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最早的文字是从足球写起的，最早集中写足球是在1994年世界杯期间，给浙江青年报写专栏，那时的编辑是张建明、戴旭初、郭雨、柯熙和夏雨清等，写手主要有朱晓东、吴晓燕、朱友谊和我。朱晓东当时在满州里做生意，吴晓燕在家待业，确切地说是为了写专栏而辞了职，朱友谊好像是一个镇的党委副书记，我不是太熟。我则在今日青年杂志社工作，还算是吃媒体饭的。
如果以今天或者说今天办体育报刊的水平来比，我可能更怀念1994年的那样一种气氛和风格，用一位朋友的话说：那时大家不仅懂得瞎搞，而且还善于瞎搞。当然这个瞎搞是褒意的。这个大家就是指编辑和作者。
没有人跟我说应该怎么写，没有人来删我的句子，包括在今天看来还很过份的句子，我也不用担心不会发。往往是早上七点交了稿子，吃顿早饭再看半场球，九点来钟就看到报纸了。这种时候，即使你自己是泡烂屎，也觉得有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感觉；那些天累得“十男九痔”但还是快乐无比。
那样一种无拘无束的写作，后来一直是我有意无意在倡导的，套用崔健的歌词，即“让我在纸上撒点野”。只是文字无论如何也表现不出足球比赛的那种刺激性和偶然性，后来人们又把中国足球给搅和进去了，所以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而且还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骂中国足球是无罪的，再继而，骂中国足协是无罪的，这个骂当然是指批评。——而这个话题的背景大家无疑是知道的。《文友》杂志开了个“玩笑”，说是要解散中国作协，结果停刊整顿。
让我在纸上撒点野，还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即后来我写的“足球不兴作家兴”。不少作家、文学青年或称“愤青”的，跑到足球圈来轧热闹。这一轧不要紧，倒很是繁荣了纸上的中国足球，大家都说，大家都骂，足球成了全民的出气筒，成了社会的一杆晴雨表。特别是俱乐部联赛开始之后，中国足球的怪现象起来越多，媒体也看到这个热点，于是就不惜版面，特别是在洲际大赛期间。1998年6月世界杯期间，杭州日报在下午版还专门开出“三剑客”专栏，虽然只出了四五期，影响却比浙江青年报要大，这不不仅因为它的发行量大，更是因为社会上的真假球迷越来越多，特别是世界大赛期间。当时的“三剑客”是朱晓东、雨门和我，编辑是朱建。再后来，甚至在我供职的《都市快报》创刊之时，在专刊上设立了“全攻全守”的版面，也完全是那种“让我在纸上撒点野”的风格，一时也吸引了不少球迷朋友。
不过我很清醒，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照我们这些人的能力，足球文字到底能走多远呢？世界杯四年一次，欧锦赛也四年一次，交叉起来也才两年一次，我们的热情到底能维持多久，我们的游戏到底能玩到何年何月，你在场外看足球到底能看出个什么来，你的文化到底能“文”到什么时候？而且我个人认为，足球文字是一种速朽的东西，它不可能像诗歌音乐那样带有一种相对长久的情愫。
所以在后来，我比较侧重写一些跟足球跟体育相关的词条，写一些烂熟于胸的标题式文字，比如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比如“人生能有几回搏”等，这些话都不知道说了几十年了，而且还有说下去的趋势。我的想法是，我们的很多观念不少行为方式其实都受这些话的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把这些话拿出来说一说，可以跟赛事跟胜负保持一段必要的距离，这种必要的距离实际上也是一种必要的清醒。
这种清醒表现为，当在你纸上撒野的时候，你应该看到，体育不仅仅是一种体育，它已经成为亚文化现象之一种，成为一种全民的狂欢和娱乐。而曾经在体育圈和报告文学领域里引起反响的《倾斜的足球场》《5·19长镜头》《兵败汉城》和《马家军调查》等，它所带来的震动，不仅仅是有关稳定、有关体制，甚至还有所谓的国民性问题等。当我意识到这一点而又无力去做时，我只能退后一步，说一些比较有趣但也不乏锋芒的话——但愿如此。我知道，我们喜欢体育是因为它既能强健身体又能强健精神，如果精神这一块没有了，包括游戏的精神，那么让我们这些做文字的人，即使去参加残奥会（特殊人奥运会），估计也拿不到什么牌子的。当然我们在纸上写这些东西，开始无非也是为了快乐，后来才有为朋友的情义，于是也有了痛苦的感觉，有时我想，为什么我非得半夜三更起来看球呢，看球真带给我什么欢乐吗——每每我这样自问时，我就陷入一种真正的痛苦之中，而且说实在的，足球文字还真不是文章老来辣，所以我越写越怕，以后怕是要少写一点了。
从我做媒体的角度看，我所写的这些词条恰恰又是媒体的禁忌语，流行有流有的道理，禁忌也有禁忌的道理，而且这种禁忌根本就没有终止的可能，因为新的流行在不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