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四时期文学
概述中国现代文学，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算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经历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中，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一，1917年至1927年的五四时期文学；其二，1928年至1937年的左翼时期文学；其三，1938年至1949年的战争时期文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这样的构架来划分的话，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每一个时期的文学，各有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五四时期文学的发展，当然也在承续着晚清以来的文学变革态势与思想资源，此前，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进下，改良与社会变革的要求就在文学作品中有着反映。五四时期文学的诉求，主要反映在思想和形式方面。思想领域的诉求主题，就是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救亡与启蒙的声音。在五四启蒙的声音下，文学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碎旧有的封建桎梏、反抗旧的道德伦理、解放人性。救亡的声音，不仅仅表现在1935年之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赤裸裸的侵华政策，在此前，有志之士对于民族在西方强势国家的迫压之下的忧患，以及由此感到的中国古老文化所具有的诸多积弊亦有激烈的反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对西方文化的热情接纳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带有共同性的声音。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欲求中国的现代化，五四运动在其带动下，所表达的是一批对国家民族的积弱之势处于焦急状态的志士们的共同心声。
因此，一大批革命家出自文学队伍也就不难理解，这也奠定了现代文学传统同革命的紧密联系的深层根源。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有着那么激越的笔调。这也预示了文学的一种救世趋向。同时，文学的另一种功能——适情娱志——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总是会处于被挤压的状态之中。具有风华雪月情调的文学作品，尽管也许在和平盛世会被人们品味赞赏，以至于喜爱有加，但它却怎么也无法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占到重要的位置。在这儿还值得一提的是，科举制度被取消后，新的刊物的创办，使一批作家能依靠稿费养活自己，职业作家队伍的形成，客观上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达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紧接着是走马灯似的军阀统治。有意味的是，在频频更替的军阀统治中，由于他们还来不及在思想文化上实施严酷的统治，倒为思想文化的解放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于是中国的文化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形成了。在这种局面下，一本影响了一代人的刊物《新青年》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这是一个有力的标志和讯号，从此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面貌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特别是1917年《新青年》搬到北京以后，更是发挥了她的革命性的巨大影响。在《新青年》的周围，聚集起一大群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主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都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人物，并且对以孔教为中心构成的封建纲常伦理和专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同时，对西方文化广泛吸收引进，各种学说、主义，如人道主义、进化论、超人哲学和社会主义思潮，纷纷登上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刷新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为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提供了各种武器。北京大学此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与两个人物分不开——蔡元培和陈独秀。蔡元培此时作为北大校长，在文化上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立场，并聘请了一大批持各种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学者，新旧思潮在北大讲坛上自由竞争，大大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的发展，最后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陈寅恪等人物都受聘于北大，使北大真正成为一个新思想的发源地。另一个人物是陈独秀，他的思想锋芒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胡适的观点，阐明了新文学推行白话语体文的基本立场，并宣称要确立白话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位置。这样，文白之争成为当时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之一。陈独秀紧接着为之呼应，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目标，言称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要建立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继胡适陈独秀之后，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起而响应，并为白话文的推广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文学革命相伴着新文化运动，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尽管也遭到旧势力的三次抵抗，但在洪涛面前，其声音更显微弱。第一次跳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翻译大家林纾（琴南），他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等，攻击北大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第二次是发生在1922年的“学衡派”与新派的论辩，代表人物是梅光迪、胡先箫、吴宓。这些人物都曾留学美国，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在中西文化比较的构架当中，更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要，于是要坚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维护传统文化。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站在时代主潮的对立面，看不清历史变革的大趋向。
