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最受读者喜爱的散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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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罗曼·罗兰(法)

罗曼·罗兰(1866-1944年),法国著名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戏剧《革命戏剧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欣悦的心灵》、传记《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韩德尔传》、《查理·贝玑》:回忆文集《内心旅程》等。

鼠笼

在我童年的时候,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

“我是从哪儿来的?人家把我关在什么地方了?……”

我出生在一个富俗的中产家庭里,身旁有爱我的亲人,这个家庭位于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到后来我对那家乡也曾回味过,也曾借着我考拉的声音称颂过那种喜洋洋的土风。

我为什么会在刚踏进人生的小小年纪,第一个最强烈最持久的感触就是——又暧昧,又烦乱,有时候顽强,有时候忍受的:

“我是一个囚犯!”

佛朗索瓦一世,一进入我们克拉美西圣·马丹古寺那个不大稳固的教堂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这可真是个非常漂亮的鼠笼!”(这是根据传说)——我当时就是生活在鼠笼里的。

最先映入眼底的印象是:我小孩子目光所能到达的头一个境界。一所院子,十分的宽广,铺砌着石头,当中有一块花畦,房子的三堵墙围绕着三面,墙对我显得十分的高。第四面是街道和对街的房屋,这些都和我们隔着一道运河。虽然这方方的院子是坐落在临水的平台的上面,可是从幽禁在底层屋子里的孩子看来,它就像是动物园围墙脚下的一个深坑。

一个最切身的记忆是童年的疾病和娇弱的体质。虽然我有健康的父母,富于抵抗力的血统(姓罗兰和姓古洛的都是高大、骨骼外露、没有生理的缺陷、天生耗不完的精力,使得他们一辈子硬朗、勤快,都能够活到高寿。我的外祖父母轻松地活到八十岁以上,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八十八岁的老父正在那里兴高采烈地浇他的花园)。他们的身子骨儿在任何情形下都经得住疲乏和劳碌生活的考验,我的身子骨儿也和他们一样,可是,在我襁褓时期却出了件意外的事,不但影响了我的一生,而且给我带来痛苦的后果。那是在我未满周岁的时候,一个年轻女仆一时粗心,把我丢在冬天的寒气里忘了管我,这件事差一点送了我的性命,而且给我种下支气管衰弱和气喘的毛病,使得我受累终身。大家从我的作品里,时常可以看到那些“呼吸方面的”辞藻:“窒闷”、“敞开的窗户”、“户外的自由空气”、“英雄的气息”——这些都是我无心的,迸发出来的,似乎是飞翔受了挫折时的挣扎。这只鸟在扑着翅膀,要不就是胸脯受了伤,困在那里,满腹焦躁地缩作了一团。

最后是精神方面的记忆,强烈而又深入心脾。我在十岁以前,一直是被死的念头包围着的——死神曾经到过我的家,在我身旁击倒了我一个年纪很小的妹妹(我下文还要说到她)。她的影子常驻在我们家里没有消失。挚情的母亲,对这件伤心事总是不能忘记,如醉如痴地追想着那个夭亡的女儿。而我呢,眼看着她没有两天就消失了,又经常看着我母亲那么地牵记着她,死的念头始终在围着我打转,尽管在我那个年纪是多么心不在焉,只想着溜掉,可是恰恰在我十岁或十二岁以前一直是多灾多病的,就更加暴露了弱点,使得那个念头容易乘虚而入了。接二连三的伤风、支气管炎、喉病、难止的鼻血,把我对生活的信心断送得一干二净。我在小床上反复叫着:

“我不想死啊!”

而我母亲泪汪汪地抱紧了我,回答说:

“不会有事的,我的孩子,善良的上帝不会连你也从我手里夺去的。”

我对这话只是半信半疑:因为要说到上帝的话,我只知道从我人生第一步起他就滥用过他的权力,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当时我还不懂,我对于上帝的最清楚的见解,也就是园丁对他主人的见解:

老买人说:这都是君王的把戏。

…………

向那些为王的求助,你就成了大大的傻子。

你永远也不能让他们走进你的园地。

古老的房屋,呼吸困难的胸膛,死亡凶兆的包围,在这三重监狱之中,我童年时候初步的自觉,仰仗着母亲惴惴不安的庇护而萌动起来。脆弱的植物,和庭前墙角抽华吐萼的紫藤和茄花似乎是同科的姊妹。朝荣夕萎的唇瓣上所发出的浓香,混合着呆滞的运河里的腻人气息。这两种花在土地里生根,朝着光明舒展,小小的囚徒也像她们一样,毫无目的可是还半眠半醒的状态,在空中暗自摸索,要找一条看不见的出路来使自己脱逃。

