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沙迁重庆--第一次在陪都办学
1. 扬帆万里播火种
新年，虽在寒冬，却是各民族喜庆的一个日子，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严重威胁下的长沙人民，失去了喜庆，处在了魔影笼罩的惊恐和离散的凄凉中。1938年1月1日，在那个晨雾迷蒙的早晨，国立戏剧学校的师生们怀着郁抑的心情告别了稻谷仓3号大院，在一道道叮咛珍重语和依依惜别声中，分别登上停泊在湘江码头的五艘大木船。也许是为了喜庆的新年，也许是为了驱散迷雾，也许更是为了驱赶不祥和魔影，船在响彻湘江两岸的鞭炮声中起锚开航，离开长沙。五艘船，每艘20来人不等，同学们把师生分乘的五艘船中以教师为主的命名为"教师号"，以职工为主的命名为"职工号"，以二届同学为主的命名为"二届同学号"，以三届同学为主的命名为"三届同学号"，把研究班和女同学合乘的那艘船戏称为"研究女生号"。
五艘满载国立戏剧学校师生、书籍、设备、器材的大木船紧紧相随，浩浩荡荡沿湘江向洞庭湖进发，可谓壮怀激烈地开始了西去重庆的水上漫漫征程。离长沙顺湘江而下，从临资口人洞庭湖，经杨林寨、沉江、汉寿、安乡，过藕池口、公安，漂江流穿港岔......人长江，再逆水行舟经沙市、枝江、宜都达宜昌，再在宜昌转乘民生公司的船只入川，穿三峡到万县，最后由万县再转船经涪陵抵重庆。此次迁徙，全是水路，因为船只问题，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了宜昌后，因为入川物资、机关、人员太多，国立戏剧学校的师生们全凭每天分配到的几张船票上船入川到万县，到了万县又要按排序才能拿到到重庆的船票，所以到了宜昌后，国立戏剧学校的师生们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分别抵达万县的，由万县到重庆基本上是分班级、分期、分批集体乘船抵达的。
船队进人洞庭，呈现在国立戏剧学校师生们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烟波浩渺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油然涌上师生们心头："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国立戏剧学校的师生们虽无遭谗受贬之际遇，可是在这寒冬腊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八百里洞庭中，由民族的苦难而生的"去国怀乡"之情，也不时缠绕着不断迁徙中的师生们的心灵，洞庭湖波荡漾和九疑山白云飘浮的诗情画意也被离愁冲淡，难免"感极而悲"了。
船在洞庭湖行驶了十来天，便开始漂江流穿港岔，抵达松滋境后，江宽水深，终扬帆人长江，23日到达宜昌。在过去的23天里，每天均黎明起锚，下午4-5时停泊；顺风则扯起风帆"乘风破浪"前进，逆风则身体力行下船帮助拉纤，风急浪高时则入港避险。师生们沿途生活都是由船家供应，吃的主食，基本上是糙米饭，佐菜基本上是盐水煮鱼和腌大刀豆；晚上则只有在十分有限的船舱里相依而眠，生活是够清苦的了。日复一日的呆在船舱里，大家各有所思，心情不一，难免寂寞难熬。
为了排除旅途的寂寞枯燥，在行程中师生们也常相互勉励、苦中寻乐，兴致时歌声此起彼伏，乃至终朝不断；在饭后或停泊时，各船同学互相"串串门"，访朋问友，交流各船的"新闻"。二届同学江蕴端（江村）和陈鹤南（玛金）等几位同学还办了一份名曰《湘水行》的手抄"日刊"，登载同学们的一些诗作、杂感和各船的当日"新闻"，以互通消息、互相慰藉，为行程中的师生们作了件十分有意趣的事情。余上沅校长和教务主任曹禺都十分注意关心照料师生们，只是身在船上，有心而力不足，船队在经过江陵（今沙市）时，余上沅校长特地安排船队停船休整了一天，并以其令弟名义邀请剧校师生到他祖宅去休息赏光，设宴为大家接风洗尘，热情的招待师生们吃了一顿丰富的午膳，这可是自离开长沙以来从未享受到的佳肴了。