他们的一些见解观点从文化累积与学理建树的角度看，也不乏一些深刻的洞见。鲁迅写了《估学衡》，对他们的保守立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第三次发生在1925年的与甲寅派的论争，论争的对象是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他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一文，认为白话文断不能取代文言文，提倡“读经救国”。这三次大的抵抗，尽管所阐述的观点意见也有合理之处，但在新文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时刻，这样的意见，反而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之，未得到另一阵营的认真对待。当文学革命逐渐取得成效时，在创作领域，有着瞩目的实绩的是鲁迅。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吃人”的封建伦理制度；随后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不管就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此外，《新青年》、《新潮》、《学灯》等杂志，也相继推出了一批新小说，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杨振声的《渔家》、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许地山的《命令鸟》、王统照的《春雨之夜》、郁达夫的《沉沦》等；诗歌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蕙的风》等。文学革命发轫之初，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沐浴着西方文化思潮，是在外来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惊涛骇浪式的中西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汇，许多重要的思想正是在此刺激下产生的。周作人在写作《人的文学》时，就先翻译介绍了欧洲文艺复兴如何“发现了人”，人道主义如何主张“灵肉的一致”。鲁迅参照近代小说的格式，运用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手法，写出《狂人日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等的影响，可以在郭沫若的《女神》中读出。郁达夫的《沉沦》，带有自述传式的抒情小说，则有着日本的私小说和欧洲的浪漫主义的影子。新文学初期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过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
易卜生的“问题剧”，也带起了文学研究会一大批作家写起“问题小说”来。文学热也带来了文学刊物和文学社团的剧增，1923年还仅仅只有文艺性刊物50多种，到1925年就翻了一倍，发展到100多种，文学社团也从40多个激增到100余个。比较有影响的社团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浅草社、湖畔诗社等。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于1921年1月，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等十二人。他们以《小说月报》作为会刊，后来发展会员170多人。他们因为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流派。创造社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成员基本上是留日的中国学生，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等人，先后办有《创造》、《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的艺术”，认为文学应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重视创作中的“直觉”和“灵感”，作品侧重于自我表现，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都带有这样一些特点。新月社是由一批旅英美的学生构成，成立于1923年，主要成员有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1926年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的《诗镌》作为他们的代表性阵地。他们提倡新格律诗，又被称之为新格律派。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11月，办有《语丝周刊》，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冯文炳、俞平伯等。他们在进行社会文化批评时，创造了一种随笔文体，被称为“语丝体”，在散文发展中影响颇大。
1922年成立的浅草社，办有《浅草》季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组成沉钟社，创作方面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表现知识青年的苦闷生活和忧郁的情感。湖畔诗社以写爱情诗而闻名，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1922年4月出版了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假若对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潮流和趋向作以概括的话，我们发现，新文学具有一种理性精神，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提出的对国民性的改造，对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对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郭沫若在《女神》中的泛神论思想的思考，郁达夫在对道德及心理范畴的探索，对婚姻爱情、个性解放的描写，都显示了理性精神的一面。另外就是感伤情调的流行。一批作家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孤独、彷徨等情绪，如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运鸟》，庐隐的《海滨故人》等作品。《女神》中也有不少篇章是感伤的。个性化追求是五四时期又一趋向。民族的忧结和个人的忧结融合到了一起，这是提倡个性、鼓励个性发展的年代。在五四时期，各种文化思潮纷呈，各种创作方法并存，尽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逐步成为主流，但并未处于独尊的位置，思潮方法多元并存，构成了非常活跃的创作局面。
鲁迅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幼年受过诗书经传的传统教育。
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石。此后积极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主将和旗手。1930年后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同盟等进步团体，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一生创作近400万字，翻译500多万字，整理古籍近60万字。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杂文集《且介亭文》、《坟》等。伤逝——涓生的手记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低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莫非她翻了车么？
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她在她叔子的家里大约并未受气；我的心宁帖了，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海里的纪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彻，坚强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于她能算什么东西呢？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
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小半是我们以为不相宜。起先我们选择得很苛酷，——也非苛酷，因为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后来，便只要他们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厢房。
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女孩子，雇一个乡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的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惟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份去，她是住不舒服的。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地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地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子君也逐日活泼起来。但她并不爱花，我在庙会时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四天不浇，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没有照顾一切的闲暇。然而她爱动物，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不一月，我们的眷属便骤然加得很多，四只小油鸡，在小院子里和房主人的十多只在一同走。但她们却认识鸡的相貌，各知道那一只是自家的。还有一只花白的叭儿狗，从庙会买来，记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给它另起了一个，叫作阿随。我就叫它阿随，但我不喜欢这名字。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们常说，我们总还得雇一个女工。
