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关注文本的历史语境？
我们对哲学的理解与运用离不开生活实践，同样离不开对哲学经典文本的阅读与反思，尽管哲学经典文本的形成同样是生活实践的思想结晶，但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哲学经典文本始终是我们理解哲学的重要思想中介。对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往往都是精读、细读，泛读甚或浏览是很难把握作者的思想精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解读并非沉浸于故纸堆不问世事，而应在关注文本的历史语境的同时，确认文本的现实语境，进而实现两种语境的内在融通，达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文化境界。
有的人读哲学文本急于求成，希望尽快从书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思路与方法，结果“欲速则不达”；有的人从不考虑哲学文本的现实意义，走进了茫茫书海，却走不出书海茫茫，成为人们笑谈的书呆子。其实，这两种阅读方式都没有融通文本的两种语境，也就是没有使历史文本发出活的声音。真正的文本解读是解读者与作者跨越历史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穿越剧的台词，尽管目的终究是传承文明甚至活学活用，但研究路径不能缺乏历史感，不能忽略文本的历史语境。
我们对任何哲学文本的理解都是开放的，尽管要借鉴其他解读者的结论，但我们终究要在解读原始文本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原始文本是我们解读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往往是需要加以还原的，因为原始文本可能并不完整或者存在争议。恢复文本的原貌，是版本研究的目的，是文献学的工作。尽管致力于恢复哲学文本的原貌，但这种研究主要属于科学研究，比如通过辨析作者使用的墨迹或纸张来判断写作时间，并不需要哲学思想的介入，甚至不能有哲学思想的介入，这样才更符合科学规律。这种科学研究尽管不需要哲学介入，却有助于哲学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考据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毋庸置广松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当代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兼容了新科学观、当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以及带有东方色彩的哲学，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并试图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构独特的哲学体系。代表作有《物象化论的构图》、《事物世界观的前哨》、《唯物史观的原像》。
疑，因为如果我们连引用的“字句”都并非来自马克思原始文本，遑论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精神。中国学界译介了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陶伯特、广松涉、望月清司、涩谷正、巴加图利亚等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排顺序和字句翻译等方面的观点，尤其是广松涉关于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事实上等于伪书”等惊人结论，引起人们的关注。从中可见文献学研究的优势所在，可以从源头上摆脱作者遭遇误解的可能，是哲学经典文本在当代“在场”的前提。
文本的当代“在场”不应该是被误解的“在场”，被误解的“在场”乃是另一种方式的“不在场”。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各种版本的基本状况来看，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巴加图利亚版、新德文版和MEGA 2版等先后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排的最高水平，其中，MEGA 2版尚未全部完成，各种版本的差异不仅在于某些字句的重译，还在于文稿顺序的重新编排，以尽可能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创作时的原貌。对中国读者来说，最熟悉的文本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2版和MEGA 2版的部分文献，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和中文2版分别主要是以俄文2版和MEGA 2版为底本翻译的。
作为哲学解读“前提”的版本研究只具有文献学意义，哲学经典文本的价值阐发还要在把握作者理论视野、思维方式和价值意蕴等层面另见功力。但是，解读者有责任将文本研究的工作做好，至少应自觉借鉴文本研究的最新水平，而不要以偏好等为由继续引用旧版本，这是把握哲学经典文本的精神实质，面对文本逻辑结构的必然要求。对文本的误读当然有解释层面和运用层面等问题，但若在对文本原貌的把握上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其后的解读价值则很难高估。不重视对文本原貌的把握，很可能不注意引文的准确，不注意作者在上下文中贯穿的完整思路，断章取义，甚至将作者在不同时期思想发生变化的不同词句连缀起来，似是而非地佐证自己的理解，这样的研究都是罕有学术价值可言的。
