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罕虽然同马炮营起义没有瓜葛，但觉得终日伏案作图，实在没有意思，便托韩衍向参谋处请假，回正阳关在小学里教书。一天语罕忽然接到韩衍的信，要他去帮忙办《通俗报》。语罕就再次跑到安庆，在《通俗报》担任编辑。
韩衍，原名重，字蓍伯，号孤云，江苏丹徒人。他原是北洋督练处文案，深悉袁世凯小站练兵内幕，因密书弹劾袁世凯亲信而辗转逃到安庆。马炮营起义后，他辞去督练公所文案职务，专心创办《通俗报》。
这时，《通俗报》除了韩衍和语罕，还有陈白虚、孙养臞两人。咨议局议员王龙廷及皖北教育会吴性之、杨云麟等人对《通俗报》给予物质上的援助。
韩衍对语罕诱掖奖进之力是很大的。语罕有一次做了一个时评，被孙养臞看见了。孙养臞本来比语罕大十多岁，那时在寿县又小有文名，对语罕自然是不客气的。他看了语罕的文章之后，摇了摇头道：“要不得！你应该找蓍伯去改一改！”
韩衍看了语罕的文章，却满口称赞：“蛮好！为什么不能用？你就说是我做的，他便不会说什么了！”【注释1】
语罕他们文章做好了，便买几个铜板的花生，打一两百钱的高粱烧，吃酒谈天。韩衍便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他在北洋军中的阅历，又说他与通州张季直的关系，历数时之久而没有倦容。
《通俗报》因讥弹社会，过于露骨，获罪于巨室。韩衍被刺五刀，幸免于死。他毫不畏惧，创伤未愈，便在报上发表《告刺客书》：“今有投函本社日：有人谋我，嘱我戒备。信耶？伪耶？果尔，孤云为天职而死，何戒备之有？孤寂洼前，增我尺土梁鸿葬。”【注释2】
《通俗报》因经费困难不得不宣告停版。本来《通俗报》的经费都是几个朋友自己掏腰包拼凑来的。语罕他们在报馆除了伙食外连零用都须自己张罗，“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其窘可知。然而他总是吸着一根纸烟，笑嘻嘻地眼望着社会的前途。”【注释3】
《通俗报》既停版，语罕又回到家乡任小学教师。这时他25岁，心中一线灵光，尚未十分泊没。有时听人家讲学，他便知了就行，研究了哲学、文学，又读了几部佛经，觉得胸中开朗多了。
1911年春天，语罕再到安庆，打算考法官养成所，希望毕业后谋得一官半职。但是见了韩衍，他此行的念头便打得冰消瓦解，意识和行动完全改变了方向。他随着韩衍和革命党人发生关系，革命党人的机关就设在姚家口的萍萃楼客栈。客栈的老板毕捷三，也是一个老革命党人。
语罕和韩衍每天必到萍萃楼客栈走动，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及省中各中学的先进分子，如吴旸谷、廖海粟、王尚山、朱蕴山、常藩侯、石大化、李光炯、卢仲农、易白沙、高亚宾、高一涵、管鹏等也都常在萍萃楼聚会筹划安徽革命事。【注释4】
武昌起义爆发后，江西继武汉而举义旗。安徽巡抚朱家宝为大势所迫，不得不与革命党人虚与委蛇，宣布独立。吴旸谷因安徽革命军力量微弱，朱家宝居心叵测，遂请求督武汉的黄兴，命江西都督李烈钧（时李烈钧为浔阳都督，盖其驻兵九江，南昌非其势力所及）派黄焕章率领一个混成团到安庆，驱逐了朱家宝。黄焕章的军队，本由地痞流氓组成，不到几天便把省城的市面闹得鸡犬不宁。吴旸谷觉得对不起父老，当面严责黄焕章，黄焕章恼羞成怒，将其杀害。
语罕他们一面派人报告武昌革命政府，要求撤回黄焕章军队；一面则做驱黄运动的准备。这时的机关，就设在语罕假寓的清朝两湖总督涂朗轩的孙子涂卓庭的公馆里。他们把全部工作同志及一些热心而勇敢的青年，都聚集到集贤关。
