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贵文，1921年出生，今年91岁了。一辈子跟着党，扛着枪，南征北战，从一个甚事不懂的山沟土娃娃，逐步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共产党员，人民军队的师级干部。离休后，住在环境优美、生活富足的高楼大厦，生活条件早超越了战争年代，过着我们以前做梦都在想象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老婆孩子聚一搭”的幸福生活，真是天上人间，感慨万千。
我的故乡在山西保德县杨家湾，位于吕梁山脉的晋西北地区，其中的东界大山与岢岚县为邻，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的府谷县相邻相望，北与河曲县接壤，南靠兴县，地形是南北长，东西窄，属于黄土高原的东部。旧社会，这里山大沟深，地贫民穷。我家世代贫农，常年居住在两孔破旧的窑洞里，全家七八口人，父母起早贪黑地耕种在干旱贫瘠的山地里，遇上风灾旱灾，常常颗粒无收，全家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年迈的奶奶活活饿死，母亲因为贫病交加无钱医治，也含恨死去。小弟弟只好送给别人，可是也没有活成，姐姐小小年纪就嫁给了别人，一家人七零八碎，说不成，哪叫过日子！我看父亲和哥哥长年累月苦在山里种地，给地主扛活，不但吃不饱饭，还欠着地主的粮食和白洋（银元），十三四的我就离开杨家湾村去乡镇找活干，想分担压在父兄身上的生活重担。
杨家湾乡在保德县城以北，黄河的东侧，朱家河的下游，素来盛产能够制造纸张的良麻。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曾经用这里盛产的优质麻纸印制钞票。因此，当地历来就有不少私人造麻纸的小作坊，人手不够的时候，他们就雇人来做学徒和帮工。一家造纸作坊的老板，看我样子还算机灵，就收我当了学徒，跟他学做造纸。制造麻纸是个操心费力的活，晚上要熬夜沤麻磨浆，白天要把水淋淋的半成品纸张平展展地贴在高大的白墙上，一天要贴上百张，不能有一点破损，若有破损就扣铜板工钱，若干得好，就涨一两个铜板。学徒工一月不过10到20个铜钱，哪能舍得叫别人扣了呢？所以干活非常小心，生怕纸张破损。后来，又叼空去给人家拉麻绳，打零工，还赶着毛驴去山里拉造纸的麻草，反正是闲不住，总想多挣几个拿回家。
当时，阎锡山是山西的大军阀，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为了扩充自己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经常派人抓兵收粮，闹得民不聊生。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更是借着抗战的理由，打着“抗日”的幌子到处抓人当兵，搜刮老百姓。地方上的一些民团保安也借机行事，浑水摸鱼，打着阎锡山的旗号，到处抓壮丁，扩充自己的实力。我打工学徒的县城小镇也开始人心惶惶，很不安定，买卖人、手艺人整天也是提心吊胆，唯恐自己家的年轻人出去被人抓了兵。
1936年开春不久，3月份我回到家里。看着父亲和哥哥长年累月起早贪黑给地主扛活，就想，干脆留在家里和父亲哥哥劳苦在一搭混日月。谁知在家没待几天，有一天出了家门，半路上就看见县上的杨专员带着一伙人急急火火地朝我走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们要干什么，那伙人就如狼似虎地猛扑到我身边，七手八脚地把我五花大绑起来，捆了个结结实实。接着，杨专员指挥着他们，一路把我捆绑着扭送到晋绥军，抓了我的壮丁，当了晋绥军保安团的兵。
晋绥军保安团克扣军饷，纪律松懈，打骂士兵，以势压人，横行霸道，净欺负人，风气很不好，我一天都不愿意多待。就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扔下他们发的大刀，偷着跑回家来。在家刚住了一两天，谁知又被保安团给抓回去，严加看管，而且再不容易逃跑了。那时，山西有不少地方民团，像红枪会什么的，都是跟着阎锡山混日子，受到阎锡山的保护，势力很大。可是，八路军的影响也很大，大家都知道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一次次地拼着性命跟日本鬼子干，还能打胜仗，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大胜利，让全国人民都刮目相看，我打心眼里巴望着能早日见到八路军。
1937年秋，晋绥军调编，把我调编到“国共抗日决死队”。“国共抗日决死队”是山西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产物，1937年8月1日成立，部队使用的番号是沿用阎锡山晋绥军的。这支部队由共产党员担任政工干部，阎锡山旧部的旧军官担任军事领导干部，组成抗日阵线，联合抗日。在这支部队里，我有机会接触到八路军，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总想着跟着八路军干。
可巧，八路军在晋西打了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接着转战来到保德。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阎锡山对打了胜仗的八路军也不敢公开怠慢，上峰命令我们穿戴整齐，列队夹道欢迎八路军。八路军来了，大家亲眼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官兵一致，待人和气，走到哪里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心里很是羡慕。
