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当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参加刘宁一率领的一个访英代表团时,心里感到的毋宁是紧张。我只是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勉强接受这一任务的。那时出一趟国,可隆重了。临走之前,周总理还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全体团员。那天周总理亲切地对我说,当年红军有位牺牲了的师长与我同名同姓,说1938年在武汉每看到我写的东西时,就想起了他那位战友。然而就在出发的头天深夜,单位领导乔冠华来电话通知我说,代表团照样走,我则“不要去了”。次日,乔冠华又更加明确地对我说:“你,还是在国内走走吧。”意思就是说,我不适宜出去。
当时,我刚离开英国没几年,许多熟人都还健在。自从接到通知,我一直在嘀咕,万一人家来拜访,我回不回访?文革期间,从旁人的“特嫌”事例中,我更加认识到那次没出去,对我是大好事。然而这件事始终在我心上留下个阴影。它清楚地向我表明,我是不受信任的。
1979年初夏,当作协通知我,要我准备9月访美时,我的反应是复杂的。首先,这说明:对我个人政治上的估价有了变化。当然,我绝不认为非出国才算受到信任。只是由于1950年那段经过以及事后那段训话,1979年这个通知对我的意义才远远超出事情本身。
但是当时我的戒备心理并没完全解除。积极方面,我决心此行要为象我这样过去不被放心的知识分子争口气。此行,既要为国家争取朋友,消除误解,又要做到不说一句错话。
回想起来,有些事当时我也许做得过了头。行前东道主聂华苓打电报来,指定要我作十分钟的演讲。上级并没要求我送审,我还是把它逐字写出,送上去审批过。我甚至连抵美后要见或可能见到的人都事先开列出来。同行的是位老党员,我决定一路上一切由他掌舵。到了美国,他决定废掉我那篇经上级审定过的讲稿,由他另起炉灶。我也没二话,后来还是由于他写的稿子一个小时也讲不完,而那次两个半小时的大会,有海峡两岸及在美华人作家十五人发言。这样,他才又决定仍用我那篇。我只坚持作为两个人的联合发言。
在美国,我始终和他在一道活动。个别大学(如哈佛)只请了我一个人,我立即回信谢绝,直到他们改请二人,我才接受邀请。
今天回忆起这些,只不过说明我当时那种步步设防的精神状态。事实上那种戒备是不必要的。1983至1986年,我同文洁若接连出去六次,其中五次(美、英、西德、挪威、马来西亚),只有我们两个自由活动。1979年那次由于有那位老党员同行,倚赖心理很重,事事都先问问他。后来,独自行动了,要凭自己的认识来应付,责任心加强了。
1945年我第一次由伦敦去美国采访时,只代表一家报纸。1979年那次,我深深意识到,代表的是中国作家,也时刻记住这一点。那是三十年来初次同台湾作家相见,事前自然很紧张。没想到民族感情一下子就驱散了所有的成见和隔阂。在依阿华城举行第一个“中国周末”那晚,人人都为《松花江上》的歌声所打动了。三天里,同周策纵、叶维廉和张错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还访问了康奈尔、耶鲁、威斯康辛、印地安那、密歇根及西岸十几家大学。归途去了香港两家大学,并与香港文化界举行了座谈。刚好又遇上国内发生了魏京生的案子,终于在没出差池的情况下,回到了北京。
我们是三十年来第一批访美的,那真像是去了趟月球。回到北京,政协、民盟、文艺界、出版界,都得去讲讲。讲什么呢?老党员也许想考考我,整个由我一人去讲。这时,步步设防的机器又开动了。我记起六十年代一位诗人出访非洲,回来做报告时,讲了点那里贫穷落后的情况,因而受到了严厉批判。又有一位同事去了个西方国家,回来讲了几句富裕的情况,因而也成为罪行。我决定还是不去正面谈美国本身为好,只讲海内外关系。第一次是在1957年曾开过我的批判会的原文联大楼礼堂举行的。人真到了不少。坐在台上,我望着听众,也望着摆在桌上的扩音器和录音设备,心里不很踏实。四十几页讲稿都是洁若连夜赶抄出来的,随抄她随帮我斟酌词句。这一点最好不提,那一点需要冲淡一下。讲时,我是照本宣科。
