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当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参加刘宁一率领的一个访英代表团时，心里感到的毋宁是紧张。我只是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勉强接受这一任务的。那时出一趟国，可隆重了。临走之前，周总理还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全体团员。那天周总理亲切地对我说，当年红军有位牺牲了的师长与我同名同姓，说1938年在武汉每看到我写的东西时，就想起了他那位战友。然而就在出发的头天深夜，单位领导乔冠华来电话通知我说，代表团照样走，我则“不要去了”。次日，乔冠华又更加明确地对我说：“你，还是在国内走走吧。”意思就是说，我不适宜出去。
当时，我刚离开英国没几年，许多熟人都还健在。自从接到通知，我一直在嘀咕，万一人家来拜访，我回不回访？文革期间，从旁人的“特嫌”事例中，我更加认识到那次没出去，对我是大好事。然而这件事始终在我心上留下个阴影。它清楚地向我表明，我是不受信任的。
1979年初夏，当作协通知我，要我准备9月访美时，我的反应是复杂的。首先，这说明：对我个人政治上的估价有了变化。当然，我绝不认为非出国才算受到信任。只是由于1950年那段经过以及事后那段训话，1979年这个通知对我的意义才远远超出事情本身。
但是当时我的戒备心理并没完全解除。积极方面，我决心此行要为象我这样过去不被放心的知识分子争口气。此行，既要为国家争取朋友，消除误解，又要做到不说一句错话。
回想起来，有些事当时我也许做得过了头。行前东道主聂华苓打电报来，指定要我作十分钟的演讲。上级并没要求我送审，我还是把它逐字写出，送上去审批过。我甚至连抵美后要见或可能见到的人都事先开列出来。同行的是位老党员，我决定一路上一切由他掌舵。到了美国，他决定废掉我那篇经上级审定过的讲稿，由他另起炉灶。我也没二话，后来还是由于他写的稿子一个小时也讲不完，而那次两个半小时的大会，有海峡两岸及在美华人作家十五人发言。这样，他才又决定仍用我那篇。我只坚持作为两个人的联合发言。
在美国，我始终和他在一道活动。个别大学（如哈佛）只请了我一个人，我立即回信谢绝，直到他们改请二人，我才接受邀请。
今天回忆起这些，只不过说明我当时那种步步设防的精神状态。事实上那种戒备是不必要的。1983至1986年，我同文洁若接连出去六次，其中五次（美、英、西德、挪威、马来西亚），只有我们两个自由活动。1979年那次由于有那位老党员同行，倚赖心理很重，事事都先问问他。后来，独自行动了，要凭自己的认识来应付，责任心加强了。
1945年我第一次由伦敦去美国采访时，只代表一家报纸。1979年那次，我深深意识到，代表的是中国作家，也时刻记住这一点。那是三十年来初次同台湾作家相见，事前自然很紧张。没想到民族感情一下子就驱散了所有的成见和隔阂。在依阿华城举行第一个“中国周末”那晚，人人都为《松花江上》的歌声所打动了。三天里，同周策纵、叶维廉和张错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还访问了康奈尔、耶鲁、威斯康辛、印地安那、密歇根及西岸十几家大学。归途去了香港两家大学，并与香港文化界举行了座谈。刚好又遇上国内发生了魏京生的案子，终于在没出差池的情况下，回到了北京。
我们是三十年来第一批访美的，那真像是去了趟月球。回到北京，政协、民盟、文艺界、出版界，都得去讲讲。讲什么呢？老党员也许想考考我，整个由我一人去讲。这时，步步设防的机器又开动了。我记起六十年代一位诗人出访非洲，回来做报告时，讲了点那里贫穷落后的情况，因而受到了严厉批判。又有一位同事去了个西方国家，回来讲了几句富裕的情况，因而也成为罪行。我决定还是不去正面谈美国本身为好，只讲海内外关系。第一次是在1957年曾开过我的批判会的原文联大楼礼堂举行的。人真到了不少。坐在台上，我望着听众，也望着摆在桌上的扩音器和录音设备，心里不很踏实。四十几页讲稿都是洁若连夜赶抄出来的，随抄她随帮我斟酌词句。这一点最好不提，那一点需要冲淡一下。讲时，我是照本宣科。
