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吴元礼接到从伦敦转来的一件包裹，是旧金山的一位朋友寄来的，里面全是家乡风味的吃食。他慷慨地提议我们一道吃顿中国饭。身在异邦，没有比这更诱人的了。我贡献不出什么，就说：“你们大旅馆那里不好做菜，我房间里有煤气灶，就来我那边做吧。”他们巴不得一声儿，就带着沙河粉、冬笋和一听曹白鱼来了。我去向房东太太借来一口煎锅、一把炒菜勺。她还主动为我送来三份餐具。
三个人一致认为应该先把曹白鱼煎了，我自告奋勇来掌勺。罐头里油汪汪的，我挽起袖子，先把油倒进锅里。嗞啦一声，几段曹白鱼下锅了。那气味立刻把我们三人都馋得乐滋滋的。我想起东山，想起荔枝角，也想起王致和的臭豆腐。我们议论说，菜肴也有上中下乘之分，惟独这种特殊家乡味道才是上上乘，它不仅能满足食欲，还具有一种超味觉的魅力，可以直钻进心坎去。
三人正这么陶醉着，忽然房门砰砰砰响了，越敲越急。打开门一看，琼斯太太气急败坏地站在那里，脸上再也没有那温厚的笑容了。她颤巍巍地指了指我说：“啊，中国人！你害苦了我！听见吗？楼里所有的房客都在抗议哪。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臭的气味吗？简直是折磨人！你不搬，他们可就全搬了。那我这苦老婆子还靠什么糊口！”
真是万万也想不到！但我无论如何不能害琼斯太太，不能让她受连累。我答应她马上迁移。
于是，我们带着沮丧的心情把煎好的家乡味赶快打发到肚子里去。然后，我一边向琼斯太太道歉一边同她结账。当晚，我就搬到另一家公离去了。
我们七月底返回伦敦，八月间就开始了不列颠之战——通常所说的伦敦大轰炸——足足拖了九个月之久。
整个二次大战期间，伦敦先后遭受过两次大轰炸：一次是有人驾驶的飞机投下的炸弹，一次是无人驾驶的——当时也叫飞弹或导弹。我有幸一次也没错过。
1939年东方学院随同伦敦大学其他学院迁往剑桥，那正是“虚假的战争”期间。翌年我们迁回伦敦，刚好赶上希特勒那场旨在消灭英伦三岛的闪电战。1941年纳粹去闯莫斯科大门，西线战事只在北非和地中海转悠，伦敦却消停下来时，我去了剑桥。1944年夏，我告别剑桥到伦敦市中心的舰队街为《大公报》开办事处时，希特勒正朝英国抡起他那两大秘密装器：火箭和导弹。
由于英国的喷气式战斗机群和汽球在空中组成天罗地网，白天敌机不敢进袭，1940年的闪电战主要发生在晚上。天亮后，白领阶级照常去写字间，蓝领阶级照例上工厂下码头，主妇们则挎上篮子去买菜。一到黄昏，上千架卐字号轰炸机就隆隆地临到伦敦以及一些工业城市上空。倘若伦敦没有地下铁道，平民的伤亡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
并没有街道委员会带领，而且既不强迫，也不分组。太阳一落，居民们就各自携带简单衣被，秩序井然地钻进离得最近的“铁管子”——伦敦人这么称呼他们的地铁。站台很长，没有人为三姑六婆用席子占地方，所以总能找到一块栖身之所。伦敦的地铁尽管很深，可每逢附近中了弹，睡在站台上照样受到震动。次晨就看到多少人家又成为废墟。
大轰炸那几个月，我为重庆《大公报》写得最是勤快，很少有一周不寄通讯的，而且有的通讯长得要连载几天才能登完。
那阵子每晨从地铁钻出，把衣物放回住所后，我就踏看着碎玻璃碴，断裂的管子，去采访挨炸后的伦敦了。救火车将胶皮管对准火海中的巨厦喷射着，义务防空队队员小心翼翼地挖着尸体——或者压在瓦砾下一息尚存的罹难者。圣翟尔教堂后边弥尔顿的墓碣和石像炸倒了，连圣保罗教堂周围也拦了起来，成为“危险地带”——附近大概有未爆炸的定时炸弹。保险公司也不能自保了，它的写字间屋顶被揭开，墙上还残留着“火险”、“寿险”的牌子。
重庆没有地铁，等于光着身子挨打。可重庆地下当时大概也不会有伦敦这么复杂的管道网。尤其一旦煤气管道炸裂，就臭气熏天，随时都可能爆炸起火，方圆几英里都得禁止通行。
白天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还没来得及拉警报，敌人已飞临上空了。于是，就得立即找掩蔽的地方。当时我同一个泰米尔青年拉贾拉南住一层楼。每逢遇到这种场合，我们就一道钻到公寓的一张大饭桌底下。那是座专门接待东方人的公寓，同住的有一位学提琴的斯里兰卡姑娘，以及几个中国人，有银行职员，也有学物理的。只有拉贾拉南和我是搞文学创作的——其实，他当时在学法律，但也写写小说。后来，同我一样也干起记者这个行当来。六十年代末，他当上了新加坡的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83年我重访新加坡时，与他旧友重逢。
