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管理西汉王朝，到汉文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汉初的四十多年间，在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出现了独有的“布衣将相之局”。尤其在刘邦当国的七年中，这一特点更加鲜明和典型。放眼望去，从最高的皇帝到雄据一方的异姓诸侯王，从大权在握的丞相到统帅雄兵的骁将，绝大部分都来自社会下层。显赫的权力，尊贵的爵位，耀眼的荣华，也难以洗净他们身上的泥土和市井之气。这一布衣将相之群的人数之多和历时之长，是中国任何封建皇朝所无可比拟的。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早已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并对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自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借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市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耳。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形成的原因讲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春秋以来世侯、世卿制度的逐步破坏，战国时期的白身而为将、徒步而为相传统的影响，秦末农民战争又把最下层的社会成员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虽然“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汉初对异姓、同姓诸侯王的封赏仿佛重现战国群雄并立景象，“而天意（此处可作历史趋势解）已另换新局”，历史的发展已把五霸、七雄的理想变成梦呓。这一切说明赵翼有着相当深邃的历史眼光。但是，他认为自从西汉中期景帝、武帝对诸侯王进行较彻底的打击和限制之后，随着征辟、察举、科自等选官制度的推行，西汉以后的中国历代封建皇朝仿佛都是布衣将相执掌朝政了。这里，赵翼显然是把后世通过各种选官途径组织起来的官僚机构混同于布衣将相之局了。不可否认，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任免制的官僚体制代替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体制，因而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一部分幸运儿由布衣而卿相。“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非绝无仅有的个别现象。这种情况，在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建立的新皇朝初期则更为显著。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即使纯粹由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做皇帝的明朝初期，也不好说形成了布衣将相之局。因为明朝初年的文臣武将除少部分来自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之外，绝大部分都出身世宦世儒之家。其他朝代如东汉初、晋初、隋初、唐初、宋初、清初就更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独独西汉初年形成了历史上公认的布衣将相之局呢？
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形成，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更多地应归因于现实的特殊条件。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尤其是战国时代，随着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极其剧烈的变化，世卿世禄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激烈而复杂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把社会上最优秀的人物召唤到历史的竞技场上。使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贤能之人大展宏图，一夜之间蜚声列国，富贵莫比；同时也使出身高贵的平庸之辈被无情地淘汰，“降在皂隶”或葬身沟壑。各个诸侯国的君主为了富国强兵，力争在群雄角逐中立定脚根并获得发展，无不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四处招揽人才，食有鱼，出有车，居有屋，养士之风盛极一时。身怀绝技的文武之士，仆仆于列国之间，趾高气扬，待价而沽，黄金台上，楚王宫中，到处都留下他们的踪迹。甚至引车卖浆者流，鸡鸣狗盗之徒，也堂而皇之地跻入统治阶级的殿堂，凭一技之长博取富贵利禄。这种情况，有力地冲击着世卿世禄制度所造成的门第、血统、等级等观念。与此相适应，在地主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向奴隶主贵族进行斗争的时候，其思想理论上的代表法家也喊出了“不分贵贱亲疏，一断于法”的口号，显示了他们对形式上平等的要求。如此以来，形式上的平等观念的传播与事实上社会下层某些劳动者地位的上升相结合，形成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特有的等级混乱、壁垒松弛的现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秦朝统一中国。秦皇朝虽然也制定了严格的爵位等级制度，但因为它基本上废除了奴隶社会通行的分封制度，把爵位与军功劳绩联系在一起，至少在表面上给人以爵位面前人人平等的印象。雇农出身的陈胜能够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可以在秦末农民战争中被三老、豪杰们推上王位而被起义队伍所接受，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在观念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布衣称王，布衣为将相都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可以这样说，没有春秋战国时期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没有社会观念的不断更新，也就没有西汉初年的布衣将相之局。
如果说，在战国七雄的时代各国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较多的奴隶制的残余，那么，在秦皇朝统一全国后，封建制度几乎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都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它大力提倡并积极推行的奖励耕战的基本政策，固然制造了一批当权的军功地主，但也鼓励了众多的小农通过耕战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统一全国之前的秦国，僻处西方一隅，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其旧贵族的势力本来就不怎么强大。经过商鞅十多年的变法，这些旧贵族又受到很大打击，他们世袭财富和权力的观念远较东方六国淡薄。特别是，远自秦穆公以来，秦国的用人政策就显得比东方六国开放。在秦国的各级政府中，不仅集结着来自东方六国的许多优秀人才，而且其中也不乏由社会下层晋升起来的文臣武将。到秦皇朝树立了在全国的统治以后，封建官僚制度得以普遍推行，人才选拔的范围更加广泛。处于社会下层的小自耕农——他们构成了秦皇朝“黔首”的绝大部分，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政策之下，人人面前都展示着发家致富、猎取爵禄的美好希望。不过，在整个秦皇朝统治时期，布衣将相的观念虽然已被社会接受，若干个别的布衣将相也得意洋洋地出入阿房宫，但是，布衣将相之局却始终没有形成。原因很简单，从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的情况看，秦皇朝选取官吏起码有一个财产资格，这实际上就把大量的社会下层的贤能之人拒之于官府大门外，从而在事实上使其官吏的绝大部分来自文武官员的后裔和地主阶级的中上层。尽管如此，自春秋至秦朝统一这一段历史时期若干布衣将相的出现，尤其是布衣将相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观念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可，就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