事后，洁若告诉我，听的人大多表示失望，我说：“那就很好。倘若他们听了过瘾，我就该担心思了。”
出去一趟，总得写点什么吧！写什么和怎么写，又是个大问题。
我在国内外跑过不少地方，除了雁荡山，几乎没写过游记。我总想，一座古塔就那么多层，历代文人数来数去，反正还是那么多层。当然，自然风景大有可写的，但我总认为那应留给诗人们去写。我是想通过游记的形式，反映点社会问题。写国外，则倾向于借外喻中。
由《人民日报》连载的十篇《美国点滴》，比如其中的《上与下》，我影影绰绰地谈的就是长久以来的一个感想。怎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从下往上做，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反而从上边开始呢？低薪人员可以住进政府盖的廉价住房，中小学免费（所谓义务教育），上大学不但收费，有的还很昂贵。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官做得越大，福利越多；中小学除特殊情况可予减免外，一般反而是要收费的。在哈尔滨，一位家长告诉我，孩子不但得交学费，搞卫生时，连抹布扫帚也得从家里带去。上大学则不但免费，有的（如师范）还管伙食呢。
1984年访问西德之后，《人民日报》又连载了我的《欧洲冥想录》，我在《“永志不忘”之二》一节中建议：为“文革”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修个永久性的纪念馆，那是重访达豪集中营之后受到的启发。老友巴金则在《随想录》中，两次写专文（第140、145篇）提倡成立“文革”博物馆。我们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五、三过鬼门关
1980至1982年间，为了医治肾结石，我先后动了两次大手术，三次小手术。
除了初中时得过一次伤寒，我一生几乎没住过医院。七十岁上住起院来，不免会想到死亡问题。
对于死亡，以前倒是有过恐惧。我早年见过不少死人。我妈妈就是在我怀抱里咽的气。最后钉棺材时，还有人扶着我站在一只高凳上向她说了一句永别的话。到了墓地，也是由我这个孝子先抓一把土，攘进穴口。我尝尽了死别的痛苦。
那时，许多习俗都把死亡神秘化、恐怖化了。上学途中，每天必走过棺材店和寿衣铺。一到阴历七月十五，就办起盂兰盆会，说是鬼节。纸糊的船上站了各种等待超度的冤鬼：有缢死的无常，有龇牙咧嘴的夜叉，好不吓人。
每次去东岳庙，我总对那个瞪着眼睛翻看生死簿的判官不服气。凭什么由他来决定人的寿数！当我译《培尔·金特》时，就把剧中那个铸钮扣的人同我早年所不服气的判官联系起来了。然而铸钮扣的并没武断地决定培尔的命运。他还容许培尔做出自己的努力。
如果有人问我的人生哲学，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事在人为。我从不相信先天注定的寿数。小时我就想：寿数再高，要是把身子横卧在火车铁轨上，也照样压成两截。我一面准备死亡随时光临，一面自己加强锻炼，有病早治，尽量推迟它的到来。
说来也怪，八十年代我面对死亡的勇气，恰好来自1966年的红八月里我服的那瓶安眠药。倘若隆福医院按照当时通常的做法不收我这个“阶级敌人”，或者收而敷敷衍衍，不给好好洗一下肠子，我也早就到九泉之下了。
那期间，在交代“黑思想”时，我说过这么一条：“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得个善终可真不容易！”那是因为我听到和看到那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有跳楼肝脑涂地的，也有活活被打死的。那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自己怎么死法。在暴力之下，自杀与他杀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直至那帮人彻底倒了台，我对自己的死才有了自信：我会善终的。
