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笔者研究，只有城市化和福利社会才能根治腐败。腐败是发展的问题，只能用更快的发展才能解决，而不是让发展停滞，发展本身就可以抑制腐败。
政府基层人员的腐败只能通过城市化解决，而高层的腐败只能通过社会福利解决。基层腐败的土壤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不存在了，基层腐败自然也就消失了，城市化之后，大家都互相不认识，贿赂和受贿难度都增加。而高阶官员的腐败只能靠福利社会解决，也就是笔者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有福利的国家不会腐败”。
腐败严重的都是非福利国家，在英国、美国这些福利不高的国家腐败也经常有，而到了北欧、新加坡这些高福利国家，腐败早已难觅踪迹。
而做样本研究，确实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这个国家的福利程度成反比，福利越高，腐败越低，福利越低，腐败越高，北欧、新加坡是高福利国家，腐败几乎绝迹，德法是中等福利国家，腐败极少，英美日是低福利国家，腐败也有，但不多，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排斥福利，腐败一般严重，而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福利非常落后，腐败就非常严重。总是腐败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关系不大，只与一个指标挂钩，那就是福利程度。
福利建设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善人的道德”，贪污是犯罪，是巨大的冒险，谁都知道“一个人冒险是为了巨大的收益”，但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他要那么大的收益做什么？”根本上还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如果一个人有了安全感，就不会再那么冒险。因为这些冒险都是有代价的。福利社会就是为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安全感，让整个社会不再那么急功近利。
分权，限权，严刑峻法，都不是根治之策，中国对贪污的法律也不可谓不重，但仍然腐败严重，归根结底就在于官员缺乏安全感，众多调查表明，官员是幸福感最差的阶层，而且官员的工资也几乎是最低的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社会上可以收入三千多元，如果是公务员很可能只有一两千元，副部长的工资都不到一万元，在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这些人怎么可能不腐败。
腐败是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去犯罪，治理腐败重要的是“断贪念”，如果没有贪念了，给他多大的权利都没问题，而构建福利社会，就是让整个社会都充满安全感，让官员凭自己的工资就可以过上非常不错的生活，就可以充分享受生活的快乐，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冒失去自由的风险呢！
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一种是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我们所期待的“政治红利”完全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才有，比如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虽然也是民主国家，但却是公认的腐败透顶的国家，比中国严重的多，而这些所谓的“民主政治红利”其实根本不是由民主带来的，完全是由“福利社会”带来的。
同样的国家不同阶段也不同，比如欧美所谓民主国家，在早期也是非常腐败的，比现在的中国要腐败的多，那个时候也没有“民主国家”这个词，“民主国家”这个词是二战之后才广泛流行起来的，当时的政治学者将这种多党政治称为“政党分赃制”，或是翻译为“政党分肥制”，这就是西方的政治学者给他们的制度下的定义，而且非常的准确，当时的西方多党政治最核心的就是“分赃“，腐败几乎接近于掠夺，每次政党更替都是政党分赃的过程，现在美国总统可以分配的职位仍然高达六七千个，其中驻外大使等都是经常用于分赃的肥缺。
而西方国家由高度腐败逐渐好转也是与他们的福利社会建设同步的，特别是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让这些国家的政治腐败得到了极大的抑制，同一种制度，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其实这些表现跟这种制度根本就无关。西方国家腐败的降低，根本不是分权，限权在起作用，而且福利建设在起作用。
福利是根本作用是改善道德，是积聚社会正能量的根本基础，除此之外，任何宣传、教育、惩罚都治标不治本。中国的改革学者强调腐败，但又反对福利社会，而他们主张的模式只能造成更大的腐败，这也就中国越改革越腐败的道理，可惜这些人还没看清楚，还用改革不彻底搪塞，如果改革彻底了，那只能是彻底腐败了，中国学者主张的改革目标接近于印度模式，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根治腐败了吗？显然没有，而且是全民腐败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只有民主，而没有福利。
印度化不是中国归宿
中国的改革学者强调腐败，但又反对福利社会，而他们主张的模式只能造成更大的腐败，这也就中国越改革越腐败的道理，可惜这些人还没看清楚，还用改革不彻底搪塞，如果改革彻底了，那只能是彻底腐败了，他们的改革目标接近于印度模式，印度根治腐败了吗？没有，印度不仅没有根治腐败，反而是个彻底腐败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