我们从儿时起就开始读书，从读画报、小人书到读有思想的“大书”，渐渐知道读有些书是不能“一目十行”的，读哲学的书“一目十行”与不读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读一本哲学书往往要借助很多参考书，以此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思想产生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成因。所以，一本哲学书可能越读越厚，因为要在扉页、页眉、页脚等很多地方作自己的注释，甚至夹入或粘贴读书卡片，标注着密密麻麻字迹的旧书不仅以灰黄的颜色表明自己的年龄，也因标注的文字展示了历史的心语。对文本历史原貌的重视，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而且有助于对文本作者思想的阐发，但是，对文本历史原貌的把握并不意味着其现实语境可以缺席，“风声雨声读书声”应当“声声入耳”，我们也不能因为读书而忘记国事、家事和天下事。而且，我们在把握文本历史原貌的过程中，总要得出自己的解读结论。
其实，任何文本的客观还原都与解释者的主观兴趣有关，“我注六经”必然将“我”的沉思渗透到“六经”之中。很多思想家都对“经院哲学”式的解读没有好感，因为这种看似客观的解读往往与时代精神大相径庭，更何况，文本的客观还原只是反映了解读者的努力，重现与还原的难度可想而知，而文本的价值只有在当代理解中才能找到“在场”的根据。原因在于文本解读难以摆脱解读者的主观偏好，尽管秉持客观还原的准则，解读者的解释版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自身的文化底蕴，解读不应当是真空中的思想实验。历史上“我注六经”的版本之所以不同，正是因为解读者的文化理解力有很大的差别。对文本的客观还原只能尽力而为，如果追问还原的意义，除了得到尊重文本的肯定理解之外，还会遭遇文本自身意义的质疑。任何文本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都有待于丰富和完善，特别是其应有的理论活力只有经过解读者的当代阐发才能恢复并绽放时代的光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看到经过时代检验的思想结晶，它们曾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黑格尔颇具真知灼见，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而代替花朵的。”“花蕾”、“花朵”、“果实”……体现的是辩证否定的过程，对“文本”的丰富与发展总会形成新的“文本”，后一种“文本”对前一种“文本”的超越体现的是时代的发展与人的创造性。古往今来，人们做学问总要经历阅读、体会、创造等各个阶段，人的思想作为爱智慧的创造性的产物，无疑是在文化积累的基础上萌发的结果，是“学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使然，人们的“学而知”是在熟读“文本”的基础上体会而产生思想的过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正是解读者面对“文本”的两种体验，没有解读者主观感受“在场”的“学”从来都不会收获真知，这说明了文本解读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解读者的思考。
“文本”的梳理固然基于知识的“考古”，但是，“解释世界”必然通过“改变世界”而呈现当代价值。知识考古学是法国思想家福柯法国著名哲学家，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侧重人文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的研究，其知识—权力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各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著作涵盖政治学、文学、哲学、医学、性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领域。
福柯的发明，他对历史微观而边缘的考察，穿越了封闭的传统思路，调整了事物的秩序并重新审视，目的是澄清事物的本来面貌，揭开传统思想史未予关注的“档案”，这种努力呈现出“疯癫史”等惊人的文化场景，令人们关注以往未曾关注的事实，对文本解读的内容和思路颇具启示意义。在福柯看来，“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记说话，而这些印记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今天，历史便是将文献转变为重大遗迹，并且在那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的印迹的地方，在人们曾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是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但是，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做到文本的客观还原，这位思想家还清醒地告诉我们：回归“历史的黎明”乃是“人”最为重要的抗争的表达，因为人们渴望回到源头探求自身的秘密，但这种回归几乎是不可能的。道理非常简单，经过无数次思想史的“洗牌”，我们不再具有把握“起源的退却与返回”的条件。更何况，“凝视”历史之镜，为的是照亮今天的路途，历史智慧的重要魅力在于当代实践，没有实践维度的历史解读只能是“纸上谈兵”，只能停留在书斋的表层阅读体验中，无力找到历史事实背后的世界，无力概括历史背后的世界呈现的张力，无力使历史智慧成为“活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开启文本的现实语境，使定格在古老的哲学经典文本中的思想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
