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心力”
在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先驱引入西方近现代思想以及其他留日青年知识分子接受或离弃梁启超学说的过程中，浮动着另外一个关键词——心力。心力（还有同意的“意志”、“意力”等）这一词语背后的意志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在20世纪初叶的留日中国知识界那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积弱积贫而又体制臃肿的中国社会在近代集中体现为一个人生出路的问题。臃肿、陈腐而低效的国家体制直接剥夺了个人进取的机会，导致了从龚自珍到谭嗣同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质疑、否定传统中提出自己的人生见解，以强化自我观念与自我精神力量的方式来激发生存的勇气。经由龚自珍的大力提倡，“心力”作为对于人的内在动力的描述成了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流行概念。所谓“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又有言：“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日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到后来，“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谭嗣同继续以“心力”对抗传统的“天命”：“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留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是突出了“心力”与西方意志主义思想的联系。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大力介绍西方近现代哲学，并且不无误读地将培根的“经验”与笛卡儿的“理性”统一于“我”和“精神”，又认为康德“以自由之发源全归于良心（即真我）”。尤其重要的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首次将标志着西方唯意志论思想成熟的尼采介绍给了中国人：“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日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一日尼至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这里的尼至埃即尼采。到后来，梁启超还很推崇占晤士（詹姆士）的“人格唯心论”，并从社会人格与个人人格的相互作用中领悟着“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他也欣赏伯格森的学说：“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旁览彼士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的“意志”论颇多注意，最后在“以新知附益旧学”中形成了著名的意志论主张——依自不依他。章太炎这里的“自”指的不是人的肉身而是自由意志与独立人格。他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王阳明的“心学”相联系，用以说明自己的主张：“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留日的鲁迅很早就注意到了西方19世纪以来倡导主观精神、推崇个人意志的思潮，他购读了有关尼采、叔本华、施蒂纳、克尔凯郭尔等人的传记，注意到了当时日本学界对尼采的介绍。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4次提到尼采及其“超人”学说，认为超人就是“大士天才”，就是“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人，就是不与“庸众”同流合污且对抗“众数”的个性主义者，就是“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的主观主义者，又将上述这些重主观意志、重个人精神反抗的思想家连同文学家易卜生等一起称之为“新神思宗”。他充满激情地写道：“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
较之于“新民”这一概念，“心力”（以及“意力”、“意志”等）这样的语汇更具有近代文化的意义。虽然中国古人也有过“尽心力”这样的说法，但它基本上就“是指心思与才力的合称”。从龚自珍开始，后来又以留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心力”说显然主要是对人的精神内驱力的描述，它常常表现为人能动的、持续的、执著的实践力量，往往又与人内在的某种主观精神信仰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常常表现出“无特操、无信仰”的传统中国人恐怕在总体上离“心力”的境界甚远，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些描述人主观世界的常用概念如“理”、“情”、“志”等似乎都不能准确地传达出这一概念所指的精神内在的“执著”。到后来，像梁启超和鲁迅这样熟悉西学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使用“意力”与“意志”，一个“意”字似乎更能说明人的主观精神所产生的能量，更能传达出入对自身理想的某种坚持。而这一“意”语的背后就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思想的意志论传统。
西方哲学对作为主体精神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意志”一向关注。“意志”这一概念早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就已经出现。后来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为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意志正处于理性与欲望之间，是灵魂用以发起行动的部分，当它坚定不移地执行理性的命令，帮助理性控制欲望时，灵魂就有了勇敢的德性，所以意志是勇敢的基础，勇敢是意志的美德。与柏拉图眼里如此“忠于职守”的意志不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意志的选择作用，以此说明人的善恶与人自己行动的直接关系。这给了后人许多的启发，以后的哲学家都十分强调意志的自由选择性，认为“意志”与“自由”密不可分，甚至“自由”就是“意志”的代名词。在经过中世纪“意志”异化为上帝的特征之后，重新回到人自己的“意志”在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儿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正是自由意志决定了人的行为的后果。关于意志是否是任意的自由选择的行动，笛卡儿与斯宾诺沙、霍布斯等存在着分歧，以后的西方哲学中也一直争论不休，康德试图以区别现象界和物自体的方式来调和这种分歧。到叔本华出现，则一反传统思路，以非理性的意志来统摄理性，将非理性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绝对化，生命意志、生存意志在此构成了世界的本质。尼采又改变了叔本华的非理性“意志”的悲观主义思路，把生存意志发展而为权力意志，认为生命的目的就在于生命力的发挥，即促使生命向更强大、更旺盛、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不管西方哲学对意志与理性的关系、意志的内在构成以及它对于人类行为的意义的看法有多少不同，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把意志与人的现实的行为选择相联系，用以说明人的行为选择的目的性、自觉性、坚韧性、果敢性、自制性等特征。就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自觉、坚韧、果敢”而目的明确地选择自己的现代化走向时，强化自我意志的要求也就浮出水面了，于是，借助于西方意志论思潮特别是西方19世纪以后的唯意志论思想也就成了应有之义。当然，所有的这些“借助”都是为了最终解决中国人自己在一个“生存竞争”时代的难题，因而所有的“借助”也仅仅是“借助”，中国知识分子是从西方知识分子的意志力量中汲取自我生命的能量，并最后用于现实中国的行为选择中。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某一西方思想的东方代表，所以他们总是努力调动古今中外的诸多理论资源来说明自己新的追求。从一直在国内的龚自珍、谭嗣同到留滞日本的梁启超、章太炎、鲁迅等，王守仁的心学或传统的佛学都曾是他们阐发“心力”与“意志”的思想资源。自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意志主义追求的这种复杂性也决定了他们在“自我意志”问题上的微妙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发掘和坚守自我意志的道路上保持了彼此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