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老罗斯福的“进步时代”，终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中间经历了小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纲领，这60多年是美国文明一点点从兴起到巅峰的时期。
1870－192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在那短短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然而，在这一惊人发展的背后，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追求财富的本能的结合。资本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掠夺着自然资源，无所顾忌地消耗着水、森林和土地。依靠这些资源的消耗而形成的诸多工商界“强盗大王”，垄断了石油、煤炭、钢铁、电信和铁路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
伴随着财富而来还有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贫困、肮脏不堪的城市贫民窟和动荡的社会。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在这片丰饶的国土上，从来未能满足下层人民衣食住的需要，周期性的萧条更使千百万人陷入了实际的贫困。在那些大城市里，贫民窟飞快增长，疾病、罪行和恶习四面传播。”
在“契约自由”的旗号下，工人起码的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正如老罗斯福总统在其《自传》中所写：“那些煤矿业大公司，可以随意地开除矿工；但矿工却不能抛弃公司。他得要有工作才行，找不到工作，老婆孩子就要挨饿。”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如此不公平的现象不会永远持续。下层民众虽然没有富人那么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但他们有人数众多这一独特优势，一旦团结组织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于是，19世纪末期以来，要求社会平等和揭露黑幕的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对各级立法机构形成了强大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中下阶层利益的立法，以纠正市场自发秩序带来的不公正。
市场竞争中的强者与弱者在政治上的较量，最终化为联邦法院里的司法诉讼。资本的势力依仗既有的宪法原则，强调财产的权利和契约的自由；工人的势力则发掘出新的宪法原则，突出美国宪法序言中的“公共福利”。一时间，最高法院成为了新旧宪法原则辩论交锋的战场。
遗憾的是，美国最高法院一开始却站在了大公司一边。在1895年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让“反托拉斯法成为一纸空文”。最高法院甚至将一些州的劳工立法打入冷宫，其理由是“偏袒工人，损害老板”。
在美国司法的保护下，资本主义继续其自由放任，似乎不可一世，但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终于在爆发了经济大萧条。罗斯福以“新政”为号召，带领美国走向了一个节制资本、干预市场、倡导公平与公正的新时代。然而，保守的最高法院将其一项又一项规制经济、保护劳工的立法打入冷宫。新政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
但是，司法保守的堤坝不可能永远阻碍追求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强大的民意压力面前，最高法院个别大法官退缩了，一些大法官悄然隐退，新的最高法院认可了罗斯福政府一个又一个的立法。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法律保住了，《社会保障法》通过了，工人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确立了。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不再神圣。
新政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富人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上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有群体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家族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有群体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入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入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
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导致了贫富差距减小，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争斗，美国社会终于开始走向基本的社会公正，劳工阶级终于获得了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中，与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相比，美国劳工更多是通过选票和法庭，而非单纯的罢工或暴力手段来获得这些成果的。
至此，美国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受到了约束，牟取暴利的垄断遭到了遏制，“镀金时代”的两极分化得以缓解，苦苦挣扎的社会下层有了起码的保障，从乡村到城市化、从农业到工业化的社会转型相对平缓。劳工争取权益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弱势社会群体树立了榜样，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和残障人士，都开始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寻找他们心目中的公正。
自新政后，民主党就一直以弱势群体的保护者自居，其政治理念则是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美国民主党推动美国进行的脚步并没有止于新政。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
二战之后，继续推进美国迈向进步的是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战后第一个解决国内问题的咨文，内容包括“二十一点”，这是标志“公平施政”纲领的开端。纲领大致可以发为两个阶段。1945年—1947年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在经济复原和着重解决就业问题，使没美国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取得了较大的成功；1947年—1950年为施政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于改革，即扩大社会经济福利，但只取得了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的成就。
