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卖弄学识的宋诗派
宋诗运动是近代诗歌复古运动，发锁于乾隆、嘉庆间翁方纲，至道光、咸丰年间正式形成运动。主要代表作家有程恩泽、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等，又称“宋诗派”。此运动为纠正明代“前后七子”以来一味尊唐抑宋的偏弊而起，主张作诗宗法宋代苏、黄，进而宗法唐代杜、韩，反对模仿汉魏盛唐，要求诗人兼具“性情”、“学问”，提倡以学为诗，是传统诗坛拟古主义的新发展。
宋诗派受北宋江西诗派影响，写诗推尊苏轼、黄庭坚，也主张学杜甫、韩愈，个别成员还学李白、白居易等人。不过，他们的学习，目的是写出自己的风格特征。郑珍《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说：“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何绍基《使黔草自序》也说：“诗文不成家，不如其已也。”怎么方可自成一家，何绍基认为：“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诗文求人也，先学为人而巳矣”，“人与文一，是为人成，是为诗之成家”（同前）。此外，他们还倡导“性灵”和学识：“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郑珍《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想在当时平分诗坛的“神韵”、“格调”、“肌理”诸说之外另立门户。从理论上讲，他们的这些观点都不乏可取之处，但他们的所谓“学为人”是指封建士大夫的修养，就是要能“扶持纲常，涵抱名理。”加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达官显贵或汉学家，生活贫乏，才力平庸，诗作中虽有一些同情人民，揭露现实的作品，更多的题材却是山水、题画、应酬、扈从，诗歌成为娱乐消遣的工具。艺术上过多地注重声律字句，有意追求怪险古奥的风格，并卖弄学识，使诗歌成为“长于考证”的“学人之诗”，呆板枯槁，缺乏生气，更少创新，所走的基本上也是形式主义道路。
宋诗派在当时影响很大，甚至形成“宋诗运动”。同治、光绪年间陈三立、郑孝胥、陈衍等创立的“同光体”，实际上就是宋诗运动的延续。
27.刚劲古奥的阳湖派
阳湖派是清代乾隆、嘉庆问散文流派。以其代表人物恽敬、李兆洛为阳湖（今属江苏省常州市）人而得名。此外代表人物还有张惠言。
阳湖派较多地接受了桐城派的理论，因此有时被算作桐城派的旁支。该派作家也提倡唐宋古文，也主张作文应阐明“圣人”之道，表达“圣人”之志。但他们不满桐城派的专主孔、孟、程、朱，主张兼学诸子百家，恽敬说：“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文衰当起之以百家”（《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序》）。不管学谁，都要取其所长，舍其所短：“断断焉折其正变，区其长短”（《上曹俪笙侍郎书》）。此外，他们还主张“通万方之略”，统“事物之颐”，也就是说写文章应注重考据及经世之学。在文风问题上，他们认为学古文要兼取骈文之长。这些观点，自然比桐城派的理论要全面一些。可惜的是阳湖派作家没有能够把这些主张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因而其影响远不如桐城派之深广，创作上，阳湖派有意纠正桐城派散文单薄拘谨之弊，行文骈散兼济，较有气势，也注意辞藻；但却往往由此流人驳杂，不如桐城派的曲雅洗炼。加之限于才力，他们的散文成就也并没有超过桐城派。具体说来，恽敬散文风格刚劲峻峭，张惠言文“不适于虚无，不溺于华藻，不伤于支离”（阮元《茗柯文编序》）。李兆洛散文更善于汲取骈文之长，也都各有一番特色。
28.杂凑摹仿的汉魏六朝诗派
汉魏六朝诗派是近代诗歌流派。主要代表作家为王文运（1832~1916）。论诗推崇汉魏六朝，谓诗讫兴为本，乃为己作”，强调拟古，认为模拟古人诗可以“活心”，可以“通于大道”，实则企图超脱现实，借诗歌实行自我麻醉。其作品多为“杂凑摹仿”而来，因拟古逼真，曾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
王文运（1832~1916）是一个著名的拟古大家，诗与骈文均以模拟汉魏六朝为准则。他公然宣称自己的诗是“杂凑摹仿”的。他以为模拟古人诗，可以“治心”，可以通人大道。因此他的模拟古人诗，实际只是脱离现实、自我麻醉而已。这是一个极端腐朽的古董诗派。又有以樊增祥（1846~1931）、易顺鼎（1862~1920）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他们的诗大都以对仗用事为能，玩弄艳丽词句，实已腐朽下流不堪。还有李慈铭（1829~1894，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不名一派，自称“大家”。他模拟的对象很广，作诗甚多，除少数风土景物小诗偶然可观外，绝大部分是～个悠游自得的封建士大夫庸俗生活的纪录，他同样代表着一个脱离现实社会内容的腐朽诗派。总起来看，在新诗派发展的同时，在垂死的传统诗坛上，各式各样的腐朽诗派也活跃并嚣张起来，他们争奇斗异，甚至有时互相攻击，各不相下，实际他们一样无视现实，完全与时代背道而驰，是晚清诗坛的一股逆流。
汉魏六朝派的作品，有一些反映了社会现实，时代气息较浓。如王文运的《圆明园》谴责侵略者的罪行，传颂一时。只是这种作品为数不多。艺术上，他们的部分诗篇苍劲沉郁，大有汉魏古风，但更多的作品模拟太甚，片面追求典雅，缺乏生气及情韵。陈衍在《近代诗钞》中说：“缃绮（王文运号）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自然，汉魏六朝派诗人的创作也并非全是一个面貌。比如高心夔七言学杜甫，程颂万诗兼学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视野就都比较开阔。
29.牵强附会的旧红学派
旧红学派是《红楼梦》研究学派，存在于清乾隆至五四运动的一百多年间，主要由“评点派”和“索隐派”两部分构成。
评点派用传统评点法阐发自己的观点，大都在原书的重要字句、段落上加分评，每回另加总评。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脂砚斋。脂砚斋主人由于同曹雪芹有密切关系，所以评点中提供了有关曹雪芹的生平事迹、文艺观点以及《红楼梦》创作过程、取材、后四十回情节线索等具体材料，是后来的《红楼梦》研究者常常采用的依据。此外，王雪香《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认为《红楼梦》意在宣传“色”、“空”二字，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认为“《红楼梦》是暗《金瓶梅》”，“较《金瓶梅》尤造孽”，哈斯宝《新译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宣扬封建纲常的书，他们用唯心主义方法穿凿附会地解释原著，对后世发生过恶劣影响。
