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围子战斗结束后，蔡智诚被送到了忠义集。虽然很不愿意做出举手投降的动作，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几个月前的那种“党国文天祥”的气概，所以也只得乖乖地听从命令，在解放军的指挥下走向了集结的地点。
忠义集的路口摆着几个大木盆，木盆里边有毛巾，蓬头垢面的俘虏都必须在这个地方进行“卫生清理”——也就是在卫兵的监视下洗一洗脸，并且解开自己的衣服拍打一番——这个举措当然具有勘验身份、检查随身物品的功能。但经过了如此这般的折腾，原本萎靡不振的人们也确实显得精神了许多。
洗去了脸上的尘土，袒露出来的不仅是清晰的五官，眉眼之间的几分羞涩也就同时显现了出来。世界上大概不会有哪个军人会对缴枪投降的行为觉得毫无愧疚，即便国民党兵也是一样。“清洁”过后的俘虏们面面相觑，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为自己的落魄下场寻找着理由。
“解放军的炮火太猛了，从没见过这样的。”
“那是，上午几万发炮弹，下午几万斤炸药，这个仗根本没办法打。我们那个班，还没有等到正规交手就被干光了，只剩下我一个……”
“再坚固的工事也不管用，十几天的辛苦全都是白费。我们的碉堡和战壕一下子就垮了，人被震得像喝醉了一样，解放军冲过来喊缴枪不杀，可我们的枪都被埋在土里了，哪里还找得到……”
据说，何玉林团长在解放军总攻刚开始时就下令放弃抵抗了。他先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然后就坐在个石辘子上等着当俘虏。那石辘子的旁边还摆着两副担架，左边的是85师师长吴宗远，右边的是255团团长李剑民……可奇怪的是，整个阵地都投降了，只有255团第3营还在东北角的外壕附近抵抗了几十分钟。这让大家觉得十分纳闷：“喂！你们可真够可以的，敬礼号吹了那么久，怎么还在打？”
“哎呀，耳朵被震聋了”，来自3营的俘虏兵立刻显出了一副特别无辜的表情，“我们趴在壕沟里放枪，一直把子弹打完了才听见军号声……”
过了没多久，解放军的代表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叉着腰问：“这里面有当官的没有？国民党军官出列！”
俘虏堆里随即站出来几个人，很快就被带走了，蔡智诚埋着脑袋没有吭声。
那几个军官走了之后，干部模样的人立刻换了一副轻松的语气，说：“好了好了，反动派已经被赶走，在这里的都是受压迫的贫苦弟兄。大家不要怕，你们是被反动派逼着上战场的，遇到解放军就是被解放了，你们翻身了，自由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咱们先吃饭，再拉拉家常吧。”
于是就开饭。小半斤一个的白面馒头、香气四溢的猪肉炖菜汤，用箩筐装着、用木盆子盛着，一样样地抬了上来。在杨围子饿了好些天的国民党兵们哪里经得起这个诱惑，立刻全都扑上前来，有的用手抓、有的用帽子装、有的用衣服兜，你争我夺，狼吞虎咽。那些体质弱、力气小的就被挤在了外面碰不到饭食，急得哇哇直叫唤。而解放军的代表却并不做任何干涉，他们笑嘻嘻地站成一排，在干部的指挥下齐声唱起歌儿来：
天下穷人是一家，不分什么你我他，
我们吃尽人间苦，养肥富人一大家。
天下穷人是一家，蒋介石害我们互相残杀，
要打他就打，要骂他就骂，哪有穷人说的话。
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翻身力量大，
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地主军阀都打垮。
……
解放军的“心战”开始了——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治指导员的蔡智诚老早就听说过这个战术的厉害，他立刻本能地提高了警惕，小心地戒备起来。
果然，等俘虏们差不多吃饱了以后，解放军的政工队员就坐进了人群之中，态度和蔼地跟大家聊起天来，问的无非是“你是哪里人啊？”“当兵多长时间了？”“在家里做些什么呀？”之类。有个解放军也来找蔡智诚套近乎，可没想到蔡指导员的回答是：“家严生前致力于化学工业，鄙人目前正在钻研植物学。”那位憨厚的北方大汉顿时就懵了——这显然超出了该同志的阅历范围，他愣了老半天，然后就去找其他人说话去了。
其他人的谈话氛围还是非常融洽的，话题从“你们那里是种稻子还是种麦子？”“收成怎么样？”“地租征多少？”说起，然后渐渐地就骂到了地主的头上。俗话说，饱吹饿唱，一帮俘虏填饱了肚皮，放宽了心思，敞开胆子海阔天空，三两下又从骂地主变为了骂军官。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兵的挨打受气简直是家常便饭，这些穷苦的弟兄们被共产党怂恿了几句，立刻就把所有的委屈全都想起来了。大家一个个怒不可遏，就连吃败仗的原因也从先前的“解放军炮火太猛烈”变成了“国民党太坏没良心”……骂着骂着，突然有个士兵站起来说：“报告解放军，那边角落里还混着几个当官的，快去把他们抓起来！”