最近的出路是那条暗沉沉的运河,它沿着平台的矮墙,我凭在墙头。河水浑腻而青绿,没有一缕波纹,河上载着深凹的重船,瘦弱的纤夫好像要倾着全身的重量来扑到地上。船栏杆上缆绳的摩擦隐约可闻。一座转桥轧轧做响,缓缓地旋动开来。船舱的小天窗上摆着一盆石榴红,从船舱里,一缕青烟在冉冉升起。舱口坐着一个女人,默默无语,缝补着活计,这时慢慢抬起头来,朝着我漠不关心看了一眼。船过去了……而我呢,我仍站在墙头,看见墙和我一同过去。我们把那只船撤在后头了,我们漂开了。越漂越远,到了无垠的广漠。没有丝毫振荡,没有一丝波动,悠悠荡荡的,好像我们也像黑夜的天空一样,老是这么着,在永恒里自在翱翔。随后我们又发觉了,墙和我,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做着同样的梦。船却走了。它到得了目的地吗?另一只船接着又过来了,似乎还是先前的那一只……

另外一条出路,更加自由自在:就是太空。——小孩子常常仰起脸来,望着飘忽的云,听着呢喃的燕语。朵朵的白云,在孩子的心目中都演变成光怪陆离的建筑物(那是他初次着手的雕塑,小小的创作家是把空气当黏土来塑的)。

至于那些险恶的密云,法兰西中部夹着霹雷的倾盆暴雨,那就更不用说了!风云起处,来了害人的对头,造物主双眉紧皱,向脆弱的小囚徒重新关起天上的窗板……

这时救星来了,就像是女巫的手指为我打开那旷野上的天窗……听!钟声响了,这正是圣·马丹寺的钟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头几页,也有这钟声在歌唱着。我未觉醒的心灵里,早就铭记住它的音乐了。在我的房屋上面,这些钟声从古老大教堂透过的钟楼里面袅袅而出。但这些教堂的歌鸟却没有使我想到教堂。以后我再说说我和教堂中神祗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冷漠的,客气的,疏远的。尽管我曾经认真努力,我也没有办法和神接近。神懂得我怎样地找过他啊!可是懂得我心事的神绝不是那个神。这是向我倾听的神——为了让这个神向我倾听,我才特意把他创造出来,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不断地向他皈依,这个神是在翱翔着的歌鸟身上的,也就是钟声,而且是在太空里的。不是圣·马丹寺高居在雕饰的拱门之上,蜷缩在他鼠笼之内的那个上帝,而是“自由之神”——自然,在当时,我对他翅膀的大小是根本就不知道的。我只听见那两个翅膀在寥廓的高空中鼓动。可是我却不肯定它们是否比那些白云更为真实。它们是我的一个怀乡梦,这个怀乡梦为我打开一线天光,转瞬就消逝,让笼门又在我生命的暗窟上关闭了……很久很久以后(这情形留待将来再说吧!)

我爬,我用力推,我用前额来顶开那个笼门;在空阔的大海上,我又找到了那钟声的余韵。但是直到青春期的时候,我始终是在那个紧闭的暗窟里摸索着的——我指的是布尔戈涅那个又大又美的暗窟,那暗窟就像是一所地窖,酒桶整齐排列成行,桶里装着美酒,桶上结着蛛网。在那里面,除了一个女人,别的人都是逍遥自在的,我听到他们的欢笑声,就像我们本乡人那么会笑一样。我并不是瞧不起这种欢笑和豪饮……可是,窟外有的是阳光啊!……那真的是阳光吗?(但愿我能够明白就好了!)要不就是夜景吧?……既然那些身强力壮的人没有一个想要离开,我知道自己十分软弱,也就失掉了离开勇气,留守在我的一隅。

我十六七岁读到《哈姆雷特》的时候,那些亲切的语句在我那暗窟的拱顶下引起了怎样的共鸣啊!

“我的好朋友们,你们什么事得罪了命运,她才把你们送进这监狱里来了?”

“监狱里!”

