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作为学生连连长的李象九率领我父亲的一排，剿灭了祸害宜川老百姓的地主刘海清和他的武装“红枪会”。号称刀枪不入的“红枪会”成员上百，分成四路纵队，个个袒胸露怀，手持刀枪，赤膊上阵，口中念念有词。他们叨念着咒语，一齐向我们的队伍扑上来。伴随着扑在阵前一个小头目在清脆枪声下的倒地身亡，那些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的“红枪会”队员，立即阵脚大乱，个个心惊胆战。我父亲率队连忙向他们喊话，让他们不要上地主刘海清的当，只要他们交出刘海清，交出“红枪会”的武器，保证不伤害他们，马上放他们回家。他们这才渐渐安定下来，开始自寻出路。当天半夜时分，“红枪会”的人带着他们用大刀长矛戳死的刘海清和全部武器来到了我们的学生连。李象九和我父亲按照承诺，收下武器，解散了“红枪会”，对“红枪会”的人不杀不打，不关不押，全部放回了家。
他们的这个举动，受到老百姓的一致称赞和颂扬。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陕北高原上的反动军阀井岳秀也遥相呼应，凶恶地向他认为早就被谢子长、李象九这些共产党人“赤化”了的十一旅旅长石谦举起了反革命屠刀，接着即将动手以整编、调防的名义，企图消灭谢子长、李象九掌握的中共武装。为了挽救革命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利用官兵对杀害石谦的怨愤，将“为石谦旅长报仇”作为发动兵暴的口号，举行士兵暴动，这就是陕北历史上的“清涧兵暴”。我父亲勇敢地跟随谢子长、李象九参加了党领导的陕北“清涧兵暴”。但是，敌强我弱，在数次激战中仅突围出二三百人，“清涧兵暴”失败了。
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陕北要走井冈山之路，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创建革命根据地。很快，这一带成立了以唐澍任正指挥、谢子长任副指挥、阎揆任参谋长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第一次在西北地区打出了红旗，紧跟着在西庄镇举行了二次起义，这次小规模的起义成功了。
我父亲在谢子长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长期奔波于晋、陕、甘、宁省区，开展兵运，积极发展党的武装。当时开展兵运，发展党的武装，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改造和争取各种各样的武装力量，将他们教育和纳入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使之最终成为革命的队伍。这就需要深入其中，做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些各自为战的杂牌武装，自由散漫，占地为王，要想让他们归顺于他人，工作并不好做。而我父亲，就是执行这项艰苦工作的人选之一。
清涧起义部队在宜川会师后，我父亲奉命深入土匪出身的五连雷进财连长手下担任排长。雷进财根本不想彻底革命，突围之后，他在向韩城方向转移的途中，急急忙忙地召集班排长开会，提出要率部去投靠延安的军阀高双成。我父亲立即将这一突然变化，及时地通过旅部的共产党干部阎红彦、白锡林，报告给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人谢子长、李象九。当晚，谢子长便奉旅部命令来到五连，当众宣布了雷进财的罪恶行径，当场击毙了企图率部反叛的雷进财。
但是，五连有30多个土匪都是雷进财带出来的亲友和老乡，他们恨死了我父亲。于是私下串联，准备第二天晚上宿营的时候伺机杀死我父亲，然后叛逃。正在密谋的时候，想不到被我们的一个小战士无意间听到了，马上报告了他的两个班长。两个班长亲自把我父亲保护起来，然后偷偷地把他们枪里的子弹全部卸掉，又放回原处。当他们行动的时候，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放的全是空枪，因此杀害我父亲的阴谋没有得逞，挫败了他们的谋杀计划。事后，新任连长请示了旅部，当天就没收了他们的枪械，并把他们全部驱逐出部队。
另外，还有一支绿林武装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这支武装大多是穷苦农民，素质比较好，工作也好做。当时，党对这样一些武装的政策只有三条：一是服从领导，二是不抢穷人，三是不强奸妇女。接受了三条，就成为革命武装，编入我们的队伍。这支绿林武装，完全接受了我们的条件，转变成为陕北游击支队。接着又成立了执法队，由我父亲雷恩均担任执法队的队长，以监督他们的行动。后来，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很快，纪律性强，作战能力好，还打了胜仗，于是正式发展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随后队伍转战南北，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迅速发展到300多人。奉特委指示，他们又向子午岭转移，去跟陕北刘志丹的队伍会合。此刻，晋西游击支队也转移来到陇东的南梁，跟刘志丹闹革命。大家在林锦庙会合了。这时，陕西省委也赶到了南梁，指挥这支来之不易的革命队伍。
可是，冬天到了。西北的冬天风寒地冻，为了改变部队的给养情况，队伍拉到了庆阳的新堡子，谢子长和刘志丹两位领导人商议之后，提出了“借水养鱼，济急军需”的战略决策，即顺水推舟地同意收编在陇军军阀陈珪璋的手下，驻扎在新堡子。
陈珪璋实现了自己扩充实力的愿望，很是高兴，马上给部队调拨了军费和服装，提供各种武装军需，并将陕北游击支队和刘志丹的队伍合编为“陈珪璋陇东十三师警备司令部暂编骑兵第二旅”，由谢子长担任旅长，刘志丹担任副旅长兼参谋长。