几个企图蒙混过关的国民党军官被逮走了。但蔡智诚却安然无事，这倒不是因为有谁有意放他一马，而是因为他刚到14军没两天，士兵们都不认识他。而且，蔡智诚自己也处处小心，他在俘虏堆里很少说话，即便张开嘴也是用南京口音——在江淮一带征战了这么些年，他的南京官话早已经模仿得惟妙惟肖，轻易是不会露馅的。
但饶是如此，解放军也没有放松对这个“学生”的警惕。那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是26旅76团政治部的辛国良主任（后曾任上海市民航局副政委），他拿着蔡智诚的“借书卡”看了又看，然后问道：“你的胳膊是怎么受伤的？”
“是在逃难的时候摔断的。”
辛主任觉得问不出什么门道，干脆把被俘虏的团长何玉林喊来对质：“喂！你认识这个人么？他是干什么的？”
何玉林团长懵懵懂懂地望着蔡智诚，发现这小老乡的身上正穿着彭晋贤先生的羊皮袄，于是就撒谎说：“他是宿县职校的老师。”
“那他手臂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那是……是我手下人打的……”
这下子，辛主任总算是找到了破绽：“你看看，没有说实话是不？你明明是个教书先生，偏要讲自己是学生。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大的年纪还在学堂里念书的？再有，明明是被国民党打伤的，偏要说成是自己跌的。这些国民党反动派都被我们打败了，你还怕他们做什么？你们这些文化人，就是鬼名堂多，就是不如劳苦大众有觉悟……”
辛国良是陕北人，十四岁就参加红军了，这位从枪林弹雨中拼杀出来的老革命一辈子光明磊落，当然想不到蔡智诚这个“文化人”其实还有着更多的“鬼名堂”。但话又说回来，辛主任的看法也没有错，人家劳苦大众的思想觉悟确实是比较高——才几个钟头的功夫，那些士兵俘虏们就已经能够跟着共产党喊口号了。
“解放军在北线和南线大获全胜，我们今天抓了国民党的团长、师长和军长，明天就要活捉黄维、杜聿明！大家说，行不行？”
“行！”
“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把反动头子蒋介石也抓起来。大家说，咱们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消灭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
夜深了，但疲倦的人们却并没有入睡。俘虏兵们围住解放军的干部，有的打听各地战场的形势，有的询问共产党的政策，而那些干部们也都不厌其烦地进行讲解，人群里不时爆发出开怀的笑声。
这笑声让蔡智诚感到莫名的无奈。几年来，他曾经许多次在“总理纪念周”或者“精神训导课”上发表过这样那样的讲话，但却从来没有哪一回能够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这些外表看上去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共产党人，刚刚才用“没良心炮”毁灭了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却紧接着又用几句简单的言语就赢得了俘虏们的真心。如果说双方在战场上的战争物质水平还仅在伯仲之间的话，那么，这精神感召力量的差异却是国民党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在这深夜旷野里的欢笑声中，蔡智诚十分清晰地感受到——国民党的政权真的快要完蛋了。
第二天一早，俘虏营里树起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解放大会”四个字。
共产党的宣传员来了不少，有做演讲的、有打快板的、有唱歌的、有喊口号的，都在动员俘虏兵参加解放军。这边有位大个子说：“共产党办事最公平，不靠关系不讲金钱，只要你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就能有出息。我原先是99军的，在郑州战役被解放，才不过两个月就当上了排长。咱们俘虏兵跟着老革命一起冲锋打仗，照样可以立功受奖……”那边又有位小个子在讲：“先前跟着老蒋走错了路，现在就应该掉转枪口为人民立新功！让大伙回家并不难，可各位想想看，如果你的家乡在国统区，回去了又被抓壮丁，照样还要吃败仗；如果你家在解放区，那就更不应该了，乡亲们分了粮食分了地，都在一门心思地支援前线，可你却顶着个国民党的烂帽子跑回去，哪还有脸面见人呀？倒不如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等打下了红色江山，咱们再光荣自豪地回家去！”