事后,洁若告诉我,听的人大多表示失望,我说:“那就很好。倘若他们听了过瘾,我就该担心思了。”
出去一趟,总得写点什么吧!写什么和怎么写,又是个大问题。
我在国内外跑过不少地方,除了雁荡山,几乎没写过游记。我总想,一座古塔就那么多层,历代文人数来数去,反正还是那么多层。当然,自然风景大有可写的,但我总认为那应留给诗人们去写。我是想通过游记的形式,反映点社会问题。写国外,则倾向于借外喻中。
由《人民日报》连载的十篇《美国点滴》,比如其中的《上与下》,我影影绰绰地谈的就是长久以来的一个感想。怎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从下往上做,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反而从上边开始呢?低薪人员可以住进政府盖的廉价住房,中小学免费(所谓义务教育),上大学不但收费,有的还很昂贵。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官做得越大,福利越多;中小学除特殊情况可予减免外,一般反而是要收费的。在哈尔滨,一位家长告诉我,孩子不但得交学费,搞卫生时,连抹布扫帚也得从家里带去。上大学则不但免费,有的(如师范)还管伙食呢。
1984年访问西德之后,《人民日报》又连载了我的《欧洲冥想录》,我在《“永志不忘”之二》一节中建议:为“文革”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修个永久性的纪念馆,那是重访达豪集中营之后受到的启发。老友巴金则在《随想录》中,两次写专文(第140、145篇)提倡成立“文革”博物馆。我们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五、三过鬼门关
1980至1982年间,为了医治肾结石,我先后动了两次大手术,三次小手术。
除了初中时得过一次伤寒,我一生几乎没住过医院。七十岁上住起院来,不免会想到死亡问题。
对于死亡,以前倒是有过恐惧。我早年见过不少死人。我妈妈就是在我怀抱里咽的气。最后钉棺材时,还有人扶着我站在一只高凳上向她说了一句永别的话。到了墓地,也是由我这个孝子先抓一把土,攘进穴口。我尝尽了死别的痛苦。
那时,许多习俗都把死亡神秘化、恐怖化了。上学途中,每天必走过棺材店和寿衣铺。一到阴历七月十五,就办起盂兰盆会,说是鬼节。纸糊的船上站了各种等待超度的冤鬼:有缢死的无常,有龇牙咧嘴的夜叉,好不吓人。
每次去东岳庙,我总对那个瞪着眼睛翻看生死簿的判官不服气。凭什么由他来决定人的寿数!当我译《培尔·金特》时,就把剧中那个铸钮扣的人同我早年所不服气的判官联系起来了。然而铸钮扣的并没武断地决定培尔的命运。他还容许培尔做出自己的努力。
如果有人问我的人生哲学,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事在人为。我从不相信先天注定的寿数。小时我就想:寿数再高,要是把身子横卧在火车铁轨上,也照样压成两截。我一面准备死亡随时光临,一面自己加强锻炼,有病早治,尽量推迟它的到来。
说来也怪,八十年代我面对死亡的勇气,恰好来自1966年的红八月里我服的那瓶安眠药。倘若隆福医院按照当时通常的做法不收我这个“阶级敌人”,或者收而敷敷衍衍,不给好好洗一下肠子,我也早就到九泉之下了。
那期间,在交代“黑思想”时,我说过这么一条:“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得个善终可真不容易!”那是因为我听到和看到那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有跳楼肝脑涂地的,也有活活被打死的。那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自己怎么死法。在暴力之下,自杀与他杀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直至那帮人彻底倒了台,我对自己的死才有了自信:我会善终的。