二、何以能确认文本的现实语境？
作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不是无视现实生活的私语独白，而是与时俱进地引领时代发展的现实力量。对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不能仅仅沉醉于纯粹思辨之中，而要面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彰显不是回避或沉默的态度，而是始终“在场”的发言。我们不能将人生境遇的改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在对理念世界的向往上，理念世界的美好图景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成为“活的”现实。人类千百年来的理念设计并非不美妙，美妙的理念未成为现实的生活，在于没有充分有效的实践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经典文本之所以并未过时，原因在于对现实命运的深切关注，其理论视野致力于当代问题的解决，我们在解读的过程中也必须确认哲学经典文本的现实语境，必须对哲学经典文本作当代审视。
当代审视绝非“六经注我”式的宏大叙事，而是基于文本当代意义“在场”的现实判断。思考当代问题，当然要秉持审慎的逻辑视角，而非纯然凭据主观独断。对乐于“六经注我”的“编纂家”而言，经典文本的“字句”是证明其理论的绝好素材，无视这种证明得出的结论与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理论实质大异其趣。这种研究实则借助哲学经典文本的“字句”而自言自语，呈现给读者的乃是被肢解甚至是被歪曲的作者的思想，读者认为被肢解或被歪曲的作者的思想已经过时，当然有其道理，问题是作者的思想本意已遭遇误解。
对哲学经典文本的当代审视应具有问题意识，“经院哲学”式的解读者往往无视社会发展的问题所在，而执着于澄清哲学经典文本的“字句”，此举固然非常重要，但把握作者思想更为重要的乃是理解其理论视野、思维方式及价值意蕴，问题意识是把握时代精神不可或缺的批判视角，问题的缘由、范围及实质梳理清楚之后，答案或者不言自明，或者在求索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只有围绕问题展开思考，才能生发出文本的时代精神。
大家知道，作为“爱智之学”，哲学始终在“物理学”之后探究世界的意义，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推动哲学的发展历程，“思”之“在场”成为“在”的根据，世界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真实的。对智慧的不断求索固然需要人类超越自我的努力，但是，超验的彼岸世界与日常生活的此岸世界的距离增大，特别是对彼岸世界的重视一度使人们忽视此岸世界的真实境遇。在以往的哲学家看来，日常生活远没有理念世界重要，这样，理念世界的偏差往往导致人类生活实践的错位。因而，人们越来越重视常识，越来越关注现象，对哲学经典文本的把握也并不停留于记诵冬烘遗老的“子曰诗云”，而谋求将文本解读的目的指向生活实践。任何文本解读都必然带有时代印记，当代审视亦非无视哲学文本内涵的自言自语。否则，纯粹的文本研究和无视文本原貌的现实发挥都将成为解读的“陷阱”。
上面曾经提出，文本解读要生发哲学经典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并非仅仅是“档案”记录的历史印记，而始终在生成的“现实的运动”中呈现自身。时代精神并非处于社会实践之前或之后，它是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引领实践的价值维度，健康、和谐、稳定的社会总是伴随时代精神的召唤，时代精神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升自身，它并非“现成性”的知识，而是“生成性”的思想力量。时代精神并非仅是思辨层面的抽象概括，并非仅是回顾历史时所做的“档案”记录，“以往的哲学”对时代精神的把握都是对过去思想的理性提炼，这样的提炼不可谓无意义，却是以过去的思想引领现在的历程，使生活现实成为历史意义的注脚，冬烘遗老的泥古不化正是这种思想的一种标本。
问题在于，历史并非恒久不变的循环，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与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两个角度说明人们对历史的把握基于当代历程及其反思。历史如同“文本”，固然要尽可能保持原貌，但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历史的解读总是体现不同的时代精神，这样，才有“历史1”和“历史2”的区分。历史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在分析和实质层面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作为研究题材的历史原貌即“历史1”；一种是作为历史研究者视野中历史的“历史2”。纯粹的“历史1”是依据考古资料的确凿记录而确认的历史原貌，而我们阅读的历史大都经过“历史2”的梳理，总要不同程度地渗透研究者的主体认知。这样，才有在历史积淀中不断生成的时代精神对当代问题的发言。