事后，我在“国共抗日决死队”八路军政工干部的指引下，趁人不注意，瞅空子开了小差，直奔八路军驻地。路上听人说八路军在岢岚县，还把岢岚县日本鬼子的一个炮楼给端了，又听说八路军的主力部队驻扎在河曲县，要想到河曲县，就必须跨过黄河，得走很多很远的路。
时值深秋，天气已经凉了，树叶子青的青，黄的黄，我一心投靠八路军，怕什么山高水低，天冷天热！我一路连跑带爬地来到黄河岸边，望着滔滔河水，禁不住心潮翻涌，走了这么多路，今天终于来到了黄河，就要跨过黄河，进入河曲县的八路军驻地了，心里无比激动。
八路军首长见到我，非常热情，他态度和蔼地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知道我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迫当了阎锡山晋绥军的兵，当即就把我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4团，从此，我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我的师长是贺龙，副师长是萧克，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司令员是彭绍辉，政委是张平化。从此，我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救中国，走上了革命道路。
记得参加八路军的第一仗，是打岢岚县城。过去，跟着晋绥军，没有上过战场打过鬼子，心里有些怕。可是，看到营长带着队伍冲在前面，沿着墙根，摸到城门附近，巧妙地指挥着大家勇敢地跟鬼子周旋，打游击战，就不再害怕了，胆量也大了。这里的鬼子很嚣张，造了不少炮楼和碉堡，他们的机枪、小钢炮火力很猛，我们只能在县城外围打击日本鬼子，鬼子从炮楼上看到我们，马上集结兵力包围过来，企图消灭我们。营长马上识破了敌人的用心，立即带着大家突围，撤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到了晚上，我们趁着夜色又伏击县城，可是还是没有拿下来，部队就连夜撤到山里。打了一天的仗，大家都没吃饭，肚子都饿了。只好向山里的老百姓借点粮食，煮了一锅糜子和小米的糊糊饭给大家充饥。战争年代，老百姓日子都过得很苦，八路军为了不给山里的老百姓添麻烦，夜晚大家就抱着枪睡在山窝里。我们的枪支种类很多，长枪、短枪、“三八式”、“毛瑟枪”、卡宾枪都有，大家在山窝野地里抱着枪睡觉，心里很踏实。后来，我们去打忻州，还打了保德。那时，山西的鬼子武器精良，汽车大炮都有，势力很大，每一仗都打得很艰苦，不容易。但是，八路军就是不怕他们，就是敢跟他们刺刀见红，坚决跟日本鬼子干到底。
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的阶段。在长期抗战的困难面前，有些人对抗战前途发生了动摇。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在南京建立了日伪政府，公开和侵华日军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腔调，反对抗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重新制定“抑共”政策。日军更是甚嚣尘上，对抗日军民大搞拉拢、收买和“囚笼政策”，要与国内反共势力联合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一时间，对外妥协、对内积极反共的乌云笼罩了整个中国。
这年新年伊始，阎锡山就召集了部分晋绥高级军官，在吉县五龙宫开会，要求陈长捷、王靖国等旧军将领实行“强民政治”，企图限制山西军民抗日。阎锡山的会议刚结束，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就出台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政策，并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历史的“巧合”，表明阎锡山这一时期态度的急遽改变，是与国民党确立的“对日妥协反共”的政策相一致的，二者同时加速了对抗日军民的压制迫害。不久，阎锡山就明确提出自己反共的想法，说：“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同，不相谋。”蒋介石开始在全国发动反共高潮，阎锡山也立即告诫手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可谓不谋而合，配合默契。
为了“不吃大亏”，阎锡山一改三年来山西实行的联共抗日的路线。1939年3月25日，他亲自召集所部师长、独立旅长以上的军官，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区干部、公道团的主要领导，以及“牺盟会”各中心区的部分县特派员等高级干部，在秋林镇召开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的转折点，抗战史上称之为“秋林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