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里的水不深，污水的底下是厚厚的一层淤泥。蔡智诚从空中扎进泥塘，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的尺骨却骨折了。当他从乌黑腥臭的泥浆里爬出来的时候，四周围已经聚满了好奇的眼神——这也难怪，“从天上掉下个大活人”的景象毕竟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见到的。
“这是什么地方？”蔡智诚问。
“杨围子”……“杨圩子”……“杨家庄”……池塘边的人七嘴八舌地报出了一大堆地名。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4军的”，这次的回答倒很干脆。
“咦？你们是贵州人？”蔡智诚忽然发觉这些士兵讲的是自己的家乡话。
“那当然，我们是85师255团。”
……
池塘所处的地方叫做杨围子（或者杨圩子、老杨家、杨庄……），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当时并没有确切的行政名称。在1948年的12月初，这里是黄维兵团第14军军部的所在地。
国民党第14军的首任军长是卫立煌，在国民党的嫡系部队中，这路人马与共产党的关系算是比较特殊的——抗战之前，他们追剿红军十分卖力，愣是把鄂豫皖根据地的首府整成了“立煌县”；抗战时又和八路军非常友好，不仅给115师提供弹药而且还跑到延安去搞慰问，害得卫立煌被戴上了“亲共”的帽子；抗战之后却再与解放军杀得你死我活，从西北、华东一直打到华中、华南，共产党的四大野战军全跟他们交过手（四野在广西打的是重建的14军）。
在淮海战役期间，第14军其实并不满员，他们虽然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四个团，是黄维兵团中人数最少、实力最弱的一支。
区区四个团顶着一个军的大帽子，自然是很不经打的。战至12月10日，杨围子村里建制完整的部队就只剩下了85师的255团。
85师的老底子是黔军第43军，首任师长是遵义人陈铁，官兵也大多来自于贵州。蔡智诚的表姐夫刘眉生在抗战期间担任过这个师的团长，在忻口会战中牺牲了，所以他对这支队伍并不陌生。
255团团长李剑民上校也是遵义人，他和蔡中校交谈了几句，发现两人之间居然还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李团长是小蔡的妻子的姑父），当即十分开心，立刻就用棉被裹住蔡智诚，把他连人带电台都送到军部去了。
14军的军部设在一所民房的背后，是一个七八米深的地洞，洞口被前面的房屋遮挡着，解放军的观察哨看不见，炮火也打不进来，既隐蔽又安全。地洞里面十分宽敞，墙上挂着煤气灯，桌子和椅子上摆着军用地图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旁边还有几张行军床。14军副军长谷炳奎就在这些桌子椅子和行军床之间转来转去，一边听着蔡智诚的汇报，一边不停地报以冷笑：“哼哼，说得好听……风往解放军那边吹，你管不了，人往解放军那边跑，你也管不了。天上和地下一个样，你们都能找到借口……”
谷副军长的猜疑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头一天的晚上（12月9日夜），据守小王庄一线的85军的五个团以及军直属部队在23师师长黄子华的带领下全体投诚，把阵地移交给了解放军。这样，连同11月27日起义的廖运周110师，第85军的三个师八个团（216师只有两个团）居然在十天之内就全部“叛变”了，只给吴绍周留下一个尽是伤兵的军医院。
部下集体叛逃，身为12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的吴绍周当然难辞其咎。吴绍周是贵州人，蔡智诚也是，但蔡贵州并不认识吴贵州，跳伞的人与85军也没有什么关系。吴军长的部下跑了属于“人祸”，蔡教官的部下飞了属于“天灾”，两者根本就不是一码子事。可谷炳奎现在非要把他们扯到一起指桑骂槐，这就难免让蔡智诚觉得十分不痛快。
于是，在军部地洞里憋了一肚子气的蔡贵州就去找自己的老乡发牢骚。他原本还觉得在私底下埋怨别人的上司有点不太合适，却没想到李剑民拍桌子摔板凳的，骂得比他更凶。
