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乔治·瑞兰兹是有名的才子，英国象牙之塔的宠儿。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还长于演剧。我看过他演的希腊悲剧和他导演的《渥勒普尼》。凯恩思贵族逝世后，他接任剑挢艺术剧院的院长。当时我研究的是英国心理派小说。他先鼓励我广泛地阅读，然后逐渐引导我进入劳伦斯、伍尔芙和福斯特的研究。在他的启发诱导下，我先后写了十几篇小论文。每逢我在文中从东方人角度提出出格儿的看法时，都分外引起他的兴味。特别在钻研西方尊为艺术顶峰的乔伊斯时，我写了一篇小论文，说《芬尼根觉醒》只能是文学史上一个偶然现象，正如十八世纪劳伦斯·斯泰恩的《特里斯川·项迪传》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那十八卷每卷前的序章一样，是一番绝技表演（tours de force），不可能成为小说创作的正途和主流。在中国，尤其行不通。
瑞兰兹本人对乔伊斯是推崇备至的。我交去的那篇论文，实际上是说乔伊斯走的是一条死胡同。我先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谈起，也谈到了作者与读者感情的交流，否则文学就成为变相的文学游戏。我这个东方人的论点必然使他大为震惊，同时，可也引起他的兴趣。我们接连两个下午讨论了这个问题。显然，这里存在两种角度，两个截然不同的出发点。然而谈话间，他不是在维护他自己的看法，而是更着重于倾听，以便理解我的观点。
1984年他邀洁若和我去他书房吃茶的那天，曾指着那张长沙发对洁若说，那就是当年他“教”过我的地方。是呀，我们各坐在沙发的一端，他使劲吧哒着烟斗，不断转着那对蓝眼珠，耐心、专注而且同情地倾听着我这个东方青年的观点。
在剑桥，我学会了冷静地听持相反观点的人谈话。
学生偶尔的恶作剧，只不过给剑桥生活平添了一些风趣，最使我怀念的，还是大学里丰富无比的课外活动。那是大学教育不可分割的部分。
首先自然是学生联合会，那既具俱乐部性质（有便餐厅，也常举行舞会），同时也是英国议会政治的摇篮。每星期六晚上都举行辩论会。会场基本上仿照英国下议院的格局：坐在台上的主席相当于议长，座位呈马蹄形，坐着正反双方的主辩、助辩和拥护者。主辩人之外，还常从伦敦邀请闻人来支援。记得1939年一次辩论的题目是：《英国应援助中国抗日》。正方请《新政治家与民族》主编、援华会理事金斯莱·马丁来支援，那次的主辩是马来亚华侨林骅。反面的阵容中还包括一个日本学生。辩论言词激烈，但秩序井然。坐在旁听席上的我，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林骅在反驳那个日本学生时，还口口声声称他作“尊敬的对方”，刺耳极了。我心想：这完全是虚伪的绅士客套。可是听过几次辩论之后，我体会到这是体现着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尊重对方。同时，这种礼仪也可以避免像民国初年北京国会里飞墨盒、舞手杖的场面。文明不文明，就看是以理还是以力服人。五十年代在北京参加政治学习，我很不习惯的是一方动不动就用帽子、用追问动机来压制对方。三十几年后，证明以力服人，只能“服于”一时。
剑桥的各种学会太多了，我只能选对我最实惠的参加。由于参加了“电影学会”我得以最少的代价（一个先令），每周看到些好片子，从而对电影艺术的发展获得系统性的知识。我看了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一些名片，如《生活之路》和《丧》，也看过从未公演过的艺术片，如苏联名导演艾森斯坦所拍的一部反映墨西哥农村生活的片子。那是三十年代美国左翼作家募款请他拍的，言明长度为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不料艾森斯坦这位艺术家迷上了墨西哥天空那草莽鱼鳞般的云彩和高可数丈的仙人掌。自然背景拍了两个小时，故事竟还没开始。只好请他草草结束。后来一个平庸的导演来个狗尾续貂。故事是交代了，但同前半相比，摄影呆板粗陋，表演手法拙劣，简直令人看不下去。宣传与艺术有时会出现矛盾。
我还参加了个“读剧会”。
那时我去英国友人家度周末，晚饭后往往有个节目：朗读。这真是一种十分高雅的节目，也是一种小规模的戏剧表演。我听过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和盖斯凯尔夫人小说的朗读。读得绘声绘色，大大增强了我对原作的理解。
