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寻访那些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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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红色延安的教育家吴燕生(1)

处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年代的红色延安,需要造就和培养大批红色革命接班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教育和教育家,而吴燕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锻造和成长起来的红色教育家。

自古至今,人类社会从事各类文化教育的人很多,照本宣科混饭吃的舌耕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能称之为“家”的,却历来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这是因为“家”需要独创,需要革新,需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一家之言”,并使之成为经过实践检验又行之有效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既对社会有着积极的现实指导作用,又有着远见卓识和历史意义。所以,一个人无论成为哪一方面的“家”,都不是墨守成规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付出非常的心血和努力,所以他们值得人们永远尊敬。吴燕生就是一位值得人们永远尊敬的教育家,红色延安的人民教育家。

说起吴燕生,那些如今已是皓首童颜的延安“红孩子”,无不追思缅怀,情深意长。他们是吴燕生教育实践的直接受益者,也是亲历吴燕生教育实践的体验者。说起吴燕生的教育,仿佛转瞬回到了延安,回到了那些晨曦暮光的年少时代。

吴燕生,生于1900年,卒于1958年,享年58岁,北平(今北京)人。父母祖上都是蒙古族人。然而,春秋代续,江河消长,吴家几代没落,家境贫穷,吴燕生兄弟姊妹7人,人口众多,日子过得很艰辛。年少的吴燕生自幼酷爱上学读书,但由于家中经济困难,父母无力供他读完初中。15岁的他只好自谋生路,养家糊口。他做过店铺的伙计,当过人力车夫,还被军阀拉去学兵连当兵。小小年纪,已饱尝人世酸辛。这样的人生,注定曲折而传奇。

果然,在吴燕生24岁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决定其未来人生的大事。尽管他早已离开学校,走向了社会,但是对学校仍然有着克制不住的迷恋。一天,他看到一位老师站在讲台上,打着手势给学生教生字,非常好奇,原来是座聋哑学校。于是,就经常去学校学习观摩,居然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教学方法。对学校教育充满向往的青年吴燕生,觉得自己也可以教聋哑儿童识字,就果决地去见校长。没想到校长鄙视地对他说:“一个穷小子,还想吃天鹅肉,没你的份!”

校长的轻蔑没有挫败他立志聋哑教育的决心,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念。听说奉天(沈阳)有所基督教会办的聋哑学校可以半工半读,就自己凑钱去了奉天。在这里,他不仅完成了学业,留校当了教员,而且还找到了与他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女教员任义。任义的父亲任作田是当地的著名中医,又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率领几百名抗日战士对日奋勇作战。后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迫从黑河撤退到苏联。由于当时苏联经济困难,难以立足,只好又率部回国。回国之后,任作田决定争取一处义勇军可以独立存在的地方,就请东北抗日将军张学良出面斡旋。好在国民政府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在内蒙古绥远河套地区建立垦区,自谋生路,作为安置。之后,由任作田作为领导全权管理。他在这里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把垦区建成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集体劳动生产,集体生活吃饭,统一计划分配。使这里成了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避难所、中转站、难民营。这时,作为任作田女婿的吴燕生也协助岳父参与一些垦区的管理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吴燕生在岳父的影响下,参加了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后来结识了抗日将军张学良。张学良见吴燕生英俊魁梧,谈吐不俗,且有志于中国的聋哑教育,认为人才难得,就资助他前往日本东京聋哑师范研读深造。两年后,吴燕生学成回国。

1935年初,吴燕生回到北平,继续在聋哑学校任教。有位聋哑孩子家长是市长,通过孩子知道吴燕生致力于聋哑教育,主张勤俭办学,亲自和学生抬着买来的桌椅板凳走过大街小巷,还自费编写了《聋教常识》送给家长,又以个人名义募捐到2800余银元,申请创立北平聋哑学校,为此很是感动。经审议,市长将此项申请纳入了市政府的行政计划,批准了吴燕生创办市立聋哑学校的申请报告,同时立即拨款建校,指定由他来担任校长。学校当年7月开学,社会反响很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华北也遭到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学生已无法读书。许多抗日的仁人志士走向抗日前线,吴燕生也以自己聋哑学校校长的身份,出面担保和营救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北平的抗日运动,并尽其所能为他们提供生活用品。不料,他被日本汉奸盯上,列入了他们暗杀的黑名单。幸亏地下党组织及时派人送信,他才得以连夜骑自行车逃离了北京城,又辗转来到内蒙古绥远河套的垦区。

同年9月,垦区的地下党组织,决定从垦区抽调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他们的170多名家属,交由吴燕生带领,前往延安。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带领170多名男女老少,徒步穿越草原沙漠大戈壁,还要过黄河,风餐露宿,谈何容易!何况,这是一条艰难漫长的路线,先由绥远进入内蒙古伊克昭盟,越过毛乌素大沙漠抵达陕西的神木,再经榆林到达绥德,再由绥德奔向延安。途中,还要穿过已经投靠日寇的蒙古德王的领地,还有随时被野兽袭击、被反动派杀害的危险。

果然,一路险象环生。渡黄河的时候,水浅,人多,船少,必须轮流慢行坐船过河,岸边有人拉纤才行。这时,日本鬼子的数架飞机掠过上空,接连扔下几颗炸弹,炸死毛驴1头,造成几人受伤,有的人害怕自己在路上送了命,硬是不听劝阻,执意离队而去,好在大多数人并没动摇。

进入毛乌素大沙漠,眼前黄沙茫茫,沙海一片,望也望不到边,风餐露宿,吃水困难。时不时就有沙尘暴旋起,过后,难辨方向,就会迷路。好不容易找回原路,走上正道,偏又遇上了沙尘暴。

真是祸不单行,只见沙尘暴起处,一支百十来人的蒙古骑兵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吴燕生马上用蒙古语与他们交流。原来,他们是德王的部下,奉命追来检查。见了这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知道是逃避日军的“难民”,身上又没搜出枪支,就顺手牵羊地拿走一些值钱的东西,放行了。

可是,谁也不知道前面的防线森严,四面沙包架起了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在对准这群“难民”。面对如此险境,大家都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不料,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燕生却不顾一切地大声喊着蒙古话,勇敢地迎着机枪,冲上前去,请求他们“别开枪,是良民”。为首的长官听到蒙古话,诧异地骑马来到吴燕生面前,仔细询盘查询问,吴燕生面无惧色机智地回答。那位蒙古长官看了看吴燕生,又看了看他身后的一群老弱妇孺,个个灰头土脸,全然是副难民模样,也就不再怀疑其是“共党”或“逃兵”,随即便挥手放行了。

劫后余生,大家都松了口气。一路上,吴燕生有序地组织大家放哨巡逻,安排大家的吃喝拉撒,经过三四个月的长途跋涉,1937年12月,大家终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初,吴燕生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党组织分配他到延安干部子弟学校任教,并兼任副校长。

10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党中央决定撤退延安。为了保证红色延安革命后代的生命安全,保护延安保育小学革命烈士遗孤和革命军干子女,组织上委派吴燕生带领全校师生撤离到距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内,分别在白家坪、吊儿沟、茨儿沟等地建校办学,继续完成学生的教育。

之后,由其担任延安保育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其后,吴燕生开始了他红色延安的新式教育,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教育理念。这些理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向陕甘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报告》之中。这篇报告,从延安抗战中的儿童状况,到陕甘边区的儿童教育,从学校教育的方针,到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指导儿童生活的一般原则和实施方案,都进行了细致的理论探讨和具体的操作实施。在一系列的理论基础上,他又理论联系实际,在“保小”教育工作中积极探索实践,使红色延安的儿童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