255团的团部里面除了李剑民，还有254团的团长何玉林，也是个贵州人。据这两位团长介绍：第14军是9月份才由“整编第10师”恢复军的番号的。当时，整编师的副师长熊绶春升任军长（前任师长是罗广文），副军长的职位本来拟由85师师长谭本良接任。谭本良的资格很老、声望也够，但他却是贵州讲武学校毕业，所以这个提名到了黄维那里就没能通过，最终还是让黄埔出身的10师师长谷炳奎担任了副军长。于是乎，谭师长一气之下就跑回贵阳老家生病去了，85师只好临时由副师长吴宗远（中央军校10期生）负责指挥。
踏入淮海战场之后，10师和85师交替担任14军的前锋和后卫。刚开始的时候还算正常，但后来，部队先是在浍河南岸遭到解放军突袭，辎重和行李全部丢了，接着又在李围子吃了败仗，10师师长张用斌负重伤、29团团长郑汝弼阵亡……于是，兵团部传令：“第14军军长熊绶春指挥无方、撤职查办，由副军长谷炳奎代理军长职务。”
谷副军长走马上任，但他的第10师已经差不多打光了。这时候14军里还能打仗的只剩下85师的两个团，其中255团负责守卫杨围子，254团随85师师部在北面的沈庄担任外围防御。12月初，254团连续顶住了解放军的多次进攻，但代理师长吴宗远也身负重伤。按道理，这时候怎么都应该让85师的人继续指挥才对，可谷炳奎却硬要让10师28团团长潘琦来接替师长。结果搞得一帮贵州兵很不服气，不仅很快丢掉了沈庄，就连刚上任没几天的潘师长也做了俘虏。
实际上，刚到杨围子的蔡智诚对14军的情况并不了解。只不过当时他的身上很冷、胳膊很疼、心情也很不爽，所以很想找个机会发脾气，既然有亲戚和老乡们愿意陪着他起哄，他也就乐得跟着乱骂一通。
隆冬腊月，华中平原上寒风刺骨。255团的团部里点起了一堆火，生火的材料是从坟地里刨回来的棺材板，又硬又湿，弄得满屋子尽是呛人的浓烟。蔡智诚坐在火堆边上烘烤衣服，他那件沾满淤泥的军装已经不能穿了，李剑民给他找了一件灰色的棉袄。在当时，14军在战场上全都穿着这种“战斗服”，除了头顶上有个帽徽之外，身上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军衔或者兵种标志。
按道理，国民党军的战斗服虽然不佩挂领章和肩章，却依然是有等级符号的。它的胸口部位应该缝着一个标明身份的布牌子，将官的套红边，校官套黄边，尉官套蓝边，士兵的胸牌是黑边，而且胳膊上还必须有个注明部队番号的臂章。但第14军却早已经把这些标志统统拆掉了，当官的和当兵的全是一个模样。再加上连续征战许多天之后，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胡子拉碴的，因此也就更加分不清谁是谁了——这样的做法就会导致一些意外。比如前几天，10师师长张用斌在前线督战。当时阵地上的情况十分混乱，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张用斌只好一边走一边嚷：“我是师长！我是师长！”结果喊着喊着就被解放军听见了，人家解放军用机关枪打了个招呼，“嘟嘟嘟”，张师长就变成了张铁拐……
在蔡智诚的观念中，军官对荣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队的品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方先觉将军也再三强调“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然而，自从在14军军部看见谷炳奎军长居然也穿着和普通士兵完全一样的灰棉袄，蔡教官立刻就明白，杨围子村里的这支队伍已经完蛋了。
这时候，杨围子阵地的东面、北面和西面都受到解放军强大兵力的压迫。在西北方向，中野4纵10旅的28、30团以及11旅的32团和13旅的38团正蓄势待发；在东面则是新换上来的生力军，中野9纵（秦基伟部）27旅的79和80团。
当时，守军对攻击方的兵力部署情况十分清楚。这倒并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好，而是由于人家解放军根本就没打算隐瞒。从早到晚，对面坑道里的铁皮喇叭一个劲地嚷：“14军的弟兄们，我们是某纵某旅，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优待俘虏！不杀不辱！我是某旅某某团，奉劝你们赶快缴枪投降……”、“某纵某旅宣传队，现在宣读告蒋军官兵书……”、“张老三！我是李老四啊，我现在参加某纵某旅某某团了！这边有吃的有喝的，你也快点过来吧！”……各种各样的声音不绝于耳，让人想不听都不行。