我本以为“读剧会”也是由行家来朗读，自己只消坐在那里欣赏；岂料参加进去后，每次读剧都事先由学会秘书长分配角色，不能光带着耳朵去听。我向来不擅长模拟表演，如今还要摹仿一两百年前的英国人——即便是个仆役的角色，也是难以胜任的。每次轮到我时，总有些结结巴巴，十分狼狈。然而通过参加那个学会，我认识到文字流畅上口的重要性。有时写完一篇东西，常自己先朗读上一遍，看看中间有没有疙瘩，或者语感上有没有问题。
这些学会都是自发组成的，多在晚间在宿舍里举行。
茶会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战时，由于食物配给的严峻，请饭不易办，茶会变得更为流行。在剑桥的两年，我每周都要赴几次茶会，有学院内部师生或同学间互请的，也有本学院以外的，例如三一学院的著名哲学家罗素以及正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都常邀我去吃茶。
那时，茶叶和糖都属配给项目，赴茶会时，照例要自带茶叶和糖各一包，一进门就交给东道主。这里既表现了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英国人继续开展正常社交活动的韧劲，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体贴。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邀请。茶会主人是曾经在剑桥读过书的青年。那时他已应征入伍，并且成为一架轰炸机的驾驶员。他在剑桥租了一套房间。没有飞行任务时，他就脱下军装回到自己精神上的故乡，过学生生活。他喜写诗，是托·斯·艾略特的崇拜者。我曾把带去的一本赵萝蕤译的《荒原》送给了他。在我们的多次交谈中，我感到他只是不愿当个“逃兵”，才服兵役的。他对战争有不少保留。他认为两次大战都是欧洲人的自杀行为。他说，人类的希望在东方。“希望你们创出一种把物质力量和精神价值结合起来的文明。”他几次奉命去炸意大利。他常向我诉说自己内心的矛盾。每次炸弹丢下去，他都有犯罪的感觉。有一次我去赴他的茶会，可门上了锁。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露面。他就那样被战争吞噬了。
剑桥每学年分作三个学期，每个学期都有盛大的节日。第一个学期（圣米迦勒）有圣诞节，第二学期（四旬斋）有一年一度同牛津的赛船，第三学期（复活节）有“五月周”。
圣诞节晚上，我被邀去参加晚会。我整个沉浸在歌声和酒气中了。午夜归来，记得我在日记中比较了东西方的饮酒心理。西方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划拳，喝酒的倒是输方。饮酒成了惩罚。平时饮酒，也往往以灌醉对方为快。西方人则不然。一到节日，必狂饮，真是不醉无归。在狂欢节上，我这个行孔子中庸之道的东方人，则尽一切力量要保持住自己的清醒。事实上，连这么克制，我还总是一路扶着墙走回宿舍的。
“五月节”也是少男少女的恋爱节，可我更喜欢剑河边上举行的牧歌音乐会（Madrigals）。演唱者是童声唱诗班。娃娃们照例穿上白色罩衫，系着红领带，唱的大都是十六世纪的英国牧歌。春暖花开，剑河上漂起成百支蜡烛，随着清脆嘹亮的歌声，顺流而下。这时，凝视着点点烛光，忘记了战争，忘记了一切烦恼，心魂整个浸沉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了。
剑桥当时有两家剧院，时常有第一流的伦敦戏班子作艺术水平很高的演出，票价比伦敦的低廉，而且可以预订。欧洲古典歌剧，英国的轻歌剧，芭蕾舞……我知道回国后就只有好莱坞电影可看了。所以很少去看电影，总是倾囊去预订戏票。每看一场戏，不啻是上了一堂精湛的艺术课。
在剑桥的两年期间，时常应邀去英国友人家度周末。假期也曾应马来亚华侨同学的邀请，为他们开过汉语学习班，从而和在爱丁堡学医的林苍祐结为好友。我们都参加了英国的青年旅行会（youth hostel）。这是一种比较艰苦但最经济的旅行方式。入会只消交一个先令的会费。该会在全英各名胜地均设有廉价宿舍。住进后，得帮帮厨，除了雨天，清早八点就锁上门，不得勾留。苍祐和我就各自背了个背包，踏遍了苏格兰中部特拉撒哈的丘陵地带。1985年1月洁若和我去苍祐（如今他是马来西亚槟州的首席部长了）家作客时，他还记起一次我们二人在一个小镇上等汽车时，发现对面一幢小楼上正有位女画家托着画板在为我们速写。大概从未有中国人到过那样偏僻的地方。
1943年夏天，我得了个怪病：整个头部昼夜不停地疼，多半是严重的神经衰弱。剑桥治不好，又去伦敦访医。那时磺胺药刚刚出现。有位大夫就拿我当了他的小白鼠，每天要我吞服二十多片，他答应我一个疗程就可以治好。有时服完药，浑身觉得发麻。但三个疗程之后，症候丝毫也没减轻。成天好像什么人对我念了紧箍咒，痛得连记忆力都衰退了。