到了北门，城门已经紧闭，黄焕章的守军把语罕他们押解到司令部。幸而那时还托庇“革命”两字之赐，语罕他们虽然留难了几个钟头，但终于未加搜查就被释放了。不然的话，他们必然要步吴旸谷的后尘，做了黄焕章的枪下之鬼。他们用北伐队的名义报告武昌政府攻击黄焕章的一切文件，都在语罕的皮箱内。黄焕章如果看见的话，绝不会放走他们。韩衍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李烈钧，李烈钧亲自来安庆处理此事，将黄焕章的队伍带走了。
李烈钧、黄焕章去后，一时省中无主，韩衍遂发起组织“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一切组织计划及重要文告均出自韩衍之手。韩衍又在安庆近郊的怀宁驿口创办《安徽船日报》，作为新政权的言论机关。韩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首诗：
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第一篙；
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
1912年1月2日，孙毓筠就任安徽省都督，皖省军政府正式成立。孙毓筠是孙家鼎相国的胞侄，天资聪颖且好学，性情豪侠，当时有“信陵平原”的称号。孙毓筠极赏识韩衍，招他去襄助政务。韩衍曾有诗《吟奉孙少侯都督》：
帘垂北斗夜量衣，刺取灯花剑欲飞。
一月待君今至矣，愿留一骑我来归。
韩衍集合以陆军小学学生为中心的多数青年学生，组织保卫省城治安的武装“青年军”，设办事处于法政学堂。
青年军分三个大队，每队设大队长、军监各一，易白沙即是当时三军监之一。三大队之上，则设总队长与总军监各一。总队长由韩衍推荐的廖少斋担任，总军监则由韩衍自任，语罕任秘书长。
大队长负责军事教练。军监就是古时的监军，负责军中政令及文化教育，类似于后来北伐军仿效苏联红军设立的党代表。
韩衍每星期做两次讲演，他的一字一句都深深地打动青年军士的心。青年军队员为革命潮流所鼓荡，都显得朝气勃勃。韩衍又为军营手书一副门联：讲地狱学；作天台游。至遇难，韩衍共讲14次。
韩衍弃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不用，独出心裁地为青年军设计了一面“人”字军旗。旗徽是横长方式白底，上下各一道红色横条，表示天地，中间缀以红色“人”字形，表示青年军顶天立地。大写的“人”字，凝聚了他毕生反对专制主义、弘扬人道主义的信念和理想。
语罕为韩衍的《感旧》作注：“人字旗，先生当时创制为青年军军旗。”
其一
灯下磨枪怒气蒸，丝丝短发血如绳！
誓当共饮长城下，夜渡黄河百丈冰！
其二
长白山头立马时，雪深如海阵云驰。
与君一扫匈奴窟，为执军前“人字旗”。
韩衍还有《赠青年军三百六十队员》：
音符夜叫宝刀寒，莫放虹霓出牖间。
卧尽越薪尝尽胆，灯花如斗一登坛。
音符夜向北风号，百丈花枝压宝刀。
窗底一灯红似酒，飞鸿过尽雪潇潇。
韩衍虽是武将，但与语罕他们日常交往畅谈国事，诗文唱和甚多。每遇囊中羞涩时，韩衍即典当家物易酒，在所不惜。他同妻子林红叶常在自家绿云楼中邀宴语罕，陈独秀、孙传瑗、易白沙等也都是座上常客。
题绿云楼
千钱楼价绿云名，江雨山风占一城。
窗外东流古彭泽，人家种菊祀渊明。
赠林红叶
贫到上书南岳后，一时苦说紫衣新。
相从匹马林红叶，犹是神州画里人。
韩衍拥青年军自重，天马行空，独树一帜。当时南北和议正在酝酿之中，他竭力反对和谈，写了《敬告皖省父老文》：“风云雷动，河山改观，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则造自由平等之幸福，退则引瓜分灭族之惨……愿吾皖父兄昆弟应时乘势，奋臂而起……一面宣布独立，晓谕各属，一面分兵北上，联合鄂军，同谋共进，雪二百数十年奴隶之羞，建万年民国共和之业，时光不再，一发千钧，吾皖同胞，可以兴矣！”【注释5】