如果喊话声突然停止，那就说明解放军立马就要开炮了。4纵和9纵在东西两边各布置了一个炮兵连，八门化学炮（重迫击炮）轮流发射。炮弹在杨围子阵地上捋过去捋过来，一打就是个把小时。国民党兵被逼得躲在地洞里不敢动弹，解放军就趁机在外面挖战壕。等炮火停息之后再听广播宣传，那铁皮喇叭的喊话声又靠近了几十公尺。
“解放军的大炮真是厉害……”
“那有什么办法，要怪也只能怪我们自己。先丢了开封，让人家拿着开封的大炮去打济南；打下济南，又拿着济南的大炮去打徐州；现在连徐州也丢了，全部的大炮都拿来打我们，这样下去谁还能吃得消。”
确实是吃不消。14军的炮弹早就用光了，炮兵们守着废铁一样的大炮无可奈何，他们的武器早晚也要交到解放军的手里。特别滑稽的是，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兵还不敢随便破坏这些没有用处的装备。因为人家解放军已经通过铁皮喇叭叮嘱过了：凡是“破坏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器材者”一律按战犯处置（解放军总部1948年11月1日发布的《惩处战犯命令》）。也就是说，在战场上抵抗一下倒还没有啥关系，可毁坏东西就不能原谅了——国军这边无论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个个都希望日后能够享受到“优待政策”，所以谁也不敢轻易违犯共产党的规矩，只好乖乖地把那些宝贝给解放军留着。
让蔡智诚十分纳闷的是，解放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弹药和兵力——根据以往的规律，攻击部队所携带的弹药基数顶多也就能够使用七到十天，防守部队通常只要撑过这段时间基本上就可以过关了。而这一次，解放军是大兵团的外线作战，并且又没有铁路或者空中的运输补给条件，可是大仗打了近一个月，他们却依然显得兵员充足、物资充沛，丝毫没有懈怠的样子，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和两位团长老乡商讨这件事情，何玉林和李剑民也觉得想不通。大家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解放军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强弩之末了，如果再支撑两天或许就有可能出现什么转机。
按照蔡智诚的看法，战场的形势虽然十分被动，但如果弹药充足的话，第14军再坚守个两三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杨围子的防御工事建造得确实非常完善。
杨围子村的东西长150米，南北宽不到100米，地势平坦，西边是一片坟地，东南角上有个水塘。14军在村子周围筑起了高度和厚度均为1.5米的寨墙，寨墙之内以四个母堡为防御核心，每个母堡又由四至六个子堡拱卫，共同组成了内线阵地；寨墙之外是3米宽、2米深的壕沟，再往外是纵深一百多米的外围阵地。那里不仅构筑了梅花地堡、暗堡和三角型堑壕，并且还在各种工事的前沿设置了鹿和地雷。内外防御体系由交通壕和盖沟（暗壕）密切连接，兵力运动便捷，可以相互策应，在火力配置上则采用正射、侧射和倒射打击组成交叉封锁网，使整个阵地表面没有任何射击死角。
防守阵地的除了255团，还有14军军部直属队和第10师的残余人员，总共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以杨围子村的面积而言，这样的兵力并不算少。可问题是部队严重缺乏弹药，炮弹和手榴弹完全告罄，各种枪弹也所剩无几，步枪兵的子弹平均下来还不到二十发。以这样的军需状况，别说是坚持三两天，就是再守两个小时都有点靠不住。