鼓动了一阵，有人报名了。一个士兵跳上桌子说：“我给老蒋卖命，从西北打到东南，天天挨骂受气。解放军对我们够仁义，体贴客气，把我当个人物看，我今天决心跟着共产党，赴汤蹈火，就是死了也不反悔！”
“对对对，我们参加解放军！”桌子底下的许多人立刻振臂响应，那表情就像是投奔了梁山的呼延灼。
“国民党每月给我军饷二十万，被长官七贪八扣，寄回家去还买不到两斤玉米。共产党的干部自己吃杂合窝头，把白面馍馍让给我们俘虏兵，咱们不为解放军卖命就太没良心了！”
“对对对，共产党是一把小米养恩人，国民党是一担麦子养仇人，那老蒋注定要完蛋！”
“各位长官，我扛枪十二年，跟过五个老总，回回都是听指挥守规矩，现在参加解放军，我也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让共产党为难……”
“对对对，跟着共产党好好干！”
七嘴八舌地议论到中午，气氛真是很热烈。午饭照例是猪肉白菜大馒头，这时候，宣传员又跳上桌子宣读文告，那文告是刚刚发表的《刘伯承、陈毅促黄维立即投降书》——
黄维将军：
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85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14军所属不过两千人，10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依靠的王牌18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李弥、邱清泉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被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八十里以外，寸步难移且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的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
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与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做无谓的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的警告，请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
刘伯承 陈毅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14军哪里还有两千人，活着的全都在这里了。”
“连黄维也要做俘虏，我们还犹豫什么，赶紧参加解放军吧……”
这敦促投降的文告就如同最后的警钟，彻底击破了彷徨者的心理防御。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俘虏都涌向了登记台，纷纷要求反戈一击。但人家解放军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愿意接纳的，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精干的壮丁，因为他们身体好，受过正规训练，拉上去就能用，而那些体格弱小的病号或者满脸烟气的兵痞就没人肯要了。于是有些人就焦急地哀告起来：“长官，我这些天跑肚子，拉稀把脸色拉黄了，打起仗来不碍事。”“长官，我身形瘦小是饿出来的，只要吃几顿饱饭，我也能扛起重机枪……”
蔡智诚发现，解放军的战场补充似乎有一个潜规则：战后的俘虏通常不会分配到曾经交锋过的单位中去。比如参与攻击杨围子的是中野9纵27旅，而来自这个战场的“解放战士”就补给了与杨围子没有关系的26旅——蔡智诚当然不会想到这个貌不出众的9纵26旅后来居然能够成为新中国空降部队的主力（15军第44师），而他如果可以及时醒悟的话，几乎有机会成为这支“土共武装”的第一位“伞兵人才”。
在当时，蔡智诚完全不曾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俘虏兵们排成了新的行列，看着他们摘掉了头顶的帽徽，领取了新的身份牌。解放战士的识别标志不过是一块小小的布片，上面写着部队番号和个人的名字。这东西本来应该是缝在衣服上的，但现在却已经来不及寻找针和线了，新战士把“身份牌”揣进兜里就踏上了战场。他们一个个激动地振臂高呼：“打杨四麻子去！打杨四麻子去！”