时代精神的召唤始终发生在当代，自认为具有未来意义的预言都是毫无把握的自负。时代精神的提升并非概念层面的逻辑推衍，而是作为一以贯之的“现实的运动”的思想“在场”，时代精神的魅力在于关注当代，因为它不是过去精神或未来精神，其时代性固然蕴含过去的积淀和未来的期待，但绝非过去的复制和未来的空想实验。时代精神在表达自身的过程中超越旧有的人文情怀，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同步。时代精神的生成决定其具有超越性的特质，在引领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是对过去思维的“接着说”，而是体现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这一个”，而“真正的哲学”必然具有创新精神，这种创新当然不是对人们头脑中臆想的概括，而是对当代社会生活本质的归纳。应该说，“以往的哲学”之所以被人们视为应该遭到消解的无用之物，在某种程度上乃是缺乏创新精神使然，而当代哲学的实践之思充斥着“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避免成为束缚人们思维发展的桎梏，始终随社会发展而创新自身。
哲学经典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是超越当下的思想归纳，这种归纳往往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当高于生活的部分成为思辨的存在时，原本思想的力量突然远离了，原因非常简单：当距离产生的美膨胀的时候，距离增大了，美模糊难辨。因为高于生活的前提是源于生活，文本解读的目的无疑是更好地为现实生活服务，离开这个前提，哲学研究将偏离生活实践，成为“‘回’字有几种写法”一类津津乐道的自言自语。置身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对变化发展的客观现实，我们当然不能成为“本本主义”者。不仅如此，“一种哲学只有在探索和关注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才会上升为世界哲学，其哲学视野中才会拥有问题并产生解决问题的动力。哲学不可能从过去，而只能从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活中汲取自己的灵性”。也就是说，哲学的批判意识不可或缺，以批判思维看待各种问题，才能切实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这种批判意识不仅是辩证法思维力量的反映，也是哲学致力于人类解放的使命所在。达及这种愿望，必然要连通哲学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实现哲学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融通。
三、如何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融通？
在全球化时代，哲学能够以“世界的哲学”面目出现的真正原因在于其具有“拥有问题并产生解决问题的动力”，这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的时代表征。当代审视之所以能够经受时代的检验，在于历史上学理思辨的积累与未来思路的延伸得以贯通。致力于文本解读的学理之思与致力于问题意识的实践之思代表了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这两个方面，如果将其“思辨化”并作高深莫测的玄解，或者停留在“宏大叙事”的水平，就不能发挥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使其趋于“边缘化”甚至是“自我放逐”。为此，我们应在现实语境中理解作者走出历史苑囿的普遍意旨，甚至我们应当在解读作者说出东西的同时，读出隐喻的所指及其尚未表达的东西，“在文本的表层结构中发现背后隐藏着的隐秩序和潜结构”。解读文本当然要“看明白”，但不一定“照着说”，我们要在领悟作者本意的基础上学会“接着说”，进而“自己说”，也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思路。
融超验层面的文本思想于经验层面的现实生活，必须促进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融通。哲学之所以成为“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在于生发哲学经典文本的当代价值，以思想的方式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应该说，学术性和现实性乃是“真正的哲学”始终“在场”所不可或缺的双重维度。当代哲学的理论视野、思维方式和价值意蕴当然不能沦为生活证明的工具，但是，也不应该在社会问题产生的时候沉默，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的学术性必然蕴含着现实性。没有现实性的学术性是灰色的，没有学术性的现实性同样是灰色的，关注社会发展并致力于学术创新的人文情怀才是我们应该秉持的，当代人文情怀的亮色体现在时代精神所蕴含的学术与现实的张力上。只有在完成理论视野、思维方式和价值意蕴的当代转型之后，对哲学经典文本的解读才能发挥其“大用”，灵活运用哲学经典的思想方法，促进社会和谐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人为本”地处理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实现哲学经典文本的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融通，需要秉持中性思维方式。中性思维方式并非调和之道，而是致力于建构整合不同思路与方法的对话平台，以获取参与交流者的“最大公约数”。这种中性思维的整合艺术为哲学对话开辟了双赢的空间，以这种思维方式理解哲学文本解读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关系问题，可以看见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会扬此抑彼。这种思路不仅提倡加强当代哲学的学术性研究深度和广度，而且提倡加强当代哲学的现实性研究的厚度和力度，在时代视野中使当代哲学获得开放的视域和对话的空间。这样的学术性和现实性与缺乏实践的理性思辨及缺乏反思的盲目实践当然都不可同日而语。