仗打到这个时候，战场的补充完全依赖空中运输，整个第12兵团都缺少弹药。双堆集的空投点设在18军的地盘上，后方送来的粮食和弹药全都掌握在“土木系”的手里，分配物资的时候就显得亲疏有别——弹药和粮食首先满足18军，其次再分给由18军派生出来的第10军。而14军和85军都属于“旁门另派”，只好看人家的脸色求一点施舍。先前，14军军务处的蒋汉廷处长到双堆集去讨要弹药，刚走到半路就被18军用冲锋枪顶了回来。东西没拿到还挨了一顿臭骂，蒋上校气得直跳脚，差点没把队伍拉出去搞火拼。
其实，空投场地就在杨围子的西南角，距离14军并不远。但18军却把那片区域设成了自己的禁区，根本不许其他部队靠近。这样一来，各部队与18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当解放军准备封锁空投场的时候，14军也就放任不管——自从攻克沈庄之后，解放军就不停地挖战壕，那工事从杨围子的西北逐渐延伸到了西南。本来，如果14军的弹药充足一点、或者他们多少能够发扬一点协作精神，只要主动出击一两次，解放军的战壕也就不至于挖得那么顺利。可这帮家伙却只顾着跟18军赌气，愣是眼睁睁地看着中野4纵把坑道从沈庄一直挖到了空投场上，结果是“我的退路被隔断了，你们也别想再得到粮食和弹药！”
战事险恶、军情危急，包围圈里的国民党部队之间不仅在地理上被分割阻断，在心理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隔阂。派系的纷争加剧了内耗，绝境中的官兵的士气愈加显得低迷。
12月10日下午，双堆集方向的国军部队向空投场附近的华野4纵发起反击。双方在杨围子西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噼里啪啦地打了两个钟头，可14军却始终袖手旁观，就好像这近在咫尺的战斗完全不关他们什么事似的。
14军不愿意去配合“土木系”。不过，在蔡智诚看来，同属于“土木系”的18军和第10军之间的配合也并不默契。本来，装甲部队在进行堑壕争夺战的时候，应该由步兵在前面搜索攻击，战车在后面实施火力压制才对。可第10军的步兵们却远远地躲在坦克的背后，距离突前的先锋足有二三百米。而18军的那些战车也没有摆出攻击时应该采取的楔形阵势，他们排成纵型的侦察队列，彼此的间隔拉得很开。这样就只有一辆坦克突在最前面，根本无法冲开堑壕的防御。
而解放军方面却是铁了心的要守住阵地。坦克刚接近战壕，华野4纵的战士们就抱着麦秸垛子冲了出来。那些M3A3是使用汽油的，最怕火，打头的坦克几乎立刻就被“巨大的火把”包围了，其他的钢铁怪兽也被撵得到处乱跑。而跟在后面的步兵这时还远在百米开外，既冲不上来也退不下去，完全暴露在阻击阵地的火力打击之下……如此折腾了两三个回合，第10军的一个营就报销了。
反击部队无功而返，在杨围子“观战”的官兵们也显得无可奈何。蔡智诚问李剑民：“照这样下去，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守在这里，拼光打尽”，李剑民的回答十分简单。
“固守原地，拼光打尽”是12兵团的政策。在双堆集包围圈里，除了18军之外，其他部队的位置都是固定死的，谁也不许擅自移动。85师254团1营长金泽（遵义人，中央军校16期生）就是因为一不留神跑到了第10军114师的地盘上，结果被军法处抓去枪毙了。黄维司令还将他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给全兵团，搞得85师的其他人再也不敢随便乱动——用李剑民团长的话说就是“前头没出路，后头没退路，只有坐着等死”。
事实上，虽然没有出路和退路，但活路还是有的。在那段时间里，解放军每到天黑之后都要释放一批俘虏，他们总是让俘虏带回来许多劝降信。这些信函有的是指名交给某位长官的，有的则没有写抬头，但信件的落款却都是中野的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国民党的军官只要有了这封信，能拉队伍“反水”就算作是起义。实在不行的话，自己缴枪也算是投诚。
杨围子里的255团还剩下千把号人马，团长李剑民多少还有点“起义”的资格，但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在私底下，李团长倒是给蔡智诚预备了一封“保命信”，并且叮嘱说：“我们是强盗大学毕业的，拼死了就算，你是正规文化人，打完仗还有自己的前途，不必把性命浪费在战场上。”——那意思是让蔡大学生趁着夜色跑到共产党那边去投诚。
