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和柏拉图一样极负盛名的哲学家和诗论家。他师从柏拉图约20多年，公元前335年开始在雅典授徒讲学，称为逍遥派。亚里士多德所著之书相传有400多卷，著作涉及一切知识领域，约而言之，可分为伦理学、形而上学、物理学、美学和诗学等。他的文艺理论，在各种著作中均有触及，而专门讨论文艺的有《诗学》和《修辞学》。
《诗学》讨论的主要内容是诗歌和悲剧。《诗学》之前，亚里士多德还写过《诗人论》对话一篇和《荷马问题》，都和诗论有关。《诗学》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篇重要的诗学论著，亚里士多德也是第一个用科学的观点、方法来阐明诗学概念和诗学问题的人。在《诗学》中，他先确定研究的对象是诗，指出诗和其他艺术的异同，然后把诗分类，分析各种诗的成分和各成分的性质，逐步找规律，探索各种诗的创作原则。《诗学》共26章，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据说《诗学》共两卷，第二卷已失传，失传的这卷可能论及喜剧。至于抒情诗，古希腊人认为属于音乐，可能因为其中没有布局，所以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没有论及抒情诗。
根据一些专家的看法，现存的《诗学》分为五部分。参见罗念生《诗学》译后记。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部分为序论，包括第一章到第五章。亚里士多德先分析各种艺术所摹仿的对象、摹仿所采用的媒介和方式；由于对象不同、媒介不同、方式不同，各种艺术之间就有了差别。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了诗的起源，追溯了悲剧和喜剧的历史发展。第二部分包括第六章到第二十二章，讨论的是悲剧。亚里士多德先给悲剧下了定义，然后分析它的成分，特别讨论了情节和“性格”，最后讨论悲剧的写作，尤其突出词汇和风格。第三部分包括第二十三章到第二十四章，主要讨论史诗。第四部分，即第二十五章，讨论批评家对诗人的指责，并提出了反驳这些指责的原则和方法。第五部分，即第二十六章，比较史诗与悲剧的高低，指出悲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艺术的效果，达到摹仿的目的，因此悲剧的地位比史诗高。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世界诗学史上较为完整、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深远的一部著作。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文化史上首次构建了系统的诗学理论。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哲人，都只从自己的自然哲学或道德原则出发，零散地论断诗学思想。柏拉图的对话篇中较多地讨论了诗与哲学、诗的本质、诗人的灵感以及诗歌的社会功用等问题，但它们是“理念”论原则的推演，附属于他的政治哲学，并且表现了他对荷马以来众多诗人及其优秀作品的敌视、排斥态度。他的对话篇才华横溢，别具艺术风格，在西方文学史上颇有地位与影响，但是并未构成一种总结艺术创作经验、自成严谨体系的诗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先哲们迥然不同，他采取现实主义观点，探索希腊艺术的历史演变，剖析宏美的希腊艺术杰作，从中提炼诗学范畴，总结诗学发展规律和创作原则，高度肯定艺术的社会功用，焕发出深刻的艺术哲学思想。他的诗学，堪称为希腊古典文明中辉煌艺术成就的哲学概括。《诗学》是西方美学的开山杰作，它从哲学高度提炼魅力永恒的希腊艺术精神；用现实主义观点，探索希腊艺术的历史演变，总结其发展规律和创作原则，高度肯定艺术的社会功用；以哲学的睿智建树了西方第一个比较系统、合理的美学理论，深刻论述了艺术的本质，以悲剧为代表的艺术创作原则，以及艺术认知社会人生、教化伦理道德、陶冶审美情操的功用，真正体现了希腊艺术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对后世西方美学思想、艺术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他的许多合理见解，至今仍值得借鉴。下面我们将从几方面加以论述。
一、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
（一）诗歌等艺术活动是创造性的摹仿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完全相反，他肯定艺术有创造性，艺术对现实的摹仿绝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照镜式的摹仿”，而应该是“创造性的摹仿”；艺术摹仿的对象是现实，不是柏拉图“理念”的影子，是现实世界的事物及其比如规律或内在本质。例如关于诗体悲剧的摹仿对象，亚里士多德写道：
诗人在安排情节，用言词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应竭力把剧中情景摆在眼前，唯有这样，看得清清楚楚——仿佛置身于发生事件的现场中——才能作出适当的处理，绝不至于疏忽其中的矛盾。
