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昌事件之后，得罪了蹇硕，曹操的祖父料到了曹操要有坎坷的路要走，让曹操做好准备。此时曹操只得打点行装，向祖父告辞。这时曹腾因曹操杀蹇昌的事，已受了一些影响，蹇硕在宫廷和他恶语相撞，灵帝对他的态度冷淡，想到自己的忠心耿耿，不免有些气愤。本来年迈的他，略显几分苍老。
曹操面对祖父，很有些过意不去，歉然道：“祖父，孙儿不孝，给你惹事了……”
祖父却说：“其实，我所忧者还并不在我个人，祖父年岁已大，无所谓了。我更多是想到你。你毕竟年轻，来日方长，万事才刚起头，竟遭此排斥，实在令人有些担忧……”
曹操却冷静笑道：“我并不以为是被排斥了，相反，却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警备队长，仅仅是一事之差，与知事相比，过于单纯。祖父你想想，曹操立下大志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全面的整治才干，而作知事，正可为自己在这方面的锻炼提供大好机会。所以，我现在心中倒很高兴，巴不得立刻就去就任知事一职。祖父你放心，曹操在顿丘县，一定要搞个样子出来……”
曹操的这番话，使祖父曹腾大感意外，他又一次发现曹操成熟多了，不仅有胆识，而且有谋略，并能在逆境中看到希望。于是，情不自禁地拉了曹操的手，拍着他的臂膀，感叹道：“看来祖父确实老了……”
但是，曹操的打算又一次落空，蹇硕和灵帝并不让他在顿丘县施展抱负，他们的目的，只想不让他做警备队长。所以将他先调到顿丘县作为一个暂时的过渡。
当曹操到了顿丘县，刚开始调查研究，以便制定一整套整治顿丘的新方案时，朝廷又下旨调他回京，担任议郎官职，曹操这次真的灰心了，他知道议郎官的真正分量，是一个形同虚设的职务，并没有任何执法的权力。
蹇硕如此对待曹操确实是够毒的，削去了任何权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再进行报复。此时，曹操左右为难，他刚走上仕途，辞官显然是不可能的，辞了就不能再为官。不辞就永远地被囚禁在蹇硕给自己编的笼子里，惹他宰割。最后自己决定事在人为，暂时忍受他。以后找时机改观。曹操离开顿丘县，风尘仆仆回京。议郎官就议郎官吧，乐得个清闲，好好再自我修炼。这或许就是曹操的又一特点，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随机应变，绝不一蹶不振，束手待毙。能在不利的环境下，看到有利的一面。然后去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强化自己的能耐，以对付不利的环境。
曹操做了议郎官，利用充分的时间广为研读诗书，思考问题，同时提高警惕，以防不测。但是，不测之事往往是难以预测。他警惕得了自身，却警惕不了自身之外的事。也许就是因为曹操的这个特点，蹇硕才会把曹操养在自己的身边。
后宫传来不测。正是曹操调任议郎官的第二年，即灵帝光和元年，曹操二十四岁，后宫中，皇后宋氏被废。因宋氏是一个有心计之人，对宦官操纵朝廷、钳制灵帝很为不满，常和宦官发生冲突。宦官集团觉得宋氏是对他们很不利的人物，因皇后身份特殊，若不及时采取措施，恐怕会有变化。外戚势力往往是因皇后所起，这是过去的教训。和帝即位时，有窦太后掌政，太后之兄窦宪即为大将军，掌握军政大权，窦家兄弟几乎个个位居要职；安帝即位时，邓太后之兄邓骘一族，也几乎独霸朝廷的决策权；公元一二五年，即延光四年，安帝去世，皇后阎氏之兄阎显立刻成为炙手人物。最令宦官们记忆犹新的则是有“跋扈将军”之称的梁冀，他是顺帝皇后梁氏的哥哥，几乎一人独霸朝政，压迫宦官。后来质帝即位，由于其早熟的才气，使他对梁冀的擅权及凶暴大为不满，常有责备之意，梁冀居然一不做，二不休，派人毒杀了质帝，拥立十五岁的桓帝继位，梁冀仍掌握朝廷的决策大权。现在皇后宋氏对宦官大为不满，若不及早想办法，防患于未然，以后不好收拾。于是，宦官决定对宋氏发起进攻，他们有计划地不断向灵帝进皇后的谗言，编造事实陷害皇后。灵帝终于对宋氏讨厌以至愤恨，一怒之下，便听从了宦官的建议，废除了宋氏的皇后身份，打入冷宫。
凡是和皇后有关的，当然要受牵连。曹操的一个表妹夫****是宋氏家族的人，蹇硕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将曹操放在身边，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加以报复的。现在既然皇后被废，皇后的族人****又是曹操的表妹夫，东牵西连，自然也就和曹操有关了。因此，蹇硕正式奏明皇上，以曹操是宋氏亲属的名义，建议解除他的议郎官职，以解他心头之恨。灵帝即刻下旨，对曹操解职，送返故乡闭门思过。
