蔡元培为《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作序，叙述了神州国光社的早期历史：“及其季世，邓秋枚先生、黄升申先生、黄晦闻先生始印行《国学丛书》，举霾蕴已久之书，拂拭而流布之。其机关则以印行《神州国光集》之故，而最后定名为神州国光社，以至于今。”【注释2】
当时广东是富庶之区，税源甚富。蒋介石为笼络陈济棠，并使粤军替他看守桂系，故指定中央在粤税收，全部拨给陈济棠作军费。陈济棠的部下陈铭枢利用这个机会以巨资接办了上海神州国光社。
陈铭枢带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他聘请王礼锡为主编。王礼锡建议，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帮助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的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其时陈铭枢因不满现状，亟欲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故欣然接受了。
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相继而来的困境之中，“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题迫切要求得到解答。国际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正同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等集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国内，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在进行着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不能不在中国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中引起极大的反响。
王礼锡乘时而起，他以神州国光社为基地，创办《读书杂志》，以“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主题，向当时不同政治的学术界权威——顾孟余、陶希圣、梅思平、陈独秀、郭沫若等人发起挑战。做了许多抗日宣传工作的王礼锡病逝洛阳后，驻防洛阳的卫立煌本与王礼锡素昧平生，因尊重其为人，慨然出资将其遗体葬于北邙山之麓，与东面白居易墓遥相呼应。
神州国光社也由暮气沉沉一变而为一个声势浩大的新书店，陆续出版了许多进步的马列主义名著。《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就是其中的一种，原来计划编纂36册，300余种。后来因时局关系，语罕避居香港，编纂工作亦即中断，丛书仅出10余册，然而它在当时学术界确实有贡献。
语罕在书中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特别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民族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权归属的唯一因素：“明朝之亡是经过两种斗争：第一时期是国内的社会斗争，即伟大的农民战争结束了他（崇祯）的一统江山；第二时期是外来的民族的侵略战争结束了南明各个小朝廷的偏安之局。这不是说，当国内战争时没有民族战争，而当民族战争时没有国内战争：两者不是截然两起的，恰恰相反，他们常常是参伍错纵、互为因果的。”
“吴三桂之降清，其大前提是新地主对于农民叛乱之不可调和的对立有一致之。吴三桂和克伦威尔都不只是个人的关系可断言也。”
“这一客观的历史真理自然也适用于每一个开门揖盗的卖国贼——张邦昌、秦桧——所以国内斗争激烈的时候，只顾少数集团利益的人，十有八九都心甘情愿出卖民族的利益，古今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真是所在皆有，不算稀奇。”
“一个农业（同时是手工业）立国的民族，往往被一个文化较落后的游牧民族所侵入，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常有的。因为游牧民族因生活动荡不定，遂养成一种好斗的精神，与好战的冒险性，满清之于中国就是这样。”
“人民大众的心理向背是决定民族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权谁属的唯一因素，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以拉拢这一因素为己助，而取得政权，后来也就以欺骗这一因素，失去他的拥护而毁灭，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法则’。”【注释3】
【注释1】虹：《党政文化秘闻：高语罕仍是取消派》，载《社会新闻》1933年第2卷第13期。
【注释2】朱宗震：《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蔡元培序。
【注释3】王灵皋辑录：《崇祯长编》，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