1980年12月,我就是怀着这种自信被推进手术室的。
先说说我为什么要动手术。
我对医学一窍不通,缺乏起码的常识。然而我对肾结石却有了点认识。肾,就是下水道的入口。淤塞了,它就会长结石。因此,为了防止长结石,第一条就得每天把水喝足。
1958年至1961年在柏各庄农场时,我同十几个人合睡一条大炕。我起过一两次夜,每次都得惊动睡在两旁的人,感到十分不方便。谁不是白天累得要命,天一亮又得爬起来干活!而且由于没有电筒,有一回起夜回来时,摸错了地方,挨了好一顿臭骂。于是,我想了个绝招:过午滴水不进。果然很灵。从那以后再也不必起夜了。
当然,喝什么水也有关系。在湖北咸宁,我们是把向阳湖的湖水用柴油泵打上来喝。湖里不但经常有几十口子在洗澡,还泡着更多的水牛,并且随意方便着。杯子里发现一星半点儿牛粪,丝毫也不新鲜。
我的结石大约就是这么形成的。
1980年12月动手术的前一晚,当医生来验明次晨开刀的部位,护士为我剃毛时,我猛然感到自己离死亡近了一步。可那晚我睡得很平稳,很熟。洁若带点愁苦地告诉我,她签字时看到单子上写着我有五种死亡的可能性。我当即回了她一句:66年那次要死还不也就死了吗!如今,看到了歹徒的灭亡,又领到了“改正证书”,还不该知足!
由于开导她,我也开导了自己。
多少人——多少比我聪明、能干,比我好的人,都没能看到那帮人的灭亡,而我看到了,这是多么侥幸啊!现在,我觉得每活一天,就是白赚一天,白饶上一天。得好好利用它。
住院后期,我坚持每晨散步一小时。我总是从病房出发,一直走到太平间,然后再折回。一趟趟地老那么走。太平间——鬼门关,对我不再是可怕的了。那是迟早必然的归宿。重要的,应该为之动脑筋的,还是怎样利用被抬进去之前的这段日子。
我希望千万别得脑软化,别成为植物人。最希望的是一旦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时,就突然死去——更好的是悠然而死,比如在睡眠中,或伏案工作时。
我掌握不了自己如何死法,但我能掌握自己如何活法。
我自知当不了闯将。我从来就不是。我也不特别勤奋。但无论教书、当记者或编刊物,还是从事写作,我都还能力所能及地踏踏实实做点事。我就将这么做下去,直到非停下来不可的一天。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真是位讲实际的人。生——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内容各自不同的一本书。这里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值得自豪的,也有足以悔恨的。现在我就真地鼓起勇气,写这本书了。
当前知识分子同党“和平共处”了。就是说,党宽容了,知识分子也懂得了分寸。这不是理想的最高境界,还有待进一步亲密,得一步步地来。已故领袖毛泽东是位干了大量糊涂事的明白人。他笔下的《实践论》教人做什么都要实事求是,而1958年他搞的那场“大跃进”恰好就是以幻想代替现实。他笔下的《矛盾论》指出事物只能在相互矛盾中前进,然而从1957年到1966年,他恰好就要求“言论一致”,容不得一个半个手无寸铁的对立面,连与最高指示有丝毫的出入都不允许。但愿在新形势下,能按“两论”办事。
当前过的可以说是空前平静、安定的日子了。用气象术语来说,一二级偏北风或小雨雪难免仍时有出现。大气层在运动,天气怎能没点变化!然而像过去那种闹得天翻地覆的龙卷风,纵使还有人巴望刮,却不大刮得起来了。天空晴朗,整个空间是沁人心脾的熏风,但是我总不能断然排除刮龙卷风的可能。自己是人世这片汪洋大海里的一个小浪花。多么暴戾的龙王,多么凶悍的夜叉,终有一天也必像众生一样同为大海所吞没。这大海昼夜不停地向前冲,它不会枯竭,也不会倒流。活一天,我就乐观一天,相信最终的胜利者是公正和真理。
1988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