也就是说，认识了对象所包含的矛盾，方能摹仿或揭示事物的本质。他还说，“只有经验的人对于事物只知其然，而艺术家对于事物则知其所以然。”“与经验相比较，艺术才是真知识；艺术能教人，只凭经验的人不能。”这更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已经窥见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都源于感觉经验，从而明确艺术摹仿从属于现实并对现实具有变革和教育作用。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列出三种摹仿对象：
诗人既然和画家及其他造型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摹仿者，那么他必须摹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
正像索福克勒斯所说，他按照人应该有的样子来描写，欧里庇得斯则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
（《诗学》，第92、94页）
亚里士多德本人则强调第三种“应当有的事”，认为其中对象即使不可能，仍然为诗人、艺术家所向往，从而阐明了摹仿方式、方法本身即创作的道理，因为：
如果诗人写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固然犯了错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写，达到了艺术目的，能使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诗更为惊人，那么这个错误是有理由可辩护的。
一般来说，写不可能发生的事，可用“为了诗的效果”、“比实际更理想”、“人们相信”这些话来辩护。为了获得诗的效果，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诗学》，第93、101页）
“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已经成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名言或警句，它使我们看到亚氏的诗学观的一个方面，即它符合亚氏的“艺术必然是创造”这个基本原则。
诗或艺术必然是创造，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心思想，触及制作、艺术与诗的本质。他在其他著作（例如《政治学》等）中也有所论述，如诗歌属于“创造，而非执行”，“以弥补自然之不足为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的本质在于弥补不足，从而有所创造。因此，被动的、机械的摹仿不能称为艺术，这样就突破了古希腊关于艺术的狭隘含义——一切制作及制作的技法。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了“想象”这个词，并把它作为艺术的创造性摹仿的同义词，并提出了想象和判断的区别。“即使没有现实和可能的感觉，想象仍会发生，例如梦中见物。”判断所依的“一切感觉都是真实的，而许多想象则是虚假的。”“想象之权在我们自己，而且随时都可以想象，但是对于判断，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真、假之间有所抉择。”在欧洲文论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把诗、创造性摹仿、艺术想像之间画上等号的人。
（二）诗歌等一切艺术皆源于摹仿
希腊艺术摹仿希腊人的生活，摹仿的艺术本身又是希腊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希腊的大量艺术作品都表现了希腊神话传说。神正是对希腊人自身的摹仿。希腊诸神与英雄就是摹仿希腊人活动的艺术形象。至希腊古典文明时期，更多艺术作品包括悲剧，已直接表现尘世社会生活。艺术本源于摹仿；艺术以感性形象摹仿人的交往活动和精神生活；艺术形象同人的生活世界的事物原型有相似性。在亚氏看来，正是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不同，产生并区分了不同种类的艺术。
摹仿手段指表现艺术形象的媒介，主要是声音和形体动作、颜色和构形、语言和韵律等。亚里士多德大体就三种手段说明了音乐和舞蹈、绘画和雕塑、狭义的“诗”三大类艺术的产生。在音乐和舞蹈方面，音乐使用音调和节奏，舞蹈使用形体动作，摹仿人的情感或活动。它们是远古希腊人在劳作、祭神中最早产生的摹仿艺术。亚里士多德尤其肯定并重视音乐的手段摹仿人的性情，他在《政治学》中也指出：节奏和曲调摹仿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所有其他正反的情绪和品性，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同人心息息相通，会产生比普通快感更为崇高的体验。至于绘画和雕塑，它们使用颜色与构形摹仿。希腊古典时期，神像画和人的肖像画达到较高水平，雕塑艺术成就相当高超。刻画神和人的雕塑是当时造型艺术的主体，表现出永恒的艺术魅力。狭义的“诗”，即史诗、颂歌、抒情诗、讽刺诗和悲剧、喜剧等文学形式，都使用有韵律的语言摹仿人的活动、情感、性格。荷马史诗和女诗人萨福的抒情诗为后来希腊的各种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悲剧与喜剧通过使用语言对白手段，结合音乐、舞蹈，综合、深入地摹仿人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在各方面都是一种高级的、具有较高价值的艺术形式。他在《诗学》中最重视研究的史诗和悲剧，分别是早期和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狭义的“诗”中，语言与韵律的手段必须创制艺术形象，摹仿人的情感和行为，才能成为诗的艺术。他在《诗学》第一章的结尾处说，如果有人用韵文写医学、物理学著作，或者用韵文写自然哲学，他们都算不上是诗人（《诗学》，第5—6页）。