人算不如天算，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曹操不得不认命了。其时祖父曹腾，因年迈过于体弱，已少入宫中，常居私宅，故而对此变化，也无能为力。何况蹇硕是为了宦官的利益，凡有瓜葛的，尽皆剔除，曹腾也不好说什么。他只能对曹操也无能为力。
幸而曹操并不沮丧，依然是踌躇满志，意在天下，对远大前程的必然出现深信不疑。曹腾也就聊以为慰，颇为心安了。
曹操在祖父面前的表现，并非仅仅是安慰祖父，他实实在在也是如此落拓不羁，豁达开放，心怀憧憬的。曹操回到家乡，习拳使剑，狩猎射箭，研习兵法，诵经读史，从不懈怠。兴趣来时，曹操即赋诗歌。有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遥想，他日后仕途的理想目标，要建立一个理想世界。他想象着那个理想世界的样子，必定是十分圆满有序的，于是仿效乐府“相和歌，相和曲”的调子，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一首《对酒》歌。歌曰：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
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咸礼让，民无所争讼。
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
雨泽如此，百谷用成。
隙走马，以粪其土。
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
子养有若与父兄。
犯礼法，轻重随其刑。
路无拾遗之私。
囹圄空虚，冬节不断。
人耋耄，皆得以寿终。
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这完全是曹操想象中的一个理想世界：太平盛世，官吏绝不会上门追讨税款；皇帝贤明，大臣忠良；人人守礼，民间再无诉讼之事；良马不再作战，而是用于耕作；官爱民如子，人无私心，狱中没有犯人；国君实行仁政，连草木昆虫都受其恩泽……
又一天，曹操在研经读史之后，一腔热血，豪情满怀，联想自己日后为官，一定以民为本，以国为本。一时兴起，又以乐府“相和歌，相和曲”的另一调式，写下了《度关山》一诗。诗曰：
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于铄圣贤，总统邦域。封建王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候，何有失职。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橡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曹操在此诗中明白表示，“国家权力”的执行，主要在于人民，执政者应该厉行节俭，守法爱民。曹操在诗中强烈反对役使人民。为政的目的，在使民安乐，与民共享。
他说：君王应巡幸四方，了解民情；奖励善良，惩罚邪恶；严格执法，既不随便大赦，也要对罪犯不咎以往。
他说：虞舜在食具上涂上漆釉，奢侈作风，招致十国叛离，远不如唐尧的节俭，即使宫殿里的梁柱也不加雕刻。世人称叹伯夷的美德，便是用来勉励尊崇气节。
他大声疾呼：奢侈是最大的邪恶，节俭是军民共同遵守的美德。如果每人都像许由一样看待权势，这个世界又何有诉讼争执。能够彻底实施兼爱尚同，即使陌生人也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
曹操提倡节俭，诅咒罪恶，其实是有感而发，有所针对的。因为他在故乡期间，已经听说，朝廷越来越腐败。尽管在各地贪官污吏和军团官兵的无厌索取和勒索下，农民已严重破产，被迫纷纷起义，但灵帝的皇宫却声色犬马。
在宦官的巧妙安置下，灵帝开始不理朝政，整天寻欢作乐，玩物丧志。曹操听到这些消息后，慨叹国危。憎恨宦官。他只能借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他虽然现在已经解职还乡，不会再有做官的机会了，但是他却并不这样看，他固执地认为，凡有才有德的人，是不会长久被搁置一边的。尽管朝廷是宦官当道，毕竟还有那么多文武百官料理政事。
因此，曹操等待着。他凭预感，觉得自己不会长期被搁置一旁的。公元一八〇年，即光和元年，也就是曹操解职还乡刚两年的时间，曹操忽感心旌摇荡，神思飞扬，再不能专心于书本之上。他是相信预感的，会有贵客临门。果然近午时分，有朝廷使者飞马驰到，相随的还有府中随员。曹操喜出望外，热情相迎。虽非客人，却比贵客还贵。使者宣旨，曹操跪听，使者宣道：曹操解职还乡两年，谨守儒道，朝夕用功，大有长进，特宣进京，复任议郎。
