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年底，有个英国团体知悉他对中国的兴趣，居然要请他去演讲。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多么想去讲，可惜实在一无所知。他还是谢绝了。但是当我在伦敦华莱士绘画馆讲《龙须与蓝图》时，他不但提前就来了，事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夸我讲得引人入胜，听了也令人愉快。信中接着慨叹说：“听了之后，觉得像我这个年纪再去迷上中国太晚了。倘若我老早就迷上，那会比意大利（我首先迷上的）、印度或法国更好。”随后又十分俏皮地说：“你只能想象我写过一本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而且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可惜在印刷过程中，书页都沾到一起了，所以没法让人阅读。”我演讲时用“龙须”象征中国的古老文化，用蓝图象征工业化。我认为中国不能仅满足于祖先那份遗产，必须现代化，不然，文化遗产也保存不住。福斯特在那信里问我：“有了蓝图之后还能不能再回到龙须上来呢？过去人类历史上可曾有人找到过这条路子？”（1943年5月1日）
1942—1944年，我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钻研福斯特的小说时，他对我研究他的工作，曾慷慨地给予支持。经过与他通信，我了解到他的许多见解、思想和事迹，这些是英国研究者未必都了解的。他还送给我一些他在埃及和印度发表而从未在英国问世的论文及小册子。除了读书笔记，我还有几本同他谈话的记录。可惜这些连同我多年的日记、大量卡片，全都毁于那十年红色火灾中了。也因此，我一直都未动笔去写他，我不知该从哪儿写起。
四十年代初期，我遇到过不少持有“大英帝国”优越感的英国人，但福斯特恰好相反。他的散文集《阿宾芝收获》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挖苦英国的。福斯特基本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他曾任英国人权协会主席。1934年当希特勒在欧洲大肆嚣张时，他在巴黎开的一次国际笔会上曾大声疾呼：“倘若我年轻一些，我一定加入共产党。”他甚至说：“除了共产主义，今天的知识分子再也找不到含有希望的政治信仰了。”可是《苏德协定》签订后，他又彷徨了。当英国国防部解雇部内共产党员时，人权协会通过了抗议政府这一行动的决议，他却又因而声明辞去该会会长的职务。1939年他出了本小册子《我的信仰》，开头第一句就是：“我的信仰就是什么也不信。”其实，他所有的作品都在阐明着一个信仰，就是人际友谊。
福斯特不是位多产作家。包括他在遗嘱中指定死后才发表的《莫瑞思》，他一共只写了六部长篇小说——而培·戈·乌德豪思写了将近一百部。福斯特一直同伍尔芙、劳伦斯等被列为本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
从我这个中国读者看来，他的小说继承了菲尔丁、狄更斯奠定下的英国现实主义的传统，然而在技巧（组织情节，刻划人物，对话隽永俏皮，以至文字富于弦外之音）上，他超过了前人，确实是位大师。在爱德华朝代（二十年代）英国文艺界遗老中，他在思想上也是最接近青年人的。
我曾把论福斯特小说的论文在交给导师之后，也一篇篇地寄给他本人，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霍华德别业》（Howards End）。这本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企图在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劳动人民之间寻求和谐——或妥协，也是他的小说中间直接触及社会改革这个艰难主题的。我认为福斯特心目中在反对两个敌人，一个是人性上的虚伪，另一个是社会上贫富的悬殊。他对前者熟悉，因而写得真切，而对后者则陌生隔膜。小说的结局给我以虎头蛇尾的印象。
他在读完我那小论文之后，来信说：
自从写了《霍华德别业》这本书之后，我对社会改革的希望就荡然无存了。我发现自己如今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只是我觉得忍受比破坏更容易。我依然抓住人类友情这一主题不放，而这个主题也一直不肯离开我。我看到人们的趣味在逐渐降低，我不喜欢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又觉得我所能适应那个世界有一天仍将回来，只是我将认不得它了，而且那绝不会是个安格罗·撒克逊的世界。（1943年2月）
