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革命圣地，是孕育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摇篮，同时也是哺育延安“红孩子”的地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正处于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了解决应征军、烈属将士子女上学难、生活难的问题，陕北苏区自1933年起就尝试在清涧、神木、米脂等地创建了列宁小学。
1934年春，刘志丹亲自主持创建了陕甘边区第一所列宁小学，校址设立在合水县太白葫芦河龚家沟罗家洼的一座古庙。主要吸收红军干部子弟、自卫军将士子女以及当地少数学龄儿童入校读书。学校对红军子女、革命烈军属遗孤实行免费教育，及时地解决革命将士们的后顾之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随着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的成立，边区军民扩大了对学校教育的需要，各地列宁小学的学生人数都有所增加。当时，这些小学的教学内容，特别侧重社会实用。文化课的教习，国文（语文）是学习写收据、写借条、立典买卖契约、开路条、书写对联、撰写祭文以及农村婚丧嫁娶需要的礼仪文书等方面的知识和应用。算术主要是珠算、汉码礼账、各种买卖流水账、老百姓常用的加减乘除法和应用算学。体育则是以刺杀、射击、巡逻、盘查、警戒、放哨等游戏的形式来进行。
1933年，蒋介石调遣100万大军进攻中央苏区井冈山，疯狂地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占据领导地位，推行错误路线，弃敌强我弱之情况而不顾，强行与国民党百万正规军正面作战，导致我军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离开了井冈山。这时，陕甘苏区成了中国唯一完整存在的革命根据地，这里有政府、有军队，有党、团、工会、青年、妇女和文化教育等一整套健全的党政群组织机构。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徐特立任教育部长。他对陕北苏区特许烈军属子女、革命干部子弟免费接受教育，十分感兴趣，认为中央苏区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西北根据地却很好地解决了。这样既有利于管理和培养革命后代，也有利于为党造就大批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各种优秀人才，及时用来充实和支援各条战线，发展革命事业。他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既解除了妇女干部的家庭拖累，又免去了革命干部和应征将士的后顾之忧，大有裨益。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学校的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党的教育方针逐步得到全面贯彻，并且成为抗战时期各个抗日根据地干部子弟保育教育的先河、模范。延安保育院、延安保育小学、边中附小、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延安完小干部子弟班、鲁迅小学、延安鲁迅师范等一系列学校，都是陕北苏区教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是特定历史时期革命教育的产物。
作为教育部长的徐特立老人，创立并发展了延安的教育，全面视察了这些学校，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亲自为学生设计并制作了缀有红五星的黑色八角帽，每人佩有二尺多长的红布领带，一米多长的“等身棍”，上面画上红蓝相间的环形线条，作为少年先锋队员的武装标志。同时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增添了新思想，新知识，教育大家锻炼身体，讲究卫生，讲究科学，不要迷信神汉巫婆，有病看医生，号召大家积极吸取新知识，树立新风尚。
据统计，截至1936年5月，根据地已创立并发展了包括各地列宁小学在内的430所小学，其中，瓦窑堡列宁小学直属陕北教育部，敞开接收烈军属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弟，同时将列宁小学改称为延安保育小学和保育院。后来，在毛主席的建议下，又将陕北的列宁小学和中学改称为“鲁迅小学”或“鲁迅中学”。延安保育小学接收的是年龄在6至12岁左右的孩子，保育院接受的是6岁以下的儿童，完成保育教育的孩子可以进入延安的保育小学，小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升入中学。
1937年元月，党中央进驻延安。同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率同陕北省委、陕北苏维埃政府迁驻延安。接着，原在保安、安塞两地列宁小学就读的烈军属遗孤、革命干部子女也先后汇集到了延安。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在延安建立了干部子弟班和鲁迅师范，实行个人完全免费的供给制，培养革命后代，发展革命教育。其教育方向和目标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1939年，陕甘宁边区明确规定：“保育对象为边区党政军干部子弟、烈士遗孤和战区难童，实行全部免费的学前教育。”教育指导思想是：“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和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教育方针是：“锻炼儿童革命的观点，培养儿童活泼愉快的心情，健康坚实的性格，陶冶勇敢老实的个性，增进儿童知识，训练手脑并用，使之成为未来新中国健全的主人。”