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学校戏剧教育的发端
（一）中国的第一所私立戏剧学校--通鉴学校的戏剧教育
早期的学校戏剧艺术教育基本上是和早期话剧的产生同时发生的。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家们把演剧作为宣传工具，深深感到演剧人才的缺乏，为了造就一批戏剧宣传战士，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早期话剧创始人之一的王钟声与开明人士马相伯在上海绅士沈仲礼出资支持下，于1907年下半年在上海成都北路北克路（今凤阳路）利用一幢三开间楼房和一个小型的舞台，创办起了我国的第一所话剧学校-通鉴学校，开了办学培育戏剧人才的先河。由于当时社会风气视演戏为贱业，尽管学校招生打出了倡导新剧、包念书、包出洋留学的广告，但报名应招者仍然仅仅六七十人，而且多是奔出洋而来，对于革命和戏剧并非感兴趣。王钟声办学旨在改良戏剧，宣传革命，对于戏剧、戏剧教育并不十分在行，所以，最后留在学校学戏的学生仅招生数的一半左右。
由于缺乏教师，学校原拟开设的国文、英语、算术、历史、地理、体操、舞蹈等课程实际上只开设了文学、体操、舞蹈等，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戏剧的排练实践上。为了扩大影响，推出新剧，通鉴学校组织起了演剧团体"春阳社"，并借上海着名的兰心大戏院举行公演，在国内首演了许啸天根据译本改编的《黑奴呼天录》，尽管演出还有不少旧套，但在演剧中别开生面地采取了整齐地分幕制、西洋话剧的布景和极好的舞台灯光、服饰，确令当时伶界耳目一新。"春阳社"解散后，在以新剧为武器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的活动家任天知的有力支持和帮助下，通鉴学校又先后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演出了《迦茵小传》、《秋瑾》、《徐锡麟》、《张汶祥刺马》等剧。通鉴学校存在的时间仅仅半年左右，真正的教学活动也不多，但他毕竟开创了我国学校戏剧教育的先河，在演剧实践中培养出了汪优游、查天影、肖天呆、陈镜花等一批早期话剧名演员，在早期话剧运动中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在通鉴学校之后，学校戏剧教育的形式随话剧的传播不断的增加，到民国初年，学校戏剧教育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原进化团成员，民鸣社骨干的顾无为在上海办起一个速成式的戏剧学校"剧学馆"，学员人学只需学习三个月即可毕业，曾吸引了不少青年戏剧爱好者入馆学习。在此后有由欧阳予倩、朱双云、汪优游、冯叔鸾、陆露沙、张鲁飞等发起并执教的"星漪演剧学校"及一些妇女会办的"女子新剧学校"、"群英新剧学校等"。"星漪演剧学校"开设了脚本、剧史、中国音乐与旧剧、西洋音乐、跳舞、化装术、审美学、世界文艺思潮等课程。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这些戏剧学校，还不可能建立起正规和成熟的学校戏剧教育体制，这些戏剧学校基本上还处于"科班教习"向学校戏剧教育过渡的状态，不仅缺乏系统的教学内容和完善的教学方法，而且还承袭了一些旧有的"拜师学艺"、"科班教习"的传承、教育方式；但这些戏剧学校的开办养成了一批戏剧人才，积累了一些学校戏剧教育的经验、教训，对促进戏剧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了现代的社会思想和科学观念，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更广泛更深人地开展，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深层变革。在文化方面，文学革命和戏剧改良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戏剧提出了崭新的任务和要求，古老的传统戏剧和时新了一时的文明戏不能担负这个任务，不适应变革的新情况而遭严厉抨击和冷落。"五四"戏剧革新引进了西欧现代话剧，新的话剧艺术体系的建立又迫切需要一批谙熟的现代话剧人才，国内"科班教习"和通鉴学校那一套显然不能适应新的戏剧内容、形式及新的文化要求，于是一批有志于现代戏剧艺术的有识之士决心应用西方戏剧理论及技法培养现代戏剧人才，这批有识之士有的远渡重洋求学它国，有的在国内大胆的革新实验。"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二）北京人艺剧专开拓性的戏剧教育
"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的创办人是蒲伯英（原名蒲殿俊）。辛亥革命时期，他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着名成员；辛亥革命后，他到北京并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国会议员，结识了北京各界众多知名人士。在新文化思潮影响下，他投身新文化革新运动，创办《晨报》，并自任总编辑；他邀孙伏园任《晨报》副刊编辑，使副刊成为当时新文艺的一个重要阵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的社会名望更加显扬。他热爱戏剧艺术，对此有相当的研究，发表过不少革新中国戏剧的理论文章，并以文会友，结识了当时戏剧界不少的知名人士。
他与在京竭力倡导"爱美的戏剧"（Amateur）的陈大悲合组起了有48个团体共两千多人参加的"中华戏剧协社"，势力甚为浩大，维持了几年时间，多次用北京燕大、高师、女高师、北大学生演员公演陈大悲自编自导的《幽兰女士》、《英雄与美人》、《良心》、《孔雀东南飞》等剧，在戏剧界造成了广泛影响。蒲伯英在《戏剧之近代的意义》中解释戈登·克雷（Gordon-Craig）的"戏剧是教化的娱乐"一语时指出：这不是戏剧的全部意义。"因为凡是有益的娱乐，都可以说是有教化底意味，并不是戏剧特有的性质。我们对于现代的戏剧，应该说它一面是'教化的娱乐'，一面是'为教化的艺术，......这种教化叫做'再生的教化'，就是说它能使民众精神常在自由创造的新境界里活动。......'再生的教化，是人类最高的教化；发展'再生的教化，是现代戏剧的职责；利用娱乐的机会，以艺术的功能来发展再生的教化，就是近代戏剧底完全的意义"。以艺术的功能来发展人类最高的教化--再生的教化，成了热爱戏剧艺术的蒲伯英人生的一个重要追求。
1921年5月，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汪仲贤、徐半梅、张聿光、柯一岑、陆冰心、沈冰血、滕若渠、熊佛西、张静庐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民众戏剧社"。民众戏剧社既反对京派的旧戏也反对魔术派的海派京剧；既反对旧戏，又反对当时流行的被他们称为假新戏的"文明戏"。
他们在发表的宣言中提到："戏院在现代社会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这种样的戏院，正是中国目前所未曾有而我们不量能力薄弱，想努力创造的......"民众戏剧社以非营业的性质，提倡新剧艺术的宗旨，沈雁冰"若要劳工的体力和道德都进步，便不可没有这正当的娱乐"的认识，这些引起了远在北京想努力把话剧教育建成规模的蒲伯英的共鸣。蒲伯英与曾共过事、并有许多革新戏剧主张、希望培训戏剧新人的民众戏剧社要员陈大悲结为好友，共谋戏剧大业。为了造就新的演剧人才、编剧人才和戏剧的师范生，为将来戏剧发展作准备，为把话剧教育建成规模，蒲、陈二人求同存异、各尽其才、精诚合作；筹经费、找校董、做宣传、订章程，为"造就一群职业的但又高尚的剧人"绘蓝图，并选定北京宣武门外南横街110号为校址，经过蒲、陈二人的艰苦筹备，终于在1922年11月22日创建起了我国最早引用西洋戏剧理论及技法培训戏剧人才的私立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
蒲伯英、陈大悲等为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拟定了《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章程》，《章程》共七章廿四条（并呈当时教育部立了案）。这个章程，虽然"一切遵照教育部专门学校的规定办理"而显得并不完备，但是在启蒙时期的中国戏剧界及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堪称是具有自身特色的革新和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