这时，有位同学听说我这苦恼，就问我想不想学吹一种英国笛子，说音乐最能治神经性的症候了，他表示愿意教我。我本来就喜爱音乐，如今，有人主动要教，当然十分乐意，马上就去买了一支八孔笛和初学的乐谱。
同这位同学是在圣诞节晚会上认识的。他个子细高，举止文雅。听口音是来自英国北部的。第一天，他先为我吹了支十七世纪的牧歌。望着他那纤长的手指轻快地在笛孔间跳动，实在羡慕。
他学的是化学，功课比我忙多了。然而再忙，他也总能按时来轻敲我的房门。他耐心地听我拙笨的吹奏，然后委婉地指出手法或音节上的毛病。
他时常坐到深夜。在静寂中，我情不自禁地向他倾诉自己恋爱上的苦恼。那实际上是我这头疼症真正的病因。我问起他在感情生活上也有什么烦恼不。他低下了头。我进而问他：“可是女朋友吹了？”他摇摇头。又问他：“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他的回答使我一愣。
“我就是女的。”他说。
我可糊涂了——也不糊涂。我知道了坐在我面前的是个同性恋者。
来王家学院之前，就有人对我说过，那里是同性恋的温床。那次圣诞晚会上，看到酒过三巡，与会者相互搂搂抱抱那种亲昵神态，把我吓得赶紧离去。如今，一个同性恋者坐在我面前了。这当儿，他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像是在哀求什么。我是既怕，又好奇。一瞬间，我又好像成了心理分析家。我追问起他的感情史了。
我问他，是不是从小不大同女性接触，才成为这个样子？他连连摇头说，他上的小学和中学都是男女合校。他一直生活在异性中间。他反问我，难道中国就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我回想了一下。1926年我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的时候，确实遇到过一个奇怪的伙伴。然而那是我生平仅遇到的一个。三十年代在上海，倒听说过亚尔培路有男妓。但那都是为生活所迫，出来供洋人玩弄的。一般中国人都是男娶女嫁。我没接触过这样变态的。
他坚决表示不相信，甚至认为我不肯对他讲真话。那时，同性恋在英国还是犯法的。这本身就给他一种自卑感。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反应一定使他很失望。因此，从那晚谈心后，我对学笛子以及他对教笛子的劲头都淡了下来。有时我觉得他在躲我，仿佛认为我在轻蔑他。我虽然没那样，可在我心目中，他好像从一个正常人变为一个怪物。多年后，当我对这一生理现象有更多的了解之后，我对那位同学产生了负疚之感。他把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隐秘吐露给我，但我非但未同情他，反而对他疏远了。
其实，我在十四五岁时，对男性的同学也有过一阵子莫名其妙的炽热感情。记得星期天我曾傻傻地在校门口伫候一个同学返校——他回自己家度周末了。那种依恋之情和日后同异性恋爱颇有相似之处。记得班上另外一些同学也有过这种情况。然而那仅仅是感情上的贴近，最多“挨一下脸”。最重要的是，很快我们就各自被异性吸引开了。
我早期还在一篇题为《丑事》的短篇中写过这一现象，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后，从未收过集子。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我对这种“超友谊”的否定态度。及至了解到西方的同性恋之后，我才知道小时那种痴情算不上什么。也许只是在孤寂的童年中寻找一种感情出路。西方的同性恋在古希腊找到了诗意的根据。为中国人奠下人生哲学基础的孔子，讲的是三纲五常。我学变态心理学时就常想，中国没有职业的心理分析家。倘若有，他非喝西北风不可。
说来难以相信，最后治好我那头疼病的是一条牧羊犬和威尔士西北部长满蓝色石南花的丘陵。
这要感谢威廉·蔼理斯一家。在我病得什么研究工作也继续不下去的时候，苏珊（就是1984年以来一直苦口婆心催促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朋友）把我带到她老家波特美朗半岛上去。将我托付给她父母之后，她就回伦敦去了，战争期间，她在政府部门从事机要工作。
这是个令人神往的自然风景区。苏珊的父亲克劳夫自1925年起，便倾自己的全部积蓄，在这里经年累月修建起一片仙境。这位杰出的建筑师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里的一切，说得上是英国建筑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