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天上学，都走过一位学者（后来才知道是北京大学的陶孟和教授）的住宅。隔着短墙，看到法国式落地窗里是一排排的书架，有时还瞥见他站在书架之间，在翻查什么。我曾很羡慕学者教授的生活，那么超然于现实，悉心钻研学问。然而从1929—1930年我进燕大国文专修班的经验，我对自己也有过点认识：我不适宜当个学者。一则小时半工半读，受的是畸形教育，因而学无根底；二则我太好动了，是不会关在书斋里的。正因为如此，1933年我才由英文系转到新闻系来。我反问自己：福斯特也罢，伍尔芙和劳伦斯也罢，他们的书以后还随时可以拿来看，而欧战这样的人类大事，可并不等人。现在不投进去，以后可无法弥补。
于是，我接受了胡霖的劝告，决定学期一终了，就脱去黑袍，摘掉方帽，走上战地记者的岗位。
五、骋驰西线
我离开恬静的剑桥，重操记者旧业的1944年6月，正逢上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西线大举反攻。这时，希特勒从库里拿出两大秘密武器，想毁灭英伦三岛，伦敦当然首当其冲。VI（火箭）的威胁还不大。据说是从挪威山里射到天空几十英里才落下来的，西南郊落下过几颗，方圆若干英里内遭到破坏，但没落到市区，可见准确度是有限的。从法国西岸发射的VⅡ（导弹——当时叫无人驾驶飞机），破坏力就大多了。大概造价较低，所以数以千计，而且密集。由于无人驾驶，不存在空战的心理因素，所以就日夜不停地袭来。无论是对民众士气的威胁抑或实际的破坏，都比闪电战时的大轰炸更为严重。这种死亡使者成群结队呜呜呜地从东边飞入市区。行人常在街头伫立了望。它只要一打转，就笔直落下。接着是轰隆一声。楼塌了，桥断了，周围的居民血肉横飞。就在这种威胁下，我在市中心的舰队街，为《大公报》开设了办事处。
入世以来，我教过书，当过记者，可从来也没独当一面主持过什么办事处——何况又远在海外。开头我真有些发愁。经营管理对我是个崭新的课题。同时，我也担心办事处成立后，我会给事务拴住，不再能自由跑动；又怕走开了，万一出了事故（例如办事员携款潜逃）可怎么好！要是重庆《大公报》派人来搞办事处，我情愿只当个记者。但这是不可能的。
在我的交往中，有一位凯·莫尔非女士。她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当时任灵格风（语言教学唱片）公司经理。她和歌唱家聂尔逊·依灵沃茨在泰晤士河畔一个小镇斯泰因同居，我常去他们家度周末。于是，我就向她道出自己的苦衷。她说，用不着犯愁。在伦敦，什么事都可以找到代理人。
我就通过代理人，在舰队街《曼彻斯特卫报》的楼里找到一套五间的办公室，又通过代理人物色了五位助手：高尔太太总管，另外四位分头负责打字、剪报和经营广告。不上十天，班子就搭起来了。
1983年我去访问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庆瑞时，谈起新加坡开国后的巨大发展，他把英国遗留下的文官制度作为那里成功的一个重大因素。1944年为《大公报》在舰队街开设伦敦办事处的经验，使我进而感到西方秘书这一阶层又是文官制度成功的一个重大支柱。她们（因为大多是女性）都受过专门训练，衣冠齐整，落落大方，工作起来能干熟练。个个会打字，速记，管理账目，有礼貌地招待客人和接电话。她们手头都有个本子，记下电话内容，并且及时提醒我——例如该赴什么约会或参加什么活动。凡事只要把意图讲明，她们就会让工作顺利地开展，既不越轨，也不事事罗嗦。这种秘书大都是经由介绍所推荐来的。介绍所同时也负责担保——他们掌握着一切有关的人事资料，如家庭情况以及以前服务单位的鉴定。她们每当离开一个工作点，都要得到一份鉴定。工作期间，任何过失都会影响最终的鉴定，而写鉴定的人，在道义上对下一个雇主也负有一定的担保责任。
感谢那几位助手，特别是高尔太太，两年间我并没给办事处拴住。她们把事务一古脑儿从我肩上接了过来。不论我在大西洋彼岸闯荡还是驰骋欧陆，办事处始终顺利地运转着。
办事处的首要工作当然是向重庆拍发电报和邮寄通讯。每天下午，我出去采访，下午，当日有关的剪报就都摆在我桌上了。四点左右，高尔太太就踅进来：我口授，她速记。底下拍发电报的事我就不用管了。