摹仿对象不同，则使每种艺术内部产生不同的类型。摹仿对象是处于活动中的人，他们有品性差别，或高尚、或一般、或卑劣。这样，摹仿内容不同，使各种艺术内部发生类型差异。就以戏剧为例：“戏剧”的希腊文drama一词，有“动作”的词源意义，故戏剧的本义指动作摹仿。悲剧指严肃戏剧，主要摹仿高尚人的高尚行为；喜剧则主要摹仿卑劣人物的活动。这就是两种戏剧形式的差别。亚里士多德指出：这里说的“卑劣”，并非一定指“恶”，而是指“滑稽”，属于“丑”，是不引起痛苦与灾难的“丑”。艺术中的“丑”，也能给人艺术美的愉悦。（参见《诗学》第五章）
用同种手段摹仿同种对象，因摹仿方式不同，也会产生艺术形式的差异。如在“诗”中，荷马史诗用语言叙述方式，悲剧和喜剧则用演员动作、韵文对白方式来摹仿。
亚里士多德论述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不是为了对艺术作技术性分类。“实质上，他阐述了：艺术本源于摹仿；艺术是对人的外在活动和内在品性的摹仿，人是艺术的主体和主题；艺术以创制性的形象真实反映人的生活，艺术美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种论述和柏拉图主张艺术只是对“理念”的双重隔层摹仿的论点显然是对立的。
（三）摹仿与愉悦和“美化”现实
亚里士多德把诗歌等艺术活动的摹仿与快感联系起来。他在《诗学》第四章的开头指出：
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
（《诗学》第四章）
在现实中，丑恶的事物使人反感，但通过艺术的摹仿，其形象却令人感到愉快，具有快感，艺术的形象毕竟是理想化的现实，所以，诗歌等艺术活动并不排斥描写丑恶的东西。美令人愉悦、引起快感。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并不只是由于对称、秩序、确定性的形式美引生快感，更重要的是由于求知是最快乐的事，所以人类在摹仿中感到愉悦。他说：“求知不仅对哲学家是最快乐的事，对一般人亦然”（《诗学》第四章）。正因此，诗能产生美的愉悦和快感。
求知的欲望来自摹仿，摹仿促进了求知欲望。亚里士多德认为，诗发源于人的双重本性：人天生有摹仿的禀赋；人天生就对美的事物表现出一种美感能力。他在《诗学》第四章开宗明义地指出：
一般来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
（《诗学》第四章）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摹仿实际上是人的求知本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摹仿产生的艺术是以形象方式认识实在、通达真理的特殊求知活动。凭借实践智慧把握关于人的特殊行为的实践知识；凭借实践智慧把握显示必然性的特殊形象，形成创制知识，即诗或艺术。当亚里士多德在肯定摹仿是人的天性时，也肯定了摹仿的价值：知识与快感。这对于柏拉图批评艺术摹仿的两大理由，即外部的无知识价值，内部的心理学上的卑劣的、非理性的情感都是釜底抽薪。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中说，“摹仿者对于摹仿题材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摹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摹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关于快感，亚里士多德有三重说明：第一，快感是自然发生的，由摹仿的行为或对象必然带来快感，它并不是卑劣的、非理性的。第二，艺术作品的形式因素音调节奏感的产生出于天性，因形态不同，各有其独特的快感，如悲剧快感，或史诗快感，两者之间是不同的。第三则是由不同形式的作品会引起不同的心理效应，这里的心理效应是指在快感基础上产生的心理反应过程。亚里士多德强调，艺术的摹仿不是照样画葫芦，不是消极直观地映象；艺术中的真理是一种能动的“解蔽”即呈现真理，是洞察人和生活的本质。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艺术欣赏与求知这两者统一起来了。他认为艺术作品必须给予人们一定的知识，而知识也应当借助于一定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对于美学和诗学的发展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摹仿还可以美化现实，美化生活。他说：
既然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诗人就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诗人摹仿易怒的或不易怒的或具有诸如此类的气质的人（就他们的性格而论），也必须求其相似而又善良。
（《诗学》第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