那时候，淮北一带的村落大都没有正规的地名，通常是以当地富户的名号作为地理上的代称。蔡智诚不清楚这“杨四麻子”的具体位置，但他心里明白，那个地方距离双堆集一定很近。他知道，黄维兵团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了。
忠义集的俘虏兵们走了，就像他们来时一样的匆忙。空旷的场地上，灰溜溜的蔡智诚显得特别孤单。辛国良主任还在路口向别人询问着什么，显然他并没有完全打消对这个“文化人”的怀疑。
路口上聚着一群支前的民夫，听口音是宿县当地人。“须县斯校（宿县职校）？莫望见过，不知晓。”
辛主任立刻召唤蔡智诚过来接受审查：“根本就没有宿县职校，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怎么会没有职校？有的！我和彭先生出来搞田野调查，他是个老头，给桑树治病的……”
“哦——知晓知晓，彭老夫子，胡子煞白，咋呼（号召）把水塘填土改种桑叶的那个，讲做可以治大肚子病。咦哟！你跟他是一群的。”
“对对对，我跟他是一群的……”，蔡智诚这才明白，彭晋贤推行蚕桑的目的是为了防治血吸虫。
安徽北部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如果彻底实施“土改旱”，把水田变成桑林，确实可以大面积地消灭钉螺。但问题是，在战事频繁的年月，这样的办法其实很难实行。因为水田种稻可以见缝插针，一季就能获收成，而桑林养蚕却需要好几年的培育时间，一旦遇到打仗就全部报销了，所谓“种水田大肚子，种桑叶饿肚子”。更何况当时的老百姓并不相信大肚子（血吸虫病）与钉螺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都把这位鼓吹“毁田造林”的老头当作了瞎胡闹的“妖业蛋”，彭先生的蚕桑理想也就成了一厢情愿的空中楼阁。
乡民们对彭晋贤的评价并不太高，但这依然可以从侧面证实蔡智诚的“学者身份”。于是，辛主任很快就给“蔡先生”出具了证明信，发放了路条，并且略感歉意地说：“让你受委屈了。昨天开饭的时候，别人都在抢，只有你一个人站得远远的，当时我还以为你是个吃饱了不觉得饿的国民党官僚……”
蔡智诚这才知道，矜持傲慢的本性差一点就让自己暴露了身份。
宿县解放了，当时是中原野战军的后方，根据安排，蔡智诚应该跟着支前的队伍回宿州去。但有意思的是，那帮民夫们却在跟管理员吵吵嚷嚷，一个劲地要求继续留在前线。
淮海战役期间，支前的民夫主要承担“运输”和“担架”两项任务。
运输人员分为三类，“挑夫队”随军行动，每副担子50斤；“小车”（独轮车）承载200斤，车上装的是军粮；而“大车”（畜力车）的载重量都在千斤以上，由武装押运，主要负责输送弹药。运输队的成员大多从老解放区远道而来，而担架队的队员则是新近翻身的本地民众。每副担架配备三人，每支担架队有十八副担架，大约五六十人。这些担架队也分为两拨，一拨负责把战场上的伤兵抬到转运站（前方医疗所），叫做“前线队”，另一拨再把转运站的伤员抬到后方医院，叫做“二线队”。通常情况下，这两拨任务是轮换着执行的。
可忠义集路口上的这支担架队却不愿意进行轮换，他们已经在前方忙碌了三四天，依然不肯转为二线。“按窝（很快）就捉黄维了，等捉到黄维再回去”，“我们吼吼地出死力，现在换别人不吱拉声摘果子，不中不中！”
管理员来来回回地做工作，说干二线和干一线都是同样的重要。但民夫却有自己的主张：“瞎迷糊喽！谁不晓得前线立功好光荣！”闹到最后，还是转运站的站长出来说了话，保证北线围歼的时候一定请他们去收尾。民夫们这才意犹未尽地勉强点头：“也熊也熊，这边只瞎一个兵团，北边却有两个，我们蹬歪蹬歪，正好捉杜聿明去……”那口气仿佛人家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国民党军的王牌战将就是他们水缸里的王八，可以手到擒来似的。
民夫们的乐观情绪是有根据的，转运站内外的热闹景象就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标志。
忠义集的场院里摆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大车和小车，军需物资堆积如山。镇上的建筑虽然已经被战火摧毁，但兵站人员又在废墟之上树起了各类标牌，放眼望去，有医疗所、军械股、粮秣股、运输股、保卫股、总务股……而管理人员的袖箍也是分门别类，有炮弹组、机枪组、步枪组、手榴弹组、器材组、被服组、鞋袜组、柴草组、米组、面组、菜组、会计组、协调联络组……操着各地方言的民众在各种军需物资中间穿梭奔走，山东的、河南的队伍高举红旗，“大军向前进，支前紧跟上”，雪枫、萧县、宿怀、宿西、宿东（当时的县治）的人马打着横幅，“翻身做主人，拥护解放军”。兵站的内外没有呵斥、没有催促，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鼓励和祝贺。在这有条不紊的忙碌之中，源源不断的弹药和热气腾腾的饭菜随着热情高亢的歌声被一批一批地送往了前线。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这首豪迈的解放军战歌第一次传入蔡智诚耳中的时候居然是出自一群北方农民的嘴里。那些推着小车、挑着担子的民夫，背上驮着单薄的铺盖卷、腰间系着自家的干粮袋，衣衫褴褛，风尘仆仆，却在这远离家乡的战场上把毛泽东的军歌唱得如此嘹亮。