“丹麦就是一所监狱。”

“那么整个世界也是一所大的监狱。”

“一所大的监狱,里面有许多监房,暗室,地牢……”

当真的,继续往下读,一句话,一句神咒般的话打开了我无穷的希望:

“上帝啊!就是把我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做拥有无限空间的君王。”

这就是我一生的历史。

我一回忆那遥远的年代,最使我感到惊异的就是“自我”的庞大。从刚离开混沌状态的时候起,它就勃然滋长,像是一朵大大的漫过池面的莲花。小孩子是不能像我现在这样的来计算它大小的,只有在人生的壁垒上碰过之后,对自我的大小才会心里有数;高举在天水之间的莲花,本来是铺展的,不可限量的,这座壁垒却逼得它把红衣掩闭起来。随着身体不停的生长,在无数岁月中受尽了反复的考验,这样一来,身体变得越来越大了,自我却越来越小了。只有在青年期快结束的时候,自我才完全控制住它的躯壳。可是这种生命开始时期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丰富饱满,以后就一去不返了。一个婴儿的精神生命和他细小的身材是很不相称的。但是难得有几道电光,射进我远在天边的朦胧的记忆,还使我看到巨大的自我,在小小的生命里称王。

以下是这些光芒中的一道——不是离我最远的(还有别的光芒照到我三岁的时候,甚至更早。)却是最深入我心的。

我五岁。我有个妹妹,是第一个叫玛德玲的,我比她大两岁。那时是1871年6月底,我们和母亲在阿尔卡旬海滨。几天以来,妹妹一直是懒洋洋的,她的精神已经委顿下去。一个庸医不知道去诊断出她潜伏的病根,我们也没想到没几天她就会离开我们了。有一次,她来到了海边:那天刮着风,有太阳,我和其他的孩子在那里玩着;可是她没有参加,她坐在沙土上面的一把小柳条椅上,一言不发,看着男孩子们在争争吵吵,闹闹嚷嚷。我没有其他孩子那么强壮,被人家排挤出来,我噘着嘴,抽抽咽咽的,不由自主走到这女孩子的脚边——那双悬着的小脚还够不着地;我把脸靠着她裙子,一面哼哼唧唧,一面拨弄着沙土。这时她用小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向我说:

“我可怜的小曼曼……”

我擦干了眼泪,我也不知是受了什么打动。我朝她抬起眼来;我看见她又怜爱又凄怆的脸。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过了一会儿,我对这些就再也不想看了。——可是,我要想它一辈子哪……

这个只有三岁的小姑娘,她那略微大了些的脸庞,她淡蓝的眼珠,她美丽的金发,那是我母亲引以自豪的——她蓝白两色交织的斜方格裙子,上部露出雪白的衬衫,她悬荡着的小腿,腿上穿着粗白袜子和圆头羊皮鞋……她充满了怜悯的声音,她放在我头上的软绵绵的手,她惆怅的眼光……这些都直透进我的心坎。一刹那我仿佛受到了某一种启示,那是从比她更高远的地方来的。是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小动物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受了别的事物吸引,就把这些忘得干干净净。

我们回到了旅馆。太阳在海面上落了下去。那一天正是小玛德玲在世的最后一天。咽喉炎当夜就夺走她的生命。在旅馆的那间窒闷的屋子里,她临死挣扎了六个钟头。人家把我和她隔开了。我所看到的只是盖紧的棺材,和我母亲从她头上剪下来的一绺金发。母亲疯了一样的,连哭带喊,不允许别人把她抬走……

过了几天,可能就是第二天,我们回家去了。现在我眼前还看得见那个载着我们的火车厢;那些人,那些风景,那些使我恐惧的隧道,整个占满了我的心灵。

根本就没任何悲哀。忘记那个我所不喜欢的海,我心里没有一点遗憾;我也离开了在那个海边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我把一切都撇在脑后,一切好像都烟消云散了……

但是那个坐在海边的小姑娘,她的手,她的声音,她的眼光——从来也没离开过我。似乎这些都镂刻进我的肌骨里一样的!那时她不到四岁,我也还不到五岁,不知不觉的,两颗心在这次永诀中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两个是超出时间以外的。我们从那时起,紧靠着成长起来,互相真是寸步不离。因为,大概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我总要向她倾诉出一段还不成熟的思想。而且我还从她身上认出了“启示”,她就是传达了那启示的脆弱的使者——这启示就是:在她从尘世过境中的那个通灵的一刹那间,纯净的结合使我俩彼此融为一体,这个结合在我心里引起的神圣的感觉——也就是人类的“同情”。

在我的作品《女朋友们》的卷尾,当葛拉齐亚在客厅大镜子里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对这道光芒的淡薄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