1938年1月23日，国立戏剧学校的师生们到达宜昌，正逢"八方风雨会宜昌"之时。为长期抗战作准备，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对民族工业、重要物资、机关、学校、人员进行大转移。为此，国民政府特别任命了对长江航运有特别能力的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负责大转移的交通运输，确保入川生命线-长江这条大动脉的畅通。大迁徙开始后，一方面，大批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团体部门、学校、医院、物资、设备、器材、人员在向大后方撤退途中纷纷涌入宜昌这个中转地，等候穿越长江三峡；另一方面，出川的军队兵员、作战物资急需船只转运过三峡，送往抗战前线。由宜昌入川或由万县出川，三峡都是必经之道，三峡七百里，两岸连山，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素：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有渔者歌道：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三峡航道滩多流急，异常艰险。早在清代，政府就在宜昌江边立碑撰文规定：湘、鄂所有船只抵宜后必须换船，之后才能继续前行。在这次大迁徙中，同样如此，为了保证安全、航道畅通，无论达官贵人、军政要员、三教九流，到了宜昌后，都必须换乘民生公司的大功率吃水浅的轮船，才能穿越三峡入川。当时负责抢运任务的交通部次长卢作孚，为充分调动有限船只的运力，想尽千方百计，昼夜精心运筹，间道转运、分段接运、水陆联运......采取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重大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更轻、更无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
人员的运送，则是以军人优先，到前线的军人更优先；除军队人员外，则更多是从其级别来决定的，中央各机关部门、军政要员、达官贵人当然能优先获得船只船票，其他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团体部门、学校、医院的人员就只有靠排队安排分配到的船票，分期分批启程。由于船只运力十分有限，宜昌这个仅有10万多人口的鄂西小城，流动人员猛增，滞留宜昌的流动人员多时竟达到50万！旅店、学校、寺庙、教堂里凡能住人的地方处处爆满。还有不少人只能露宿街巷，栖身屋檐下，宜昌城史无前例地感到了人满为患。据战后统计资料显示，在这场大迁徙中，需要内迁的工厂，多达500余家，途经宜昌入川的人员高达35。多万，堆积如山的物资数千万吨。在国立戏剧学校到达宜昌前后，等待入川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等十数所。叶圣陶一家到宜昌后，买不到入川船票，只得住进江轮改做的临时旅店里。他有感而发，写下《宜昌杂诗》，其中说到："故宫古物兵工械，并逐迁流顿水涯。""下游到客日盈千，逆旅麇居待入川。
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国立戏剧学校到达宜昌后，有幸住进宜昌小学里，在那里等候入川的轮船。由于学校不属于紧急抢运转送的对象，每天只能靠分配到的船票上船。同学们每天都盼望总务部门在宣布明日船票时，能多有几张，但往往也就三五张而已，总务部门没有办法决定谁该先走，谁该后走，于是只有抓阉决定谁走，即使是抓阉分得船票，也只能到达万县，到了万县还得再等船。不少师生一直等到1月31日都没有分得船票，只好在流亡途中过春节了。同学中有不少的是第一次离家在外过春节，而此时人满为患的宜昌也没什么物品可提供给大家过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流亡途中，思乡情感难以抑制，想起已沦陷的故乡，思念不知近况的父母亲人，悲戚之感尤为沉重......为了排遣思乡凄切之情，农历除夕晚上，同学们只好到街上买点花生、糖果之类的，约几位同学，找个地方席地而坐，用说笑聊来勉强排遣思乡之情。刘厚生、李乃忱、耿震、何之安、杨育英（沈杨）五人，就是在宜昌小学球场上度过1937年的除夕之夜的。在宜昌候船，幸运的有几天就离开了的；在宜昌滞留久的，有达月余的。
到达万县时，是中小学寒假期间，国立戏剧学校的师生们又被安排住在一所小学内，大家在教室打地铺住下。由于滞留宜昌的物资、人员还在大量的增加，抢运任务还十分紧急繁重，大多数船只都集中在宜昌至万县的三峡段上往返转运，要乘上万县至重庆的船就更难了，大家不得不抑制心急如焚的情绪，又开始耐心地候船了。