“公平施政”纲领是杜鲁门政府的施政基础，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阻力，1949年第八十届国会对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反应迟钝，公然敌视。“第八十届国会很快在华盛顿被称为“哼哈”国会，因为它通常麻木不仁，懒懒散散。”除了国会的不予支持之外，南方的国会议员施展惯用的妨碍议事策略来击败杜鲁门在民权问题上的努力，共和党人以及南方民主党人联盟成功地推翻了几乎所有的公平施政计划。尽管如此，公平施政”纲领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是有些成就的。
1950年通过的对社会保障法的修正案，增加了一千万新的受益人，范围扩大到农民、公务人员、个体手工业者、家庭仆人以及其他工人，并将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平均增加77.5%。1952年对该法案又加了一条修正案，养老金再增加12.5%。而且社会福利保障范围的扩大，也使更多的人都能纳入到社会保障的体系中来，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待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在战后对大萧条的恐惧。
美国的“公平施政”纲领在曲折中艰难前进，其阻力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政纲领的实施的不彻底。但纲领在促进公众对国内社会的觉醒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从1950年代后期到1965年的十五年间，在美国发生了一次次唤起美国民众对自由、平等、权利的新理解和新要求的民权运动，这让全国逐渐产生了一种道德升华的心态。这种影响为60年代肯迪尼“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奠定了基础。
经过杜鲁门的承上启下后，美国进入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时期。1964年，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的政治纲领，宣布向美国的贫困宣战。此时的美国可以说是处于历史上最富强的时候，然而再富强的国家也会存在贫困。约翰逊称美国“对这个富裕国度中的贫穷的、无继承权的、饱尝饥饿和失望、痛苦的人们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寻求一个人人能劳有所酬，在施展才干后能得到满足的国家。”“我们寻求一个人人能追求知识，接触美好事物，享受家庭和社区温暖的国家”，“我们寻求一个国家——在那人人能工作，伴随着追求幸福的不仅是安全，而且是精神上的成就、升华和满足。因此，让我们共同完成这项伟大任务。“伟大社会”的伟大目标就是最终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实现美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改革。他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说，“饥饿的人，找不到工作的人，无法教育孩子的人，被匮乏压倒的人——这样的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这一说法是和罗斯福所言“四大自由”是一以贯之的，是积极自由的政治价值观表现。
1965年，约翰逊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重申他的“伟大社会”政治理念，认为“伟大的社会”立足于“契约的立意公正，明定自由，并有联邦约束”，“在一块丰饶的土地上，家家都不容生活于绝望的贫困中。在一块收获丰盛的土地上，孩童不容挨饿受冻。在一块充满进步奇迹的土地上，邻人不致于痛苦、死亡而无人问津。在一块知识普及、学者众多的伟大土地上，年纪轻的国民必须接受读和写的训练。”“我们必须努力提供能增加每个公民成功机会的知识和环境。”他认为变革的时代，美国将“不停地生成，尝试，探索，起伏，休整，再尝试；但只要一直在尝试，就总会有收获”。这显然又与罗斯福的试验精神一脉相承。此后，他以年度咨文、特别咨文、专题演说、竞选演说、总统经济报告等一系列方式强调美国的贫困问题，诉诸全民的良心，推动联邦立法。
约翰逊列出解决贫困的五大关键因素：教育、健康、技能和工作、社会和地区重建、机会平等。除了继续新政已经确立的保障和福利外，他运用自己出色的政治手腕和政治影响促成了百余项新项目出台，创造美好城市环境到治理污染；从向贫穷开战，增加就业机会，到强化社会保险和救济；从普及教育到公民权利；从开发农村到修筑高速公路；从“抚育孤儿”计划到关爱老年，为了纪念杜鲁门，约翰逊签署了《医疗保险法案》；为了纪念肯尼迪，约翰逊原汁原味地通过了《民权法案》；即便是在深陷困境的1968年，他也还是全力推动了住房法案的通关。到第89届国会（1965—1966年）闭会时，“伟大社会”的115项立法，已有90项获得通过。
约翰逊的努力有了惊人的成就：1964到1968年，穷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减少了一半。而在教育方面，约翰逊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他所推动通过的四十多件法案，比此前美国历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还多。
伟大社会与新政的本质不同在于，新政主要是应急，而伟大社会是想从此改变美国，由政府来保障每个美国人的基本生活水准。新政受惠者主要是那些因非人为因素而陷入绝境者。
“伟大社会”与越南战争
“伟大社会”不久便遇到了克星——越南战争。正如历史学家所总结的那样，使命感对约翰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营造“伟大社会”的同时，约翰逊还念念不忘“遏制共产主义”的所谓“使命”，而在越南的战争，就被他视为一项历史使命。
由于“伟大社会”的种种理念和主张深得民心，由于在国会有着极强的活动能量和广泛的人脉，其实约翰逊总统本可以带领美国走得更远。但正如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所言，“约翰逊致力于‘以一种以前从未梦想过的规模’进行政治改革工作，而‘保卫南越’则一直分了他的神。”
更为致命的是，约翰逊犯下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聪明的猎手不会同时追两只兔子。
事实上，约翰逊也曾担心战争会破坏他的伟大计划。当越战即将升级时，“伟大社会”计划的许多议案都有待批准，此时，约翰逊忧心忡忡地说：增加国防经费也许会扼杀他提出的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伟大的社会进步方案。
但的约翰逊不肯轻易放弃的性格，使得他对越战割舍不下。而越战，不仅耗费了美国的大量资源，也耗去了约翰逊的巨大精力，使他的目光变得散乱起来。而最终，他痛苦地意识到：当一个人想同时追两只兔子的时候，却可能一只也追不上。到了1968年，越战使约翰逊的威信“跳水”，支持率也急速跌至36%，并最终迫使他宣布不再寻求连任。而他身后的美国，却用了很多年才从越战的阴影中走出来。