具体实施原则，一是教育儿童认识了解父母参加革命的苦心，并继承其艰苦奋斗的精神；二是教育儿童认识中国革命的敌人，并培养其对敌人仇恨的心理；三是教育儿童热爱劳动，敬爱劳动人民，并特别关心帮助劳苦群众；四是培养儿童吃苦耐劳，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五是启发儿童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并关心团体利益；六是启发儿童养成团结友爱、互助互让之优良作风；七是诱导儿童好问、想问题等一般方向，使心智发展达到身心平均发育。要求“小学教学应力求适合儿童身心发展，注意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之联系，以启发其自动性、创造性与独立性”。
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全新的教育体制下，保育院将已到学龄的儿童送达小学部，而小学部又不断有人被调出“用所学的东西为抗战建国服务”。
党中央对担任延安革命教育的校领导和教师很是重视，担任延安保育小学的第一任校长的是人民教育家吴燕生。吴燕生同志是蒙古族，祖上是元朝王族后裔，旧社会他虽历尽苦难，却不坠青云之志，曾受到张学良将军的赏识，热心资助他前往日本学习聋哑儿童的教育，成为中国早期聋哑儿童教育的专家。回国后，在党的引导下，积极参加革命，带领上百人走过荒原沙漠来到延安，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和真诚信念，投身在延安革命教育的前沿。面对这些小小年纪就失去童年，遭遇了非同寻常磨难的延安孩子，他从心里满含深情。他们有的父母牺牲在长征路上，有的父母牺牲在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的岗位上，有的被敌人追捕灭门，成为难童，散落民间，或给地主老财放牛扛活，或沿街叫卖艰难度日。有的与父母同在敌人的监狱饱受摧残，父母牺牲之后，独自历尽苦难，才得到营救，辗转来到延安。
吴燕生语重心长地对教师们说：“学校就是我们的大家庭，学生就是我们的子弟，孩子们把我们当成父母，我们要把孩子看做自己的子女弟妹。要把学校办成革命的大家庭，儿童乐园。”
他亲自为延安保育小学写了校歌：“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明天为祖国出力。为了自由，为了解放，我们来努力，努力！加紧锻炼，勤奋地学习。我们要记住，现在是边区的小学生，将来是中华的主人！同学们亲爱的携起手来，新社会等待我们去建立！”
他因地制宜，创造了“大带小，一帮一”的管理制度，即由年龄大的做哥哥姐姐，一对一地对年龄小的弟弟妹妹进行学习和生活方面的照顾，既解决了保教人员不足的问题，又增进了同学间的团结互助与深情厚谊，同时也提高了同学们的自管、自律能力及自信心和责任感。
延安的教育，尤为重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认为劳动是人生教育的重要手段。陕北地瘠民贫，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延安的学校同军队一样自力更生。学校组织学生开荒种地，庄稼有苞谷、糜子、小米、大豆，蔬菜品种有萝卜、白菜、洋芋、西红柿，还有菠菜、葫芦、葱、姜、蒜。
孩子们通过劳动生产认识了自然，了解了人民，增强了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磨炼了革命意志。每当吃饭，他们就唱《吃饭歌》，时刻不忘养育自己的人民群众。
1938年，毛主席亲自为延安的毕业班题词：“学习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还要学习。学习与工作，都是为着一个总目的——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跟随势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与新世界。”
1941年初，新四军北移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伏击，新四军伤残将士与部分敌占区工作人员撤回根据地，他们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辗转来到延安，进入延安保小或中学，如李硕勋的子女李鹏、刘谦初的子女刘思齐、刘少奇的子女刘允若、任弼时的子女任志远、叶剑英的子女叶选平、彭德怀的子侄彭启超，还有李铁映、习正宁，以及写出《保卫延安》的作家杜鹏程等都曾经来到这里，根据各自不同的年龄被编入不同班级，认认真真地在延安保育学校学习、生活，接受革命教育。电影《啊，摇篮》，就是根据这一时期延安孩子们的生活创作出来的。
1949年，伴随着全国解放的即将到来，保育院和延安保小的孩子们也随同中央和西北局分别挺进西安和北京继续学习。进入西安的部分成为西安育才学校，进入北京的部分成为北京育才学校，留在延安的那一部分也改成了延安育才学校。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昔日那些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如今已是霜雪满头进入耄耋之年，即便是当时年纪较小的孩子也已步入古稀，开枝散叶，含饴弄孙了。这些在延安革命熔炉里锻造的“特殊材料”，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经历过金戈铁马的倥偬岁月，进入和平时期，仍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他们的力量源泉来自延安的革命教育，来自延安的奋斗精神。这些共和国的功臣，至今说起延安岁月，仍然那么情深意切，铭心刻骨，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