此外，办事处还开展了广告业务。我们又辟了一间阅报室，让留英的同胞们可以来看看《大公报》。这是在伦敦唯一可以读到重庆报纸的地方，经常吸引着留英同学以及海员。
广告靠的是拿一定回扣的代理商。原来递增的所得税当时使得英国企业赚到一定数目之后，再赚就几乎全得交税了；花在广告上，税局则可以豁免。另外，当时英国工商界把战后的中国市场估计得很高。这样，代理商除保证的英寸数外，每月还能超额完成任务。两年间，办事处经手的广告收入十分可观。除了自身开销，还为《大公报》买了几辆奥斯汀小汽车和一套彩色印刷机。回国后，老板夸我“能干”。其实，倘若没有秘书，没有代理商，没有那套资本主义经营制度，我匹马单枪，又能做什么呢？
为了取得战地记者的资格，我得先向英国新闻部（MOI）写个申请，并把重庆《大公报》的证明书附上。由于我1939年抵英后，一直在兼着驻英记者的职务，他们曾审阅过我大量的通讯，所以证件一下子就领到了。是个小本本，一面贴着我的照片，写着所属的报社，另一面写着：
此人如被俘，应按照国际联盟规定，享受少校级待遇。
看了这个“优待”条款之后，我心目中立即浮现出一种不祥的景象：自己夹了个饭碗在铁蒺藜后面生活，不禁打了个冷战。
战时英国的衣服配给严得很，也少得可怜。这下子我拿到了一叠能买四季军装的配给证。于是到指定的店里去置办。真阔气呀，虽然统统是土绿色的，但既有单的，又有呢的，还有件军大氅。军衣裤上有个老大的口袋。我小声问店员它的用途。他一面打量着我，一面说：“长官，是为装地图用的。”我从他那声“长官”，感到一种讽刺。我连这点常识也不具备！
我好奇地跑到穿衣镜前一照，果然比穿平民衣装神气多了。头戴软帽，肩章上还用金丝线绣着“中国战地记者”字样。我又用配给券买了一双马靴，橐橐橐走起来，简直像个将军了！我记起1930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上的军训。在北平西郊举行的一次野战演习中，总教官莫名其妙地宣布我们被女师大打败了。
可惜由于新靴底太滑，刚出店门还没下台阶，就跌了一跤。我一边掸着军服上的土，一边咒诅着自己：天生不是当将军的材料。
接着，又去英格兰银行兑换了法、比、德货币。走在街上，坐在公共汽车里，我感到仿佛人们看了肩章对我都报以崇敬的眼色。我自己也好像换了个人。行为学派心理学家说，只要常咧嘴作笑状，心情就会快乐。是不是穿上了军衣，人就会变得英武起来？
照通知，我被指定随美军第七军开往前方。动身的头晚，我还写了一份遗嘱。实在记不起内容了。我孑然一身，无牵无挂，也没有什么可供人继承的。可能只不过请执行人通知一下国内的好友，代我告个别吧。
我准时来到维多利亚车站，进了战前专开往法国的第十四站台。在辅仁（1930—1932）和燕京（1933—1935）一直与我同窗的老友陈紘早已等在那里了。看到我那身军官装束，土绿色呢大氅和哔叽制服，以及脚上的高筒靴子，他就拍拍我的肩膀，笑说：“这回你可当上官儿啦。”
这是一列军用专车。校级乘头等，车厢里宽松得很。整八点，拉了汽笛，列车移动了。我就算是踏上了征途。我平生没从过军，更没上过前线，心里自是感到激动。车窗外的景物都十分可人。顶使我兴奋的，还是那不可知的未来。当晚睡在哪儿，三天后又将奔驰在哪儿。我脑子里浮现种种图影：忽而翱翔在柏林上空，忽而又在战壕里钻来钻去，像是在同敌人玩着捉迷藏。
十一点，火车到达纽黑文港。这是同法国迪埃普遥遥相对的英国港口。从车站可以望到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可是一位大嗓门的高个儿中尉在站台上嚷着：“海峡里纳粹潜艇特别活跃，今天不能渡海，什么时候能过去，等通知。现在先军官靠左，士兵靠右，到候车室集中。行李有人照料。”
这可有点丧气。只好跟同行的军官搭大轿车到附近营盘去度夜，一呆就是五天。这期间，海峡正进行着一场战斗：英国内海舰队在包围几艘德国潜水艇。
五天来，我就同十几名军官厮混。那一带是英国有名的消暑盛地。这时，由于战争，旅馆大门上了锁，海滨浴池无人管理，长满了乱草。原来开战前，这些军官都各有行当。弗兰克是保险公司的襄理，汤姆是书店老板，彼得是伯明翰大学的讲师。另外还有两个美国红十字会的女干事，她们是去比利时的。