这就使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听出来了，也还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导火线便是两家的小油鸡。但又何必硬不告诉我呢？人总该有一个独立的家庭。这样的处所，是不能居住的。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的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我曾经忠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我所预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这在会馆里时，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到现在才发生效验，已经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因为我早就决定，可以给别人去钞写，或者教读，或者虽然费力，也还可以译点书，况且《自由之友》的总编辑便是见过几次的熟人，两月前还通过信。
但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她说。她的话没有说完；不知怎地，那声音在我听去却只是浮浮的；灯光也觉得格外黯淡。人们真是可笑的动物，一点极微末的小事情，便会受着很深的影响。我们先是默默地相视，逐渐商量起来，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一面写信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说明我目下的遭遇，请他收用我的译本，给我帮一点艰辛时候的忙。“说做，就做罢！来开一条新的路！”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过那黯淡的灯来。我先拟广告；其次是选定可译的书，迁移以来未曾翻阅过，每本的头上都满漫着灰尘了；最后才写信。我很费踌蹰，不知道怎样措辞好，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缭乱，忽然有安宁的生活的影像——会馆里的破屋的寂静，在眼前一闪，刚刚想定睛凝视，却又看见了昏暗的灯光。
许久之后，信也写成了，是一封颇长的信；很觉得疲劳，仿佛近来自己也较为怯弱了。于是我们决定，广告和发信，就在明日一同实行。大家不约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无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坚忍倔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现在总算脱出这牢笼了，我从此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小广告是一时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但译书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过，以为已经懂得的，一动手，却疑难百出了，进行得很慢。然而我决计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边上便有了一大片乌黑的指痕，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自由之友》的总编辑曾经说过，他的刊物是决不会埋没好稿子的。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然而又加以阿随，加以油鸡们。加以油鸡们又大起来了，更容易成为两家争吵的引线。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使她明白了我的工作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后，大约很不高兴罢，可是没有说。我的工作果然从此较为迅速地进行，不久就共译了五万言，只要润色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两篇小品，一同寄给《自由之友》去。只是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于是吃我残饭的便只有油鸡们。这是我积久才看出来的，但同时也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后来，经多次的抗争和催逼，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我们和阿随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鲜肥；可是其实都很瘦，因为它们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几粒高粱了。从此便清静得多。只有子君很颓唐，似乎常觉得凄苦和无聊，至于不大愿意开口。我想，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
但是阿随也将留不住了。我们已经不能再希望从什么地方会有来信，子君也早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起来。冬季又逼近得这么快，火炉就要成为很大的问题；它的食量，在我们其实早是一个极易觉得的很重的负担。于是连它也留不住了。倘使插了草标到庙市去出卖，也许能得几文钱罢，然而我们都不能，也不愿这样做。终于是用包袱蒙着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还要追上来，便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我一回寓，觉得又清静得多了；但子君的凄惨的神色，却使我很吃惊。那是没有见过的神色，自然是为阿随。但又何至于此呢？我还没有说起推在土坑里的事。到夜间，在她的凄惨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奇怪。——子君，你怎么今天这样儿了？”我忍不住问。“什么？”她连看也不看我。“你的脸色……。”“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我终于从她言动上看出，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我拣了一个机会，将这些道理暗示她；她领会似的点头。然而看她后来的情形，她是没有懂，或者是并不相信的。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哪里去呢？大道上，公园里，虽然没有冰冷的神情，冷风究竟也刺得人皮肤欲裂。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好在我到那里去也并非为看书。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都是单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书，作为取暖的口实。这于我尤为合式。道路上容易遇见熟人，得到轻蔑的一瞥，但此地却决无那样的横祸，因为他们是永远围在别的铁炉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炉边的。那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屋子和读者渐渐消失了，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冷了起来，火炉里的不死不活的几片硬煤，也终于烧尽了，已是闭馆的时候。又须回到吉兆胡同，领略冰冷的颜色去了。近来也间或遇到温暖的神情，但这却反而增加我的苦痛。记得有一夜，子君的眼里忽而又发出久已不见的稚气的光来，笑着和我谈到还在会馆时候的情形，时时又很带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来的超过她的冷漠，已经引起她的忧疑来，只得也勉力谈笑，想给她一点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回向我的耳目里，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子君似乎也觉得的，从此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镇静，虽然竭力掩饰，总还是时时露出忧疑的神色来，但对我却温和得多了。我要明告她，但我还没有敢，当决心要说的时候，看见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暂且改作勉强的欢容。但是这又即刻来冷嘲我，并使我失却那冷漠的镇静。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做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常觉得难于呼吸。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