为了联合各部力量，加强自己队伍的凝聚力，谢子长和刘志丹提议，利用庆祝收编大会餐的有利时机，举行十八兄弟拜把子香堂大会。参加十八兄弟拜把子香堂大会换帖子的有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我父亲雷恩均、李象九、白锡林等十八人。
谢子长和刘志丹对我父亲很信任，谢子长夸奖我父亲，说：“人老实，话不多。打仗能沉住气，很勇敢，不怕死。军事上能行，啥事交给他办，很放心。”
刘志丹亲笔书写了“金兰谱”，内容为：“我弟兄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如有中途背盟离叛等情，天诛地灭。”十八弟兄按照年龄长幼依次在“金兰谱”上签了名。
收编以后，部队立即转入冬训。陕北红军的首长们，利用冬训对部队开展为谁当兵打仗的教育，以及遵守革命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完全按照红军的要求对部队进行整训，并迅速组建成为正式的红军，开赴正宁、旬邑、淳化、耀县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1932年农历正月初六，也就是阳历2月21日，举行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誓师大会，会上中共旬邑县委负责人将一面写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予了总指挥谢子长。从此，陕甘地区的武装革命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接连取得了旬邑、耀县、长武、彬县的斗争胜利，歼灭了反动武装千余，并在正宁县寺村塬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开辟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党中央、中央军委落脚陕北瓦窑堡。8日，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原西北根据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入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成立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任后方办事处主任，刘志丹为副主任，我父亲雷恩均受命担任办事处四科科长。月底，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我父亲雷恩均先后担任第四局（管理局）队列科科长、局长。从这时起，我父亲就在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周总理的身边工作、生活，连续三年，有幸直接聆听领袖的教诲，目睹伟人的风采，终生受益匪浅。
1937年，成立于瓦窑堡的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随同党中央迁到延安。1月19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经组织决定，选派我父亲雷恩均作为抗大第一期学员前往参加学习。毛主席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雷恩均抗大毕业后，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上分派他到新城县担任保安大队的大队长。职务一下子从省部级落到副县团级，我父亲没有任何怨言，依旧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
1942年，我父亲奉命回到延安。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还被大家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受到上级的表彰。
日寇投降后，他奉命管理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工作。
1947年，蒋介石派胡宗南率兵23万，进攻陕甘宁边区。组织上决定雷恩均立即将边区工人整编成工人游击大队，由他担任大队长，转移物资设备，之后转战安定、横山一带，迎战敌人。直到第二年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我父亲雷恩均才又回到延安，在边区工业局报到，工人、战士们也回到各自的工厂和岗位。
1949年，全国解放，百业待兴。次年，我父亲雷恩均由政务院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宁夏工业厅厅长兼劳动局局长。1954年，中央决定将宁夏与甘肃合并成为甘肃省，我父亲当选为中共甘肃省第一届省委委员，后又两次连任。
此后，我父亲一直在甘肃工作生活。根据党的需要，虽然岗位变换多次，上上下下，风风雨雨走过不少岁月，但他老人家那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心，始终如一。
我父亲1985年去世，享年80岁。留给我们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是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也是留给我们后代的宝贵财富。我们有义务把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一代代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