在承认我指出的一个情节“不真实”之后，他又写道：
有时候我拥护艺术，有时我又反对它。现在我拥护它，并且觉得关在象牙之塔中的不是艺术家，而是这个世界。我认为那座塔是用最廉价而丑陋的材料筑成的。芝术家朝它走去，而它丢给艺术家的，有时是个铜板，有时是块砖头。无论它扔来什么，艺术家最好都以讥讽态度来接受。我已经回到十九世纪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去了。（1941年9月19日）
后来，我大概在另一篇论文中还指摘他不了解下层人民，没尝过贫穷的滋味。他在信中又说：
我仍在思考你提出的贫穷与犯罪问题。我为什么一听这话就羞惭？并不如你所说的我为之而震惊，也不是由于我认为自己也应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体验一下，而是出于我想象不出贫穷是怎幺回事，它暴露了我心灵活动中的一大缺陷。一下子好像看见了，接着又变成空洞的言词而已：赤着脚，没东西下肚……尤其想到欧洲人的贫穷又与东方不尽相同。（1943年7月3日）
他让我读了当时锁在保险柜里等待百年之后才问世的写同性恋的小说《莫瑞思》，也常谈起他喜欢和不喜欢什么书。例如，他十分崇拜法国心理小说家普鲁斯特，曾在信中承认：
我对他下过功夫，正像旁人对巴尔扎克下功夫。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对他有所偏爱。但我确实为他那个梦所吸引。可惜他对人性的看法单调而阴暗。倘若他能像简·奥斯丁那样放开一些，更不用说托尔斯泰了，他一定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小说家。（1943年1月）
然而他又告诉我，他的床畔读物是巴尔扎克。
一个中国文学青年同一个对东方抱有好感的英国作家由于在讲台上邂逅，从而结下友谊。青年刚好在研究这位作家的小说。于是书信往来频繁。作家加深了那青年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青年也增进了作家对中国的认识。这样一段美好的友谊，怎么会以悲剧结束的呢？
1949年9月离港来京之前，我曾主动通知国境以外的一切朋友，要求他们今后不要再写信给我，连贺年片也不要寄。因此，我和福斯特的通信也在那年初秋中断了。然而1954年英国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时，福斯特还是委托访华团中的一个成员、他的一位至友、诺丁汉大学哲学教授贾克·斯普劳特为我带来一本他的新著，并附了一封信——一封来自另一世界的信。我被破例邀请参加了为访问团举行的招待会，斯普劳特抓了个机会小声告诉我，一到布拉格他就向中国大使馆提出要见我。他又利用同我举杯相祝时对我说：“摩根有一本新著和一封信给你。我们单独见面时，我交给你吧！”
不论从东方还是从西方礼节来讲，我都应招待一下斯普劳特。1943年我曾应邀去他在诺丁汉大学的住所过了一个周末。他是个单身汉，唯一的伴侣是一只老鹰。我记得吃饭时，为了表示尊敬，他让老鹰栖在我一边，他坐在另一首。我一边吃，一边战战兢兢地嘀咕，生怕老鹰什么时候一兴奋，扑过来。除了这，那周末过的还是挺愉快。
可在1954年，我在完全清醒自己的政治处境的情况下，敢来招待他一下吗？（文革期间我看到不少人就由于这么重视礼节而倒了楣，让他们交代私下里都同洋人谈过什么鬼话，有过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有的甚至因而送了命。）
我这人向来不敢冒险，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风险。我犹豫了几天，不敢向领导开口。接着，访问团去外地参观了，然后由广州出境，飞回英国了。
福斯特多次表示过自己的人生哲学：友情应放在国家之上。他没在专制下生活过。他不能理解我当时的处境。可以想见：斯普劳特回国后，必然讲了我这人多么无情无义，并把书和信原封不动地退给了福斯特。那对他可能不止是个打击，更可能是让他对人性丧失了信心！
1982年《福斯特书信集》（两卷本）在英美同时出版了，书里没收我一封信，我就有所察觉。及至1984年我重访英伦，并且承母校王家学院盛情，邀我回校小住时，学院档案负责人迈克·豪尔告诉我，在福斯特的遗物中，连一封我写给他的信也未发现。
是呀，他在倾听了斯普劳特的话后，必是怀着满腔悲愤把信都撕毁了。我仿佛听见他在九泉之下嚷着：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那个来自礼仪之邦的中国人。