曹操十分高兴，因为牵连解职，重新任用的只有他一人。凡因过解职，重新任用，能官复原职的，也从无先例，可见朝廷对他是另眼相看了。后来曹操才弄清楚，是朝廷急需一个精通《尚书》、《毛诗》、《左传》、《春秋》及《谷梁传》，而且又能运用在当代政事上的官员。而京城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能人。宦官中自不必说了，他们除了善于逢迎，狡诈巨滑之外，别无他术。而百官之中，或胸腹才华不济，或过于迂腐谨小，都不满意。这才有人念起曹操来。但曹操又是刚被解职的人，谁敢冒险提出。于是，几个官员反复商议后，决定联名上书，一是说明确实只有曹操能胜任，二是即使不准，怪罪下来，因是联名，责任也就分散了。
于是，几个官员联名写好推荐曹操的奏折，说曹操精通古学，称得上是经史专家。且年轻活泼，思维敏捷，机智有术，研史习经，都能与时政结合，故而是不可多得之才。又据考察，曹操一腔热血，只为朝廷，即有过火行为，也是年轻气盛之故，而其内心所向，与朝廷并无二致。前年解职，非为有过，乃受宋氏牵连而已。即便是牵连，也是过于边缘的瓜葛，实际曹与宋，并无任何往来……
几位官员联名上书之言，说得极有道理，灵帝在确实没有能胜任之人的情况下，便准许起用曹****。朝廷此举，虽出于无可奈何，但在曹操心中，仍很满足，因为这正好说明他自身的价值和分量，这比“另眼相看他”还更宝贵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有多大，只知道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现在，他才突然发现，在“古学”的掌握和应用方面能如他的，原来并不多。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脱颖而出。既然如此，他就更应该放开胆子去干一番事业了。他凭直觉断定，既然重新起用，他就不会再被拒于仕途之外。
曹操重新出任议郎，并不因为曾被解职而谨小慎微，畏首畏尾。虽然朝政仍是宦官把持，而蹇硕仍居宦官高位，曹操并不因此而对自己的行为和作风有所压抑和约束。
第二次党锢之祸，当时对曹操刺激很大，他始终觉得陈蕃及许多清流派人士死得冤枉，那么多有才有德的名士，都平白无故死于屠刀之下，对于国家是一大损失。曹操多年来一直于此事耿耿于怀，他甚至认为，如果在这事上不重新给个说法，将影响许多才学之士报效国家的积极性。十分认真负责的曹操，觉得身为议郎，就应该根据经史古例，多为朝廷出些主意和建议，努力使朝廷清明公正，以逐渐实现理想的政治局面。他首先想到的是多年前的陈蕃、窦武一案，他认为将陈蕃、窦武一事定为“叛乱”是不妥的，他们当年只是为了匡扶朝政，想要宦官交出大权也是为了朝廷着想，并非是反叛朝廷。而当时却以“叛乱”名义进行逮捕诛杀，因为名为“叛乱”，受牵连者自然都落个可悲的下场。事隔多年后，全国上下议及此事者仍不在少数，纷纷鸣不平。
“亡羊补牢”及时挽回还不晚，朝廷要是能安抚人心，还是有希望的。于是，曹操便将他对当年陈蕃、窦武一事的看法和意见，以及当今应采取的补救措施，等等，写成有理有据的一篇意见书，上呈朝廷。其最终便是一句话：为所谓的陈蕃、窦武“叛乱事件”平反。曹操的意见书在朝廷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此时朝廷仍完全在宦官的控制中，关于“第二次党锢之祸”一个很忌讳的事，谁敢提起？极易引起宦官集团的怀疑和恼怒。而曹操居然公开提出为“第二次党锢之祸”的首要人物陈蕃和窦武平反，这无异于晴天霹雳，令满朝官员一片震惊。朝中官员都认为曹操太冒失了，刚刚复职，又去刺老虎屁股，这一次定会使宦官更加恼怒。而曹操何尝没有想到这一点？但他这样做，一是他的气度和责任感使然，二是他想到，既是出于无可奈何要他复职，也会出于无可奈何把他继续留下，何况他是向朝廷合法上书，采纳不采纳全在于朝廷，上书本身是没有过错的。曹操预测准确，宦官集团虽然对曹操大为恼怒，但又不好把他怎么样，只得游说皇帝，不要理睬曹操。因此，曹操的意见和提议便石沉大海了。曹操上书之后，久等回音，但一天天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他感觉到其中的原因，便只有仰天长叹而已。他不得不又陷入一种心灰意冷之中，自言自语道：“这朝廷如此下去，是再也无望了……”
公元一〇五年，即汉和帝永元十七年，司隶地区就发生******，朝廷居然无力赈济，导致饥民相食，并涉及凉州地区，更发生了饥民以牙互咬的暴乱事件。
公元一四七年，即桓帝建和元年，荆州及扬州地区发生******，饿死者满山遍野。
公元一四九年，即建和三年，京师地区大水，加上地震，饥民尸体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朝廷居然束手无策。
公元一五五年，即桓帝永寿元年，荆州饥荒，到处发生食人事件。
公元一六六年，即桓帝延熹九年，豫州发生饥荒，死者居半数以上，情况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