我们天天问中尉什么时候能过海峡。第四天吃晚饭时，他说，次晨有一条空军营救艇过海峡，可以带上二十五人。是个小汽艇，上头没有篷子，所以只准男的报名。
我抢先报了名。第二天黎明，一辆大轿车就把我们二十五人又载回纽黑文，上了那艘营救艇。时值严冬，寒风凛冽。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后来才知道，紧靠着我的是一颗反潜艇炸弹。开船之前，那位年轻船长通过扩音器告诫我们：海峡里还漂浮着不少敌人丢下的水雷。希望大家都帮助留意，看到水面上有什么异物，随时报告。
于是，我们这条勇敢的小艇就启了碇，离开了安全的英国海岸，驶向险巇的海峡。北海吹过来的劲风，到这里就成了狂飚。一位瑞典记者掏出他的食物配给券给我看，指头稍一松动，就给刮跑了。
突然间，扩音器响了。船长警告说：“大家留意，前边海面上出现了一个东西。”
我扒着船栏朝前望，水面果然漂浮着一个黑糊糊的玩艺儿，船长在通过望远镜逼视着它。船员们也赶忙松开救生板的绳子。
船减速了，发动机也停了下来。小艇徐徐接近水面上那道黑影。救生板放了下去，由一名水手趋近它。是个浅绿鱼的塔形装置，上面还插着旗子。看来是个被风吹散了的海上航标。船长下令用高射机枪将它打沉。
这当儿，天空蓦地隆隆有声，出现了飞机。高射机枪手们各就各位，准备打一场海空战。那要么是友机，要么飞得太高，没看见海上我们这只小艇。它径直朝北飞去了。
终于进了法国西海岸的迪埃普港。这是个不祥的地方。一年前，加拿大的一个团试图夜袭这个港口，结果闹个几乎全军覆没。如今，港口海关大楼上飘扬着三色旗了。
上岸后，一个美军上尉向大家行了个军礼，说：“欢迎你们来到迪埃普。在这儿负责的少校要我向诸位报告：这里没的吃，也没地方住，更没有车送你们去巴黎。祝大家一路顺风。”
放下行李，我就去市政府找那位美国“市长”交涉。沿途到处是衣衫褴褛的法国妇孺，一个个挎了个篮子在觅食。方场上，几个满脸皱纹的老妪在摆地摊卖花边。沦陷后，本地的法国壮丁大多被德国人拉去做苦工了。街上的男子都是些吃得又肥又壮的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像王子般大摇大摆地走着。一簇瘦削的孩子们追在后边，用蹩脚的英语嚷着：“谢谢，巧克力！”
位于法国西岸、有三万多人口的迪埃普，也可算得上是个中等港埠了。这时，它就由那个三十来岁的美国少校掌管。他口衔雪茄烟，在椅子上跷起二郎腿，听我诉说急于赶赴前线的理由。我把第七军同意我随军采访的回电拿给他看。同时提醒他，成亿的中国读者都在等候我的报道。如今，第七军正从法国东部向德国挺进，第一个目标是打到莱茵河。能让广大中国读者不了解这一壮举吗？请他务必想个办法。
除了答应给我顿饭吃，他什么办法也拿不出。住处、交通，他都摊开双手，始终对我无可奈何地摇着头。最后还是我在饭桌同一位上校搭讪，知道他有辆卡车要开往巴黎。他同意把我捎上。
四个小时的卡车旅途，极目所见，都是战争破坏的遗迹。炸断的桥梁，化为废墟的村落。时而还可看到发射无人驾驶飞机的轻便铁道。
阔别五载的巴黎已面目皆非了。1939年路过时，她像一位愁容满面的贵妇人。如今，却沦为一个曾遭到歹徒霸占奸污过的大家闺秀：容貌憔悴，意态消沉。巍峨的凯旋门旁，小贩正用沙纳尔香水或尼龙丝袜交换着骆驼牌香烟。富丽堂皇的大歌剧院里，台上奏着爵士乐，包厢里的美国丘八叼着雪茄，把双脚搭在栏杆上。最骄傲自己本国语言的法国人，却在店铺橱窗上到处挂着大字招牌：“我们说英语。”
据中立国的记者说，纳粹占领时期，这家旅馆就是专门接待记者的。在战时，“记者”倒不一定都是职业的。在这里，我见到美国评论家、《轴心古堡》的作者埃德蒙·威尔逊，他代表《纽约客》。大个子海明威、精力充沛的萨罗扬、《牲畜场》和《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他是英国广播公司派来的）是酒吧间常客。这些文人，个个都穿上戎装。一天在饭店过道上，猛地听到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埃德加·斯诺。
在一群陌生人中间，遇到故人，自是格外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