福斯特给我的八十来封信，我却珍藏了多年，它们和我形影不离。1946年我把它们从英国带回上海，1948年又带着它们去了香港。1949年它们自然也跟着我来到北京。
六十年代初我从农场回城，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又可以阅览外国书报了。在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读到英国正掀起福斯特热。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反修就白热化了。我开始嘀咕起那批信的命运。我怕它们会像胡风那批人的私信那样被抄走，变成我的什么罪名。我就一再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的领导提议：我有这样一批信，如果拿到英国去，那里会视为珍宝。我不敢提赠送。我问可不可以拿它们去向英国图书馆交换些新书？
那是一位树叶子掉了都怕砸破脑袋的领导。对于一个右派分子的这种建议，他非但理也没理，而且还通知资料室，今后禁止借外国书刊给尚未摘帽的我看。
几年后，浩劫席卷了一切，这批信当然未能幸免，这是悲惨结局的另一个方面。
那么我又怎么能在此文中引用了福斯特致我的信中一些原话呢？
1943年我不可能预见到六十年代的文章。我从未料到有一天会失掉他给我的亲笔信。我只是为了他便于查阅，利用寒假空闲，以《友情公报》（Friendship Gazette）名义，把他从1941年至1943年致我的信逐封打下来交给了他：共四十封，每封后我还加了些注。幸亏福斯特忘记把这些也一道撕毁了。1984年我总算拿到了一份复制件。
我是1944年夏天离开剑桥去当随军记者的。而我们的通信一直延续到1949年初秋。所以此外，至少还有四十来封已没有踪迹了，其间有大半年我还在研究他的小说，因而也仍在信中讨论着文学方面的问题。1942年我是经福斯特和阿瑟·魏礼推荐进的剑桥王家学院。我甚至猜想1948—1949年剑桥写信甚至派人来香港执意邀请我回剑桥教书，也是出自福斯特的建议。
一场浩劫之后，发现许多人的生命都被剥夺了，而自己摸摸脑袋居然还在，就很自然地用“身外之物”四个字把一切损失一古脑儿交代了。当然，也只能如此。然而人就是不懂得知足。如今，太平日子来了，想写点回忆录，搞点研究，可旧时的书籍、笔记、日记、卡片，早就统统化为灰烬。这时，心里又计较起来。我不否认自己常想：倘若福斯特那些书简完整地保存下来该有多么好，我至少在中国也许成为研究他的权威哩。
顺便说一下：从年代看，李辉译的这本《风景环绕的房间》原著出版于八十年前，可以说是老掉牙的小说。作品的情节颇为简单。一个叫露西的少女本来已经同一位典型的绅士订了婚，可是在意大利旅行时又爱上了另一个不那么绅士气的青年。这段姻缘是由于男的把有风景的房间让出去而开始的。四十年代我读此书时，曾感到了它有些像我们二十年代的某些具有反抗性价值观的作品。像亨利·杰姆士的长篇一样，福斯特的小说结构精致谨严，描写（尤其人物内心世界）细腻入微。福斯特过时了没有？他在遗嘱里明白说过，不让改编他的作品。然而近二三年，他的小说（包括这一部）接连被改编成舞台剧或拍成电影，还获了奖。这说明福斯特的小说语言有一种韵味，他笔下的独特意境以及深刻的象征意义都是时间所损蚀不了的。
1943年底，正当我动手写硕士论文时，重庆派来了个友好访英团。团中有政客如王士杰和王云五，也有学者如温源宁，及报人胡霖——《大公报》的老板。没料到这个团体的到来把我推上一个十字路口：我面临当个学者还是重操旧业去当记者的选择。
事情发生在胡霖和温源宁来剑桥访问的那个周末。老板一点没绕弯子，坐下来就拍了一下我的手背说：“我不是来这个大学城看风景名胜的。我就是要把你从这古老的学院里拉出来，让你脱下那身黑袍，摘下方帽，到欧洲战场上去显一显记者的身手。”
像1939年那次一样，他又眯着那对高度近视的眼睛凝视着我，一面摊开他那双厚实的小手说：“现在墨索里尼完蛋了，纳粹给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得落花流水。我看西线不会沉寂多久了。盟军非反攻不可，把德国纳粹夹在中间打。”他眼睛里充满了希望的光辉。“从个人来说，你的机会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机会轮到你了。问题是：你还迷信什么学位，当个无声无臭的学者呢，还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大干它一场。”
接着，他又具体地谈了自己的一些设想：
“前两三年，你只是咱们报的兼任驻英特派员。因为你还得教书，随后又读起书来。现在我要求你拿出全副精力，成为咱们报正式的特派员兼伦敦办事处主任。”
这对我确实是个挑战。他容我一段时间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