索隐派企图从原著的字里行间探求真实史事的影射，代表观点有：
一、“明珠家事说”，张维屏《听松庐诗话》、俞越《小浮梅闲话》等认为《红楼梦》所写为康熙朝宰相明珠家事，贾政即明珠，贾宝玉即明珠子纳兰容若，贾雨村即高江村，“十二钗”皆为纳兰家座上客。
二、“清世祖与董小宛故事说”，代表著作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此说把《红楼梦》故事附会成顺治皇帝同董鄂妃的传说，认定贾宝玉就是顺治，林黛玉就是董鄂妃。
三、“康熙朝政事说”，代表著作是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此说认为《红楼梦》是反清政治小说，其中所谓泥作的骨肉指满人，水作的骨肉指汉人，“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馀唾也。”因此便认为贾府影射清明，贾宝玉既是清庭传国玉玺，又影射康熙太子胤乱乃，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宝钗影射高红村……此外，属于索隐派的还有“和坤家事说”、“宫闱秘事说”等。
索隐派离开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凭空臆测，如果说评点派还多少有点艺术鉴赏眼光，那么索隐派则纯属无稽之谈。旧日列入索隐派的，还有王国维，他在论文《红楼梦评论》中提出“解脱说”，认为贾宝玉的玉就是生活之欲，而欲念又是人生痛苦之根源，因此宝玉出家，正是“灭绝生活之欲”的“解脱之道”。这种理论，是王氏消极思想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王国维的功绩在于他高度肯定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第一次从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现实、艺术与作家思想的关系的角度考察《红楼梦》，这与评点派、索隐派有着本质区别。所以，王国维的学说，实际上已经开拓了新红学派的先河。
30.拨雾见云的新红学派
新红学派是《红楼梦》研究学派，主要活动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54年之间，代表人物是胡适、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等。
新红学派在旧红学派已经打下的基础上，进一作步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为《红楼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材料。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等沦文中，首先用较充分的证据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并大体推断出曹雪芹的生卒年和家世，然后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说法，这种理论廊清了旧红学派罩在《红楼梦》上的诸般迷雾，把作品同作者的生平联系起来，在说明文艺同现实生活的关系上起了积极作用。然而，胡适运用资产阶级实验主义哲学来研究《红楼梦》，认为这部“自叙传”“只是老老实实”地写曹家“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杰作”，这就否定了《红楼梦》巨大的社会意义及不朽的艺术力量，从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受胡适影响并在新红学派中取得较大成就的是俞平伯。他的《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简论》等著述考证、评论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及各种续书，确认曹雪芹的原本只有前八十回和一些残稿，后四十回则是高鹗所续。在《红楼梦简论》中，俞平伯还就《红楼梦》的传统性、独创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评析。
俞平伯的不足，除考证繁琐，有些地方又失之粗疏以外，主要是错误地提出了“钗黛合一”论。这种论调抹杀了宝钗和黛玉这两个互相对立的形象之间的差异，否定了形象的社会意义，也就部分地否定了《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成就。
31.玩弄爱情的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是近代产生的张恨水为代表的小说流派。“鸳鸯蝴蝶派”小说起于1908年左右，辛亥革命后开始兴盛。它反映了当时封建阶级和买办势力对文学创作的要求，是和半殖民地的上海社会风尚相适应的。它本身并非是一个文学团体，只是由于这些作者的文学主张、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大抵相同，因而形成的一种文学流派。诚如鲁迅先生所描绘的那样：“佳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鲁迅全集》卷四《上海文艺之一瞥》）。其中较著名的有包天笑、周瘦鹃、陈蝶仙、徐枕亚等。大都是既编辑又创作，有的更兼翻译。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是趣味第一，主要描写婚姻问题，但他们所写的婚姻问题决非为了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不合理，而是玩弄爱情，虽然在少数作品中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就它们总的倾向看是很腐朽的。“鸳鸯蝴蝶派”中的有些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上，倒是做出了一定成绩。
鸳鸯蝴蝶派的总倾向是反动的、腐朽的。但他们的某些作品也曾起过揭露现实和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写“国难小说”，反映了一定的爱国精神。艺术上，他们引进西洋小说中的一些表现手法，对中国现代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此外，该派部分作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贡献尤为重大。
鸳鸯蝴蝶派形成于1908年前后，辛亥革命后开始兴盛。五四运动后经新文学的强大冲击，营垒逐渐缩小，但真正销声匿迹，却是到了解放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