1980年12月，我就是怀着这种自信被推进手术室的。
先说说我为什么要动手术。
我对医学一窍不通，缺乏起码的常识。然而我对肾结石却有了点认识。肾，就是下水道的入口。淤塞了，它就会长结石。因此，为了防止长结石，第一条就得每天把水喝足。
1958年至1961年在柏各庄农场时，我同十几个人合睡一条大炕。我起过一两次夜，每次都得惊动睡在两旁的人，感到十分不方便。谁不是白天累得要命，天一亮又得爬起来干活！而且由于没有电筒，有一回起夜回来时，摸错了地方，挨了好一顿臭骂。于是，我想了个绝招：过午滴水不进。果然很灵。从那以后再也不必起夜了。
当然，喝什么水也有关系。在湖北咸宁，我们是把向阳湖的湖水用柴油泵打上来喝。湖里不但经常有几十口子在洗澡，还泡着更多的水牛，并且随意方便着。杯子里发现一星半点儿牛粪，丝毫也不新鲜。
我的结石大约就是这么形成的。
1980年12月动手术的前一晚，当医生来验明次晨开刀的部位，护士为我剃毛时，我猛然感到自己离死亡近了一步。可那晚我睡得很平稳，很熟。洁若带点愁苦地告诉我，她签字时看到单子上写着我有五种死亡的可能性。我当即回了她一句：66年那次要死还不也就死了吗！如今，看到了歹徒的灭亡，又领到了“改正证书”，还不该知足！
由于开导她，我也开导了自己。
多少人——多少比我聪明、能干，比我好的人，都没能看到那帮人的灭亡，而我看到了，这是多么侥幸啊！现在，我觉得每活一天，就是白赚一天，白饶上一天。得好好利用它。
住院后期，我坚持每晨散步一小时。我总是从病房出发，一直走到太平间，然后再折回。一趟趟地老那么走。太平间——鬼门关，对我不再是可怕的了。那是迟早必然的归宿。重要的，应该为之动脑筋的，还是怎样利用被抬进去之前的这段日子。
我希望千万别得脑软化，别成为植物人。最希望的是一旦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时，就突然死去——更好的是悠然而死，比如在睡眠中，或伏案工作时。
我掌握不了自己如何死法，但我能掌握自己如何活法。
我自知当不了闯将。我从来就不是。我也不特别勤奋。但无论教书、当记者或编刊物，还是从事写作，我都还能力所能及地踏踏实实做点事。我就将这么做下去，直到非停下来不可的一天。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真是位讲实际的人。生——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内容各自不同的一本书。这里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值得自豪的，也有足以悔恨的。现在我就真地鼓起勇气，写这本书了。
当前知识分子同党“和平共处”了。就是说，党宽容了，知识分子也懂得了分寸。这不是理想的最高境界，还有待进一步亲密，得一步步地来。已故领袖毛泽东是位干了大量糊涂事的明白人。他笔下的《实践论》教人做什么都要实事求是，而1958年他搞的那场“大跃进”恰好就是以幻想代替现实。他笔下的《矛盾论》指出事物只能在相互矛盾中前进，然而从1957年到1966年，他恰好就要求“言论一致”，容不得一个半个手无寸铁的对立面，连与最高指示有丝毫的出入都不允许。但愿在新形势下，能按“两论”办事。
当前过的可以说是空前平静、安定的日子了。用气象术语来说，一二级偏北风或小雨雪难免仍时有出现。大气层在运动，天气怎能没点变化！然而像过去那种闹得天翻地覆的龙卷风，纵使还有人巴望刮，却不大刮得起来了。天空晴朗，整个空间是沁人心脾的熏风，但是我总不能断然排除刮龙卷风的可能。自己是人世这片汪洋大海里的一个小浪花。多么暴戾的龙王，多么凶悍的夜叉，终有一天也必像众生一样同为大海所吞没。这大海昼夜不停地向前冲，它不会枯竭，也不会倒流。活一天，我就乐观一天，相信最终的胜利者是公正和真理。
1988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