就个人而言，修养差的，遇事慌张，而修养好的，则依然能保持镇定。民族也是这样。在通讯里，我着重描写伦敦人在大轰炸中的良好秩序，以及他们在危难中的幽默感。说来难以置信，“戴防毒面罩的士女赛美”之类颇为荒唐的趣闻，经常见诸报端。我在寰球戏院见到过令我肃然起敬的一景。那晚演的是《雷岩》。演到第二幕，隐隐听到外面在拉警报。帏幕临时落下，剧场经理从幕缝中走出，向观众深打一躬，说：“请原谅我打搅各位，外正正拉警报，照官方规定，观众有愿去防空壕的，司以退席。”观众只报以一阵掌声来表示谢意，却连一个退席的也没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绘画馆内所举行的午餐音乐会。票价低廉，只需一个先令，而节目极精彩，因为都是第一流的钢琴家（如麦丽亚·海斯）或提琴手。所谓“午餐”，只不过是临时设台出售的三明治。因为是绘画馆，所以没有座位。大家都手捏着三明治，边吃边听古典音乐。德国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所以节目不是巴赫就是贝多芬。这也表现出英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熟多了：不因希特勒而迁怒于德国音乐家。我每次去，总一边欣赏演奏，一边觉得英国人这是向狂轰滥炸的纳粹示威。时常里边演奏，外边正拉着警报。
我虽说命硬，却也不是从未遇过险情。那阵子我不是去地铁，就是到住在钢骨水泥巨厦的友人顾宪成家里过夜。也正是那时，我迷上了桥牌。有一次天明我回到自己家里，发现窗户被炸裂，床也东倒西歪，上面是一层炸弹碎片。
抵英后不久，我就通过诗人罗伯特·特里威林结识了德籍犹太诗人兼医生布鲁特大夫。他们住在市中心。有一次我到他家去度周末。星期天晚上他们夫妇出去赴邻居家的宴会了，我独自为他们看家。晚上九点左右拉了警报，正在楼上倚床看书的我，只穿着一身睡衣就跑到底层楼梯底下躲避。没多久，轰隆一声巨响，那幢二层小楼中了弹——幸亏是一颗烧夷弹。登时楼顶起了火。布鲁特夫妇马上赶了回来。这时，义务消防队来救火了。布鲁特太太一进家门，就冒着硝烟冲上楼去抢救箱笼细软。一向对哲学和音乐比对医学更有兴趣的布鲁特大夫，则背对着火场，摊开双手大声慨叹说：
“欧洲完啦。未来属于亚洲，属于你们中国！”
这时，一位义务消防队员把仅穿着睡衣的我扶到附近救护站去，给了我一杯滚烫滚烫的可可。
四、负笈剑桥
1942年夏，我辞去东方学院教职，进了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披上黑袍，戴上方帽，成为那里的一名研究生了。
在剑桥二十几个学院中，这是很不容易进的一家。它不但接纳了我，并且安排我住进它那建于十五世纪的古老校舍。在“D”（楼梯编号）字二号我的书房门楣上，事先就漆好了我的名字。书房、卧室宽敞舒适，家具一应俱全。壁炉两旁是书架，沿着三面墙是可以坐上十来位客人的沙发和软椅。最使我兴奋的是书房的位置：东窗正对着王家学院教堂——英国著名的古建筑之一。早晨，草坪上是它那被晨曦拖长了的影子。黄昏，在管风琴伴奏下，唱诗班那清脆嘹亮的童声歌唱传到我的耳际。二十几名十来岁的娃娃，身穿白色罩衫，系着红领带，每天列队从我窗下走过。站在北窗口可以眺望到剑河、草坪以及蠕动着的马群。
对我来说，剑桥当然毫不生疏。它曾经是我1939年抵英后第一个落脚地。那时，尽管身份是从伦敦疏散来的客人，仍享受到不少大学的便利。很快就拿到大学图书馆的借阅证，并且被准许选了几门课旁听。然而客人毕竟是客人。那时我对英国这家高等学府的了解是隔了一层的。
剑桥和牛津两家大学的组织形式，有点像我国旧式的大家庭。它有个总的机构，叫大学评议会；但实权——特别是财权，却分别掌握在各学院手中；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学院的底子厚薄不一。正校长只挂名而不驻校，副校长则由各学院院长轮流担任。评议会是大学的枢纽。是个立法机构，同时，掌握着学生的履历和成绩。所有正式生入学后都要到评议会来登记注册。毕业时，在这里领取学位。
去大学评议会登记注册是一次十分隆重的典礼。那天。我披上黑袍戴上方帽，随着旁的新生走进一间大厅。桌上放着一个羊皮封面的厚册。弥尔顿、拜伦、达尔文……所有历代剑桥学生入学时都曾在这个册子上签过名，还要写上家庭简况。我们挨个儿虔诚肃穆地在册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边写边感到传统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同那些显赫人物列入同一名册，当然是无限光荣的，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黑袍原来大有讲究。我那件研究生服好像比本科生多一根飘带，教授的还镶了一道红边。两年间，除了睡觉或入厕，那黑袍就像蜗牛身上那个壳壳一样，总罩在我身上。这是中国古僧侣制度的遗留，也是有别于市井的大学成员的一种标志，像军人的风纪一样，看得十分认真。入晚，斋务长还派出一些稽查员（学生称他们作“斗犬”）去大街小巷巡逻。倘若发现了某人未穿黑袍，就像交通警察那样掏出小本，记一下姓名和所属学院，要记过的。
学院中央的大草坪也有讲究。未获学士学位的，不得走草坪。研究生可以斜擦着边走。只有教授才可以大阔步地从草坪中间穿过。
晚十点学院就上大门，来访的女客必须在那之前送出。在饭厅，每餐开吃前先得起立，诵拉丁祷文。然后才唿啦一声坐下用餐。教授们坐在高台上，称作“高桌”。饭菜同我们毫无二致，只是席间他们可以喝到葡萄酒。在战时，那可不是微不足道的特权。王家学院的酒窖是常为人妒羡的。
1984年重访英伦时，我当年的导师瑞兰兹博士曾邀洁若和我去学院小住。这才知道