当时的皖军总司令柏文蔚屡发电报指责韩衍，要他听从指挥，不可妄动。韩衍却反唇相讥，还把来往电文公布于众，又印成小册子《五日交涉记》，广为散发，而杀身之祸即隐伏于此。
1912年4月中旬的一天夜里，韩衍赴督署议事毕，回家行至同安岭街道时，突遭歹徒连刺数刀，当即倒卧在血泊之中。语罕冒死将韩衍的遗体草草掩埋在北门的大龙山中。
“先生被刺于安庆同安岭时，家徒四壁，缸中只余糙米三升，然而先生含笑入地，言不及私！此皆我所亲见，不能不为世人及全国有血气青年垂涕而道之者也！”【注释6】
韩衍死后，青年军同仁把他的讲义印成单行本，名曰《青年军讲义》，又名《韩衍子》，后由语罕在《中华新报》做过一番详细的疏证，取名《青年军讲义疏解》。【注释7】
韩衍遗孀林红叶变卖掉绿云楼，携子韩雁门、女韩秀兰离开安庆。后韩雁门由语罕推荐赴欧洲留学，归国后曾任县长、上海大学教授等职，并在语罕等人的帮助下，整理了《蓍伯遗著》。语罕为之作了长序，高度评价韩衍：“先生的思想既如是之奇特，所以他的文学天才，也就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神气。先生的文字精悍锋利，一字一刀，而他的蕴藏之美，又可以在近代文学上独具风格；而且他善于运用语录体，再进一步，便是极出色的白话文。假使他在五四运动时代还生存，那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一定不只是陈（独秀）胡（适之）两人。他的白话文，一定表现出最优秀的形式与最光彩的精神。单就这一点说，先生之牺牲太早，也是中国文化运动上莫大的损失！”
“诗人不独要以文采自见，也不独是做一个革命的歌者，尤贵乎把他的天才的作品与革命的实践打成一片，蓍伯先生正是这样一个革命的诗人！不但他的诗文足以俯视当世，睥睨前人，而他的实践的革命精神与组织的能力，更足以典型百世。他说‘生平饥困至缸无粒米，不以置念，惟作一书，对缄既毕，无邮资购贴印花，日徘徊于邮筒之侧，觉四海八荒之风云，斯时皆助我凄咽’！”
这是真的，我和先生共事时，从来没有听他发过牢骚，起什么身世之感，又从没有看见过他因穷促不堪而露出什么失望的神气。他常说‘我从来不曾叹过气’。我再重说一遍：这是真的。其铭砚词有曰：
破山得龙腹出肝，入世磨墨沧海干，置之沸鼎生微寒！
其诗若此，其文若此，其为人也亦若此。呜呼！吾尚何言！【注释8】
【注释1】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载韩衍：《蓍伯遗著》，第5页。
【注释2】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载韩衍：《蓍伯遗著》，第5页。
【注释3】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载韩衍：《蓍伯遗著》，第5页。
【注释4】李宗邺：《回忆高语罕》，载中共寿县党史办公室：《寿县革命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注释5】韩衍：《蓍伯遗著》，第76页。
【注释6】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载韩衍：《蓍伯遗著》，第12页。
【注释7】语罕后在德国留学时，曾发愿要写一部《青年军始末记》，以辛亥革命后的安徽独立运动为主要资料，而叙述则以青年军之产生、发展和消灭为线索。可惜，由于当事者在世、为尊者讳等各种原因，这部书最终并没有写出来。
【注释8】高语罕：《韩蓍伯先生遗著序》，载韩衍：《蓍伯遗著》，第2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