而我们其实可以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越南战争这一外在压力，约翰逊总统也不可能凝聚起建设伟大社会的合力，而当年布鲁门的“公平纲领”没有实现，原因也也在这里，其实任何社会都一样，没有危机，就没有改进社会的动力。然而越南战争造成的创伤只需几年就能恢复，伟大社会的成果却长期保留了下来。
社会动乱之源：公共贫困理论
因为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人们都在与“冰冷、饥饿和疾病”做斗争，人类几乎在所有历史时期都显得非常贫困。而所谓的富裕生活，仅仅在近百年才慢慢显露于我们这个世界，何况贫困远没有彻底离开所有人。这些微的富裕，与人类生存的整个时期来比较，似乎显得是那么无足轻重。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从贫困来安排和思考政治生活。
但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产品过剩的时期，如果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仍进行私人财富的疯狂生产，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全家人开着内饰桃木、装有空调、使用动力转向和拥有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穿过路面不平、垃圾横飞、房屋破败、广告牌东拉西扯、电线横七竖八架在空中的城市，到达充斥商业艺术的乡村。他们拿出便携式冰箱里包装精美的食物，在被污染的河边野餐，然后在不符合公共卫生和道德的停车场里过夜。他们置身于腐烂垃圾的恶臭中，躺在尼龙帐篷下的充气床上，睡前可能会反思自己的幸福为何有如此的反差。”
这是《富裕社会》一书中被引用最多的话之一，因为即使过去50年，这样的情景还每天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汽车在增加，但公路的增加却是缓慢的，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却增加缓慢，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却不健全。
加尔布雷思给这样的富裕社会总结了一个矛盾：“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这正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当人们注重私人富裕的同时，却忽视了公共富裕，或者是所有人的“富裕”。GDP告诉增长、私人财富剧烈膨胀的年代，教育、环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关注的程度却越来越少。
“我们拥有昂贵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但学校却破败不堪；我们拥有清洁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却肮脏混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还在为推行全民医改而踌躇不前。
精力集中于汽车，却忽略了学校和公园，对私人货物毫不吝啬，而对公共货物的生产却极度克制，这不是通情达理的做法，我们远没有从公共服务的应用中获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务远没有使我们免于烦恼。
丰裕社会可以提供充量的私人财富，但对公共物品却非常吝啬，这种悬殊成为了社会不安和社会不健康的原因，而私人物品的富裕与公共物品的贫乏不仅形成了惊人的对照，而且私人货物的富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公共贫乏的来源。最鲜明的就是私人汽车的增加，就必然要求道路投资的增加，而后者的增加是缓慢的，所以变得越来越拥挤，结果是每年都有惊人的车祸或交通堵塞。
在食品领域也是这样，人们获得的食物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抛弃的食品包装盒就越来越多，但没有相应的公共卫生投资，结果就是不断加深的污秽，财富越大，污垢越厚，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趋势。
在更多的财务生产出来或拥有的时候，欺诈的机会也越大，财产更需要保护，如果公共法律跟不上的话，财富的增加就会导致犯罪的增加。
比如竞争的加剧，就需要社会安全机制的健全，因为在竞争社会中，是没有安全的，个别劳动者或经营者的好运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遭到突然的衰落，这表面是因为懒惰或无能的使他失去顾客和职位，但是最能干的人，也会遇到消费者嗜好的突然改变，这与他们自身是否无能没有关系，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预见也是不可避免的。失业成为现代人命运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可以让你干一辈子。
我们没有看到两者维持平衡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在公共服务于私人消费不平衡、不匹配的社会中，人们生活在私人富裕公共卑劣的气氛中，学校不能与电视和电影竞争，电影中的人物成了学生的偶像，发热的手枪甚至成了学生的玩具，学生们不再喜欢更安稳的游戏。
学校周围，酒精、麻醉品、击剑家的刀子成了畅销的商品，这些在早年朴素的社会中不曾有的诱惑，在富裕社会中就不可避免。
生产和消费的繁荣剥夺了诸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街道、良好的学校，其实增加学校和公园、甚至增加清洁工，交警，跟增加私人汽车是一样重要的。私人生产导致公共服务需求自动的增加，如果后者跟不上就将成为社会紊乱的一大来源。由于没有很好的扩充公共生产，我们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机会，我们必须在贫乏的世界和丰裕的世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必须通过有效的政府手段使人们尽量避免个人的过度奢侈消费，而在外部公共环境上增加合理开支，这样人民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并且这是长一段时期内的主导任务。
但除了邮政等少数几个例外，大部分公共服务是不适合收费的，他们必须给一切人使用，这些必须用税收支付。
加尔布雷斯是新制度学派的创伤人物，他认为只有制度经济学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经济问题，提出要在新方法的基础上创立“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把技术革命作为研究出发点，对现代资本主义新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治理社会的具体方案和理论措施。
公共服务落后于私人生产是加尔布雷斯考查现实的社会背景得出的结论，他揭示了社会不平衡的原因来自落后的公共服务。
他的《富裕社会》一书扭转了整整一代人的政治意识。经济学是一门背负着帮助大多数人走向更美好生活的具有道德诉求的学问。私人产品和服务与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被加尔布雷斯称为社会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