不独不是这个，连这人也未尝有！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极冷的早晨，这是从未见过的，但也许是从我看来的怨色。我那时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她所磨炼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拽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幸而是早晨，时间正多，我可以说我的真实。我们的新的道路的开辟，便在这一遭。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她还是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我也就断续地说完了我的话，连余音都消失在虚空中了。“是的。”她又沉默了一会，说，“但是，……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我觉得这似乎给了我当头一击，但也立即定了神，说出我的意见和主张来：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临末，我用了十分的决心，加上这几句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我同时预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我不能看下去了，幸而是早晨，我冒着寒风径奔通俗图书馆。在那里看见《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
这使我一惊，仿佛得了一点生气。我想，生活的路还很多，——但是，现在这样也还是不行的。我开始去访问久已不相闻问的熟人，但这也不过一两次；他们的屋子自然是暖和的，我在骨髓中却觉得寒冽。夜间，便蜷伏在比冰还冷的冷屋中。冰的针刺着我的灵魂，使我永远苦于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还很多，我也还没有忘却翅子的扇动，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而且，真的，我预感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写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已经有三封信，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两张书券：两角的和三角的。我却单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邮票，一天的饥饿，又都白挨给于己一无所得的空虚了。然而觉得要来的事，却终于来到了。这是冬春之交的事，风已没有这么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经昏黑。就在这样一个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没精打采地回来，一看见寓所的门，也照常更加丧气，使脚步放得更缓。但终于走进自己的屋子里了，没有灯火；摸火柴点起来时，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正在错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来叫我出去。“今天子君的父亲来到这里，将她接回去了。”她很简单地说。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脑后受了一击，无言地站着。“她去了么？”过了些时，我只问出这样一句话。
“她去了。”“她，——她可说什么？”“没说什么。单是托我见你回来时告诉你，说她去了。”我不信；但是屋子里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我遍看各处，寻觅子君；只见几件破旧而黯淡的家具，都显得极其清疏，在证明着它们毫无隐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转念寻信或她留下的字迹，也没有；只是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我似乎被周围所排挤，奔到院子中间，有昏黑在我的周围；正屋的纸窗上映出明亮的灯光，他们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沉静下来，觉得在沉重的迫压中，渐渐隐约地现出脱走的路径：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想到旅费，并且嘘一口气。躺着，在合着的眼前经过的预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经现尽；暗中忽然仿佛看见一堆食物，这之后，便浮出一个子君的灰黄的脸来，睁了孩子气的眼睛，恳托似的看着我。我一定神，什么也没有了。但我的心却又觉得沉重。我为什么偏不忍耐几天，要这样急急地告诉她真话的呢？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虚空。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
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之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然而她却自始至终，还希望我维持较久的生活……。我要离开吉兆胡同，在这里是异样的空虚和寂寞。我想，只要离开这里，子君便如还在我的身边；至少，也如还在城中，有一天，将要出乎意表地访我，像住在会馆时候似的。然而一切请托和书信，都是一无反响；我不得已，只好访问一个久不问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经出名的拔贡，寓京很久，交游也广阔的。大概因为衣服的破旧罢，一登门便很遭门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见，也还相识，但是很冷落。我们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自然，你也不能在这里了，”他听了我托他在别处觅事之后，冷冷地说，“但那里去呢？很难。——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罢，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惊得没有话。“真的？”我终于不自觉地问。“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我已经忘却了怎样辞别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说谎话的；子君总不会再来的了，像去年那样。她虽是想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来走所谓人生的路，也已经不能。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自然，我不能在这里了；但是，“那里去呢？”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我还期待着新的东西到来，无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无非是死的寂静。我比先前已经不大出门，只坐卧在广大的空虚里，一任这死的寂静侵蚀着我的灵魂。死的寂静有时也自己战栗，自己退藏，于是在这绝续之交，便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一天是阴沉的上午，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连空气都疲乏着。耳中听到细碎的步声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睁开眼。大致一看，屋子里还是空虚；但偶然看到地面，却盘旋着一匹小小的动物，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我一细看，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来。那是阿随。它回来了。我的离开吉兆胡同，也不单是为了房主人们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为着这阿随。但是，“哪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我约略知道，也间或依稀看见，觉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也还只有会馆是还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
长久的枯坐中记起上午在街头所见的葬式，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聪明了，这是多么轻松简截的事。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了。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但是，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现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
【提示】本篇收入短篇小说集《彷徨》。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争取婚姻自由时，表现得十分坚决勇敢。但在严酷的现实生活的考验面前，一个被逼回到了曾经反叛出走的“家”，在忧郁苦闷中死去；一个带着沉重的悔恨和悲哀艰难地探索着新的生路。鲁迅通过这幕爱情悲剧，控诉了发生悲剧的社会环境，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动摇和妥协性。同时说明，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道路，离开整个社会的改革是走不通的。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文字优美，情感真切，从头至尾贯穿着一股忧郁而浓厚的感情，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思考练习】
1.作者怎样通过一些生活琐事表现子君思想的变化？
2.涓生、子君的悲剧有什么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