造成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根本原因是伟大的秦末农民战争。这次战争的发难者是一个名叫陈胜的雇农，而此人又是抱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念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风暴的。在这场历时三年多的农民战争中，虽然也有不少六国旧贵族及当年依附于他们的文武之士参加了起义军，但更多的地位卑贱的下层劳动者凭借着这一广阔的舞台显示了自己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和卓越才干。秦皇朝灭亡后，项羽实行大分封，六国贵族及其后裔中的不少人又重新戴上王冠，历史仿佛给了他们一次光复祖业的机会。然而，接踵而至的四年楚汉战争却使麇集于项羽周围的这批六国旧贵族的力量受到了又一次致命的打击。这样以来，当刘邦集团高奏凯歌的时候，跟随他打天下的那个群体也就理所当然地以布衣将相的身份在汉初政局中居于独占鳌头的地位。因此，可以这样说，秦末农民战争为社会下层的贤能之士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根本的条件，而楚汉战争又使刘邦为首的布衣集团通过战胜项羽为首的六国贵族集团而取得了独享政治权力的局面。
最后，更应该指出的是，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与刘邦本人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上面谈到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说明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这种历史必然性之变成现实，却是通过刘邦之手完成的，所以刘邦的活动也就成为布衣将相之局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出身的帝王，在创建汉皇朝的斗争中，他对来自社会下层的那些布衣贤者，既没有项羽所抱的那种贵族偏见，也没有陈胜称王以后对故旧亲朋的那种傲慢态度。而是虚心接纳，坦诚相待，量才使用，信任以专，有功必赏。正因为如此，在秦末农民起义军众多的领袖人物中，刘邦对布衣贤者就形成了超越任何其他人的吸引力，以致使各种出身不同、气质各异、才能和秉赋千差万别的各类人才，从不同渠道，通过不同形式，汇集到刘邦的麾下，如此以来，汉军就成为当时拥有布衣贤者最多的集团。不仅参加丰沛起义的亲戚故旧一直追随刘邦到底，生死与共，患难与共，而且中途还有不少人从项羽和其他集团中陆续前来投奔。韩信、陈平、王陵、郦食其兄弟等人的来归就具有很典型的意义。这些布衣贤者之所以一经跟定刘邦就死心蹋地，毫不动摇，是因为他们认定在刘邦那里可以找到施展自己才能和抱负的机会，能够获取他们梦寐以求的功名利禄。就这样，刘邦与布衣贤者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组成了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朝气蓬勃的军事政治集团。在秦汉之际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集团比较体察民情，善于利用历史机遇，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不仅完成了推翻秦皇朝的历史使命，而且击败项羽，力克群雄，成为新一代封建皇朝的创立者。布衣皇帝与布衣将相也就相得益彰地决定了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
空前绝后的布衣将相之局给西汉初年的政治经济政策和社会风气都打上了深刻而独特的烙印。
首先，由于布衣皇帝和布衣将相组成了西汉皇朝的当权者，而这些人又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亲眼看到不可一世的秦皇朝在农民战争的战火中灰飞烟灭，所以他们在制定汉初的各项政策时能够多少考虑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与要求，因而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对汉初六十多年间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其次，汉初布衣将相成为当权者之后，一方面受制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一方面囿于自己的出身、经历和观念，对于财富的无厌追求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对于奢侈享乐的无底欲望同样也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这就造成汉初的社会风气比较纯朴，土地兼并的速度比较缓慢，赋役剥削相对说来也比秦末大为减轻。这一切，显然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再者，由于汉初的布衣将相绝大部分“重厚少文”，皇帝又是一个布衣出身的马上天子，再加上汉初的恢复重建工作千头万绪，因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重视不够，造成了汉初的文化教育事业不够发达，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不高。刘邦晚年虽然对此问题有所觉察；但为时已晚，也没有对他的布衣将相产生多大影响。当然，造成汉初文化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秦皇朝的“焚书坑儒”政策，连年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以及人民的极度贫困等是主要原因。但执政者文化水准的普遍偏低而形成的短视，亦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汉初的布衣将相形成了一个具有很多共同特点的群体。这些人普遍出身于社会下层，文化素养较差，厌于繁文缛礼，有时不拘小节。但同时他们又足智多谋，质直坦诚，敦厚纯朴，忠贞勤勉，个个皆可绝对信赖，独当一面。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特点恰恰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谐和。当然，就每个具体人而言，又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和性格，不少人之间甚至有着霄壤之别。下面，让我们通过对这一群体中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评述，看看时代的炉火如何把一大批出身不同、职业有别、性格迥异的人物陶冶成一代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激烈而复杂的斗争如何使卑贱者身上迸发出各自卓越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