使哲学经典文本的历史之光照亮现实，必须反对体系哲学的思辨努力，以面向未来的哲学取而代之。正是因为关注理论的现实生命，看重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告诉我们：“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哲学的哲学。”毋庸置疑，马克思的哲学不以“特定体系”自居，而致力于成为“当代哲学的哲学”，在于其以实践的思维方式面对变化发展的时代，这乃是学术性的现实意蕴使然。与以往哲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不再将未来社会的实现寄托于应然的价值诉求，而是关注人们实践的现实力量。这种思路既可以避免学术性不足的宏大叙事，也可以避免现实感不足的学术呓语，其得以成立的基础是学术研究的扎实和现实视野的广阔。
因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尤其要注意历史与现实的融通。无视马克思的整体思路，以马克思某些“字句”佐证自己的思想，将其他思想家或自己的观点注入马克思哲学的原初语境，或者将不能经过时代检验的论断贴上马克思的标签，长此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都会成为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绝非沉浸于书斋的“纸上谈兵”，其不可或缺的理论魅力在于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把人们的视野从“天国”拉回“人间”，它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弥合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鸿沟，将对理想境界的探求转化为“现实的运动”，使人的思想在实践中生成。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任务如果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对“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于事无补，则实在是应该“消灭”的多余之物。推进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使之成为“物质武器”，被致力于个性解放的人们所掌握。他以爱智慧的实践之思代替以往的抽象思辨，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境遇，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也正缘于此，不乏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解读的意义，对此表示忧虑的学者的见解不乏洞见，他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无关宏旨的枝节大发议论”的“贵族化”倾向，指出彻底进入书斋式的研究和成为日常生活的注脚都远非高明之举。关键的问题是，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代范式，使其走出“概念的密林”，避免成为“淡而无味的杂碎汤”。但是，这种强调并没有重视文本解读对进一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学术价值。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之外，马克思哲学思想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因而，需要以融通历史与现实的思路，秉持缜密的文本解读理路，开启当代审视的现实目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并非孤立的理论景观，其价值源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要求，两者的内在融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场”的根源所在。
在这一章中，我们思考了一种常识性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应当怎样读书，怎样读哲学的经典著作。我们不仅要读“字句”，更要分析“字句”中蕴含的思想，以及其中隐喻的所指，这就需要我们把握作者表达思想的历史语境，重视经典文本的历史原貌。我们解读文本不仅要了解文本的历史知识和思想本意，还要致力于在作者的历史表达中读出现实的思路，从中探究有助于解答当代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要确认哲学经典文本的现实语境。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实现哲学文本的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融通，促进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避免哲学遭遇“边缘化”或“自我放逐”，更好地发挥当代哲学“改变世界”的思维力度和“人类解放”的价值情怀，发挥其“实践”精神的哲学境界及其“在场”的思维所具有的批判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底蕴。
推荐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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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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