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自我”
较之于严复、梁启超更多地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谈论“个人”，章太炎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的“个人”更具有哲学本体论的色彩。在这个逻辑上看，就像德国古典哲学一样，也正是到了章太炎，“个人”的问题才紧密地联系到了“自我”的反思，“自我”（“我”）作为一个重要的论述内容与词语开始大量出现了。
留日时期的鲁迅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对“个人”本位与“自我”的推崇是他区别于其他留日青年知识分子的重要表现。如果说章太炎的“个人”与“自我”论述更具有哲学的意义，那么作为章门弟子的鲁迅则更倾向于从文学的感性的角度对“个人主义”大唱赞歌。为了澄清原义，鲁迅以理直气壮的口吻讲述了这样的“事实”：“个人一语，人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主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这不是小心翼翼的“知识考古”，而是充满激情的赞颁和陈述，正是这样的激情让鲁迅无所顾忌地遍寻西方历史，从哲学史到文学史甚至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凡他认为的“个人主义”追随者，便信手拈来，自由使用——尼采、施蒂纳、叔本华、契开迦尔、易卜生、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康拉德、莱拉、曼弗雷德、卢息弗等等。在鲁迅看来，这些都是追求个人尊严的典范。
有人说鲁迅未曾考虑过西方诸多个人主义者的实际差异，笔者倒认为这恰恰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特别的思维方式：像《摩罗诗力说》这样的文学的表达式，本身就不是哲学的严密推理，而是生命激情的自由宣泄，在这个时候，任何有助于心灵真实的人物、符号与概念都可以成为作家自我表述的材料。文学家鲁迅的激情颂扬，预演了未来以“个人主义”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这幕大戏。正如后来的周作人将五四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人的文学”，他提出：“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个人的色彩”是文艺进化的结果，也是新文学与原始文学的不同之处。郁达夫也有著名的概括：“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虽然鲁迅留日时期的文言论文的确预构了未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本价值观念，然而我们却不能就此认为这一思想就是“五四”新文学的唯一组成，因为最终影响了“五四”新文学面貌的，除了鲁迅这样的“先觉者”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不同教育环境与文化遭遇中的新文学作家，仅仅就同样经历过“日本体验”的中国作家而论，除了鲁迅、周作人兄弟一代外，尚有在“文学革命第二期”异军突起的创造社青年，后者创造新文学的愿望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五四”白话文学的倡导者，同样也高高举起了“个人主义”的大旗，甚至其崇尚自我、表现自我的激情更加一览无余，然而与鲁迅兄弟比较，他们究竟是并不相同的一代。
如果说文学家的鲁迅已经以文学的建设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从而与章太炎一代人的“个人主义”追问有所区别，不过从另外一面来看，他又赋予了这样的文学以思想家的品格和色彩，较之于年轻一代的文学家来说，理性的追问和反思依然是他文学写作的基本特征，不仅留日时期的文言论文如此，以后的小说、杂文创作其实也如此。鲁迅式的文学理性包含着他从“个人”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对历史与现实的新的承担，虽然这里的承担已经与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意识有了根本的不同，承担归根结底就是个人的一种生命选择，不过鲁迅又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个人性情抒写者，他的个人追求意志总是与现实的责任意识交织在一起，他的自我实现总是与对自我的反思和质疑相互联系。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借助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青年”与大正时期的“文学青年”这一代际的差异来描述鲁迅一代与创造社一代的重要区别。他指出，关于“自我”与“个人”，“鲁迅的认识与所说的‘政治青年’的认识有相近的地方。他们所理解的自我，是与封建的奴隶性相区别，具有独立意志的自主的近代精神的人。而创造社的理解和这样的理解不同，他们理解的是感性的近代的自我，是与落后的农村人的共同体意识相对立的，都市人的近代式的感觉”。的确，鲁迅式的“个人”更显示了摆脱依附、恢复主体意识的强烈要求，他的“自我”诉求常常与中国人的“奴才”性格相对立，这一切都来自于他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入思考；而创造社的“个人”与“自我”直接来自当时西方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思潮与动向，如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以及日本的崇尚个性与自我表现的自然主义文学，他们的“个人”与“自我”更仿佛是一种个性化的才智与本领，常常与对“天才”的崇尚与标榜联系在一起，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感性的抒情方式，诸如这样的表达：郭沫若认为，“自我”不再是“自然的孙子”、“自然的儿子”，而是“自然的老子”。
郁达夫引用马克斯·史特纳的话说：“自我是一切，一切是自我”，“我是唯一的，我之外什么也没有”。他还阐述了“天才观”：“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世人的才智，大约都在水平线以下，或与水平线齐头的”。在描述个性主义者卢梭时，郁达夫几乎是忘情地自我投入：“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骚的著作，直到了世界的末日，创造者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止，才能放尽它的光辉。”
在这些中国留日学生的“个人”与“自我”意识的上升历程中，日本“尼采热”所产生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忽视。不过，两代留学生对此的理解却大相径庭。鲁迅、周作人一代更重视的是尼采的思想启示——鲁迅从中获得了“意志”的力量，周作人从中获得了历史轮回的知识以及生活艺术化的审美态度；而创造社的文学青年则不约而同地关注他身上的“浪漫激情”，郭沫若除了肯定尼采“以个人为本位而力求积极发展”外，更强调发扬尼采所提倡的内心的创造精神，这一点他和田汉是完全一致的。郭沫若、郁达夫又都对尼采的孤愤心境大加渲染，常常有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之嫌。郭沫若称尼采是“一生渴求知己，而知己渺不可得。于孤独的悲哀与疾病的困厄中乃凝聚其心血于雅言”。郁达夫心中的尼采更与惠特曼、托尔斯泰等文学家并列，属于“新浪漫派”，他评价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道：“这虽是疯狂哲学家的一部像呓语似的杰作，然而神妙飘逸，有类于我国的楚辞，真是一卷绝好的散文诗。”
感性的文学总是充满流动性的，这在不断变换的创造社青年后来的文学道路上有充分的表现，犹如他们的“个人”、“自我”这些追求，犹如对尼采的评价也会随风摇摆一样，然而，在思想者鲁迅那里，却终其一生地保持着对尼采的积极认识。留日时期所铭记的尼采，一直伴随鲁迅终生，《鲁迅全集》中22次提到尼采，不仅在早年，也包括鲁迅思想发展的所谓“后期”。例如：1929年，在《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中，他把尼采和歌德、马克思并提，称他们为伟大人物；1930年，在《硬译及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他又因尼采的著作只有半部中文译本而深感遗憾；1933年，在《由聋而哑》中，鲁迅就运用尼采的“末人”这个概念来说明当局对青年的愚弱化——“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1934年11月，在内山书店里，鲁迅对郑伯奇、赵家璧有过一番谈话，“鲁迅认为像尼采这样的十九世纪重要思想家，把他的主要作品翻译出版还是有共必要的，不能仅从原作对我们今天革命事业是否直接有利作抉择的标准。鲁迅那天还对我们中国至今没有一本尼采译作出版表示遗憾”。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洞察到“思想”的坚守之于中国新文学建设的持续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