在这充满激情的歌声中，蔡智诚终于明白了解放军为什么会有使不完的兵力、会有打不完的炮弹。因为，这些普通的百姓其实全都是毛泽东军队的成员，是他们把解放军的兵工厂、粮食库、军医院和训练营全部搬到了战场上。在这样的民众支持下，共产党的战争根本就不会有内线和外线的区别，他们是社会的新兴势力、他们是新世界的主导。每一个战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根据地，他们随时能够以昂扬的斗志、充足的物资和充沛的人力在任何一块国土上较量厮杀，直到把所有敢于抵抗的力量消灭干净，直到让他们的旗帜高高飘扬。
从这一刻起，蔡智诚清楚地意识到，他应该离开国民党军队了。他应该离开这条即将沉没的破船，因为这场战争对于他曾经的理想而言，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蔡智诚的理想破灭了，可担架队的民夫们却还在兴致勃勃地开会。
会议的主题是“我们为什么支前？”这个话题看起来已经反复讨论过许多次，所以每个人都踊跃发言，并且讲得头头是道。
“支持前线作战，既是帮助解放军，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咬紧牙关，倾家荡产，熬过眼前苦，幸福后代人。支援大军打胜这场战争，赶跑国民党，我们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共产党给穷人分了地，穷人做事要凭良心，不能翻身了以后又忘本。”
“北方人都来帮我们闹革命，我们自己也要争气，打败蒋介石，保卫胜利果实。”
“支援前线最光荣，拿到完工证心里才踏实，得到立功证全家有面子！”
管理员同志显得十分满意：“很好很好，小组讨论就是好，可以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咱们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老打胜仗？就是因为有小组！组长带头，组员拥护，人人有进步，谁也不掉队。”他接着又补充说：“咱们现在要把伤员送到宿州去。这批伤员都是经过医疗所救治的，不像刚下战场的时候那么急躁，所以我们可以走慢些，但一定要走稳，不能让伤员同志颠着了、摔着了，不能让他们感到痛苦难受……”
队伍出发了，十八副担架排成纵队向北走去，与他们逆向而来的是满载着粮食和弹药的大车小车，还有许多人扛着门板、抬着木料，准备上前线去修工事。沿途的村落有的被战火焚毁了，有的还完好无损，但几乎所有房屋的门板都被拆掉了，柴草也被搬运一空，只在墙垣上留下一些告示和借记条。
一些外出避难的村民正陆陆续续地返回家园。一位中年妇女左手牵着孩子、右手扯着一头牛，运输队的民夫们想要用那头牛去拉大车，可她坚决不肯答应。工作组的干部写了保证书，再三声明“如有损伤、照价赔偿”。却没想到那位妇女居然跪了下来：“求求你们了，不要借我的牛呀。”弄得身边的小娃娃也哭嚎起来。大家只好哄笑着作罢：“好大姐，别害怕，请回家吧。你现在是还没有觉悟呢，等明天开过会，准保你高高兴兴地赶着牛儿支援前线。”
村庄的上空时不时地有飞机掠过，照例是乱丢一通。支前的人们拣到了几包空投品，那包裹里的大饼子还是热乎乎的，田野上立刻就爆发出一阵欢笑：“飞机嗡嗡响，给俺送干粮，慰劳解放军，谢谢蒋队长。”
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给解放军的伤员让道。无论大车小车还是扁担挑夫，大家都把平整的路面让给了担架队。担架队员们也走得小心翼翼，生怕有一丝的颠簸震动到了伤员的痛处。
寒风凛冽，气温很低，蔡智诚看见一位脸色苍白的伤兵，因为失血过多，即便裹着棉被也还在不停地发抖。于是，他就脱下身上的羊皮袄盖在了担架上。这个“人道主义”的举动很快就被管理员发现了，他立刻十分兴奋地大声鼓动起来：“喂——呀！瞧瞧教书的蔡先生，人家自己也受了伤，却把皮袄子让给咱们伤员同志取暖，真是好样的，大伙给他叫个好！”
“好——咧！蔡先生，好样的！”
一时间，就连担架上的伤号们也抬起头来，努力地给蔡先生送上了感激的微笑。这些笑容使蔡智诚不由得面红耳赤，在这一张张苍白的、亲切的、“属于敌人的”面孔跟前，他突然产生了一种羞愧的感觉。
担架队员的年龄各异，体质也参差不齐，有个五十来岁的干瘪老头显得特别孱弱。所以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被换下来休息，和蔡智诚走在一起。