这让蔡智诚非常犹豫。从常识上判断，他知道杨围子绝对是守不住的，能够在解放军发起总攻之前及时投诚当然是一条求生的良策。但是，经过多年的军旅生涯，特别是在伞兵部队里接受的“党化教育”又使得他难以做出临阵脱逃的举动。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他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听天由命。
夜幕降临了，对面的解放军停止了炮击。杨围子阵地上顿时安宁了许多，在坑道里蜷伏了一天的国民党兵们纷纷走出藏身的工事——现在是“放风”的时间。
255团团部的边上就是14军的战地医院，那是一条两米来宽、一米多深的壕沟，士兵们把挖掘出来的泥土堆积到壕沟的两侧，希望借助土墙的掩护为伤兵遮挡四下飞溅的弹片。医院里没有床位、没有绷带，也没有任何药品，伤员们全都躺在潮湿的泥地里。有的人被霜雪覆盖着，那说明他已经死了，有的人则还在大声地哀嚎：“痛啊……惨啊……”军医在壕沟里跑来跑去，所能做的只是给伤员喂一点水。就如同部队守不住阵地一样，他们和死神之间的战争也是毫无胜算。几个女医助拿着纸和笔，借着马灯的光亮帮伤兵们写信，写完之后就塞在伤兵的衣兜里，不知道由谁去投递，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交到他们亲友的手中。
空地上生起了几堆篝火，炊事队的人正在那里煮马肉。杨围子的军粮已经断绝了，14军宰杀了辎重队的军马，官兵们吃的全都是这个玩意儿。就餐的人群之中还混着一条几个月大的小狗，这小土狗胖乎乎的，模样十分可爱，无论是什么人招手，它都跑到跟前去摇屁股。据说，14军退到杨围子的时候，整座村子逃得只剩下了这只小狗，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地主代表”。每次遇到炮击的时候，阵地上总有七八个地方在喊：“小地主跑到哪去了？小地主藏好没有？”好像非得把这个小东西隐蔽好了，大家才能安心地躲炮弹。
吃饭的时候，熊绶春中将也来了。这位已经被撤职查办的前任军长站在篝火前面微笑着询问：“怎么样，马肉的味道还可以吧？”
有的人不吭声，有的人则附和着回答：“还不错，蛮好吃的。”
“不好吃也要吃啊”，军长鼓励说，“大家再坚持一下，空军很快就给我们送粮食和弹药了……”虽然这很明显是句假话，但也并没有谁去戳穿它。
李剑民团长向熊绶春介绍：“这位是蔡智诚中校，今天刚刚空降下来的。”
蔡中校的右手正打着夹板，他没有办法敬礼，只好鞠了个躬：“报告师长，我是在松山入伍的，是你的老部下。”
熊绶春立即握住蔡智诚的左手，亲切地招呼道：“很好很好，谢谢你的帮忙。”
这一切和当年的情形是多么的相似啊。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话语，同样是在贵州人的队伍中，同样是大战之前的低沉的语调，同样是没有敬军礼而是鞠躬、握手，熊绶春的手也同样是那样软软的、湿湿的……但是，当年志气昂扬的蔡新兵如今已成了精神低迷的蔡中校，当年那个被架空的熊师长如今已成了被撤职的熊军长。战场的形势也颠倒了过来，他们所在的部队不是在攻击对手，而是被对手困在了狭小的包围圈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弹药、既没有前途也没有退路，成天被铺天盖地的炮弹压着打，就像当年松山上的日军一样。
熊绶春很快就离开了，从背影上看，他的步履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但蔡智诚却发现，这个面容憔悴、外表十分虚弱的人却佩带着领章和肩章，他是第14军之中唯一戴着大盖帽、穿着常礼服的军官。
夜深了，杨围子村里燃起了堆堆篝火，寒夜中的士兵们都围坐在一起取暖。
探头望望四周，解放军那边也亮起了点点火光。那些光亮密密麻麻地连成一片，把14军的东面、西面和北面围堵得严严实实。晚风吹过，从对面的阵地上传来了阵阵笑声和欢呼声，蔡智诚不免有点儿担心：“不知道解放军会不会发动夜袭？”
“放心吧”，李剑民苦笑了一下，“他们明天白天的时间足够，犯不着在晚上费这个工夫”。
是啊，明天……
对解放军而言，明天将会是他们的胜利日。而对杨围子村里的国民党兵来说，到底还会不会有另一个明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