在整个迁徙途中，在万县住的时间最久，春节前到达万县候船的，前后时间达两个月余。由于同学们心理上已有所准备，除学校集体活动外，大家都自觉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早晨，一般都到当地的西山公园去练嗓子。西山公园是万县最漂亮的地方，园内山坡上种植有红梅数千株，当时正值花季，树树怒放梅花，远视如花的海洋；近观花团成片，似云似锦，馨香沁人心脾。在此环境中，大家旅途的疲惫、离家的忧伤、心情的压抑，统统一扫而空。于是尽情高歌、认真"吊嗓子"，每日必去。上午，大家就乘着余兴到图书室借书阅读学习。余上沅校长从不放弃能为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在迁徙中他安排图书先行，规定到了每一个落脚点，必须准备部分专业书籍、杂志，供学生借阅学习。
当时图书管理员方匀、朱上禧，是难得的勤勤恳恳为教学、为专业服务的好先生，每到一地，他们总是不辞辛劳、不厌其烦地开箱摆书，供同学们借阅；一启程，他们又细心地收拾装箱，打前站。下午，较放松，有继续看书学习的，有外出游览观光的，有到街上去"泡"茶馆的。有的老师也和同学们一道去"泡"茶馆，吴祖光老师还把他的《凤凰城》手稿带到茶馆和同学们一起研讨，不少同学有幸先睹了这一着名的抗战戏剧原本。在茶馆里，大家一边品茶一边研讨问题，留心观察不同特色的来往人物，进行人物观察、分析的基本训练。在有不同特色人物来往、古事新闻万千相传的茶馆里，不仅品尝到了川茶的韵味，更品出了平凡的世间人生，"泡"就了大家的一双"火眼金睛"，在茶馆里也得益匪浅。
国立戏剧学校此次迁徙，仍然没有忘记自己宣传民众、唤起民众抗战信心的神圣责任，他们在安排迁徙时，再次组织起了"战时巡回公演剧团"。每到船泊码头时，哪怕是只有几个小时，也要离船上岸进行宣传演出。这些活动，余上沅校长和教务主任曹禺也都亲自参加。教务主任曹禺总是保持着一种高昂的热情，亲自把锣拿上，招呼着同学，集合队伍整装登岸，寻求宽坝、广场演出；在街上，每次都是曹禺打着锣，走在前头，鸣锣开道，招呼着群众，来看演出。这些不速之客的街头免费精彩演出，常常是演出时间未到，剧场却已爆满。由于剧情结合抗战现实，演技精湛，演员感情投入，观众随着剧情发展很快就能进人戏情。在舟泊安乡县城码头时，师生们离船登岸去演出《香姐》，入城打听场所，当得知城北有个体育场时，于是锣鼓喧天，宣传画作前导，化好妆的演员跟在队伍之中，一边走向体育场，一边高唱抗日歌曲，民众闻声前呼后拥，一起到达体育场。开演时观众云集，里三层外三层近千人。
街头演出，在内地并不罕见，群众有围观看"撂地摊"的习惯，但是化着妆街头免费演戏却是新鲜事，戏已结束，观众还久久不肯离去。又经当地相关部门联系，晚间在一戏院上演了《毁家纾难》、《反正》、《炸药》三个独幕戏。演出后，还应安乡中学和有关方面邀请，曹禺讲戏剧的要求，举行了座谈会。会后已经半夜，安乡方面的人士才打着灯笼火把把剧校师生们送回船上，大家不得不依依惜别。在宜昌，一天正在演出的时候，突然高空机声隆隆，六架飞机临空，大家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纷纷抬头仰视，但顷刻间，颗颗炸弹随着刺耳的怪叫声从天而降，震撼大地的狂轰滥炸声频频响起，正在指挥演出的曹禺老师，高声呼喊同学赶快疏散隐蔽......日机此次轰炸的目标是正在修建的飞机场，当时上千的民工正在紧张的劳动，没来得及疏散隐蔽，牺牲惨重；有的同学跑到机场去，亲眼目睹了疯狂日寇造成的血肉横飞的惨景，虽然同学们没有造成伤亡，但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对日寇的仇恨日益剧增。在万县，相对安静些了，同学们在继续进行抗战宣传的同时，较多的时间就用在学习上了。
国立戏剧学校此次迁徙，所经之处多系偏僻的小埠镇或小县城，当时有的百姓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抗战或者正在进行全面抗战。国立戏剧学校师生们满怀报国的赤诚，积极演出抗战救亡戏剧，宣传抗战救国，引起广泛地强烈反应，受到了各地群众赞赏。剧校师生们的这些活动，起到了宣传民众，唤起民众抗战的作用，在沿途播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在各埠镇里掀起了阵阵抗日救亡浪潮。这些活动不仅使剧校师生加深了戏剧为人生的理解，还使剧校师生们广泛的接触、了解、结合了民众，在教育别人中也锻炼、教育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