这老头儿姓秦，原本是宿县乡下一个半医半巫的“端公”，平日里只会跳跳大神或者开个草药方子什么的，从没有下田种过地，也没有干过力气活。宿县解放之后，政府规定十八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的男子都必须参加支前，能够免除民夫义务的只有专业技师、作坊工匠、商铺贩子以及学堂的学生和教员。秦端公既不属于技师也不属于工匠，扒拉来扒拉去就被编进了担架队。他多少比别人多懂一点医术，临时号个脉掐个人中什么的到底要比一般人强一些。
支前的待遇很公平，每人每天补助二斤粮、四钱油、六钱盐，每个月发一条毛巾一双鞋，弄好了还可以在军队上领一件棉袄当纪念品。但问题是秦老头抬不动担架，而且他这个当“端公”的还有个“忌讳横死”的规矩，害怕“冤鬼附身”，轻易不敢招惹战场上的阵亡者，因此也就不能够参加掩埋尸体的工作。这样一来，虽然同伴们都非常体谅他，但他自己却觉得十分惭愧，认为是个人拖了集体的后腿，所以就琢磨着要换个行当，另找个门路为人民做贡献。
秦端公的计划是跑到南边去做买卖——解放军来了以后，原先的货币制度就变更了，市场上只认北海币和银毫子，国民党的钞票不能用。但老百姓的手里却还有相当多的金圆券，大家总不能让这些东西都作废了，于是就把它们集中起来，委托几个跑江湖的贩子到国统区去买粮食，实际上就是搞走私。
“解放军让去么？”蔡智诚对这个行当很感兴趣。
“让去。在解放区不允许囤积物资，但拿着金圆券到国民党那边买粮食回来，人民政权欢迎着呢。”
根据老秦的解释，由于淮海战役的战事时间长、参战人员多，淮北一带的粮食储备已经非常紧张。“11月份以来就征了三道粮草，头一道是打徐州，第二道是打宿州，第三道是打黄维，接下去又要打杜聿明了，看样子还要征第四道”，“乡下的存粮已经耗光了，现在正主张倾家荡产为前线。乡亲们都指望打了胜仗之后过平安日子，可如果不赶紧想办法弄些粮食回来，有的人家打完了仗就只能去逃荒……”
秦老头干粮食买卖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乡民的吃饭问题，但这单“生意”却给蔡智诚提供了一个逃跑的捷径。这家伙灵机一动，当即表示：“秦老板，我和你一起干，我在五河县有亲戚，能搞到便宜的粮食，还能帮忙运回来。”
“啊呀，那敢情好，咱们俩搞合伙、咱们俩搞合伙”，从来没做过买卖的老秦头顿时喜出望外。他哪里会知道，眼前这位精明能干的合作伙伴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2月13日的凌晨，天色尚未大亮，担架队就来到了宿州城。
宿县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津浦铁路上的重镇，素有“南徐州”之称，这里地处中原南北要冲，战略价值巨大，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灭楚之前，这里曾经是楚国最后的领地，而在20世纪的国共大决战中，切断国民党徐州集团与中央大本营的联系，一举确定淮海战役最终格局的关键战斗也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这时候，宿县的西北是被重重围困的杜聿明集团，宿县的西南是行将覆灭的黄维兵团，而处于这两大战场之间的宿州城就是华野和中野的后勤补给中心。徐州解放之后，津浦铁路徐宿段被解放区的民工迅速抢通，来自徐州、郑州、洛阳，甚至济南、石家庄的军列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地驶入宿县。列车带来了军械弹药、运走了伤员病号，使这座古老的淮北古镇变成了连接解放军后方和前线的重要枢纽。
但蔡智诚对宿州的景观没有什么印象。还在路上的时候，就有担架队员告诉他“解放军在宿县抓住了张绩武”。这使得这位曾经和张总队长一起荣获战功勋章的国民党中校十分担心自己会在城里遇见什么豫东战役时的熟人。因此，从进入城门的那一刻起，蔡智诚就巴望着赶紧离开这到处是解放军的“麻烦地带”。他觉得，如果能够在天亮以前就溜到秦老汉的乡下村子里去，自己的逃跑计划就极有可能成功了。
在解放军医院的门口，担架队的管理员显得十分热情。他一遍遍地感谢着大家，又一次次地邀请蔡先生进医院。他想让军医再仔细给蔡先生检查一下骨折的手臂，但心怀鬼胎的蔡智诚却是百般推脱。
在当时，蔡智诚的心里烦死了这位罗里八嗦的共产党干部，而且也对解放军的战勤机构没有任何的兴趣。可他并不知道，如果他能够接受建议掀开那扇医疗室的门帘，他将可以立刻见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孪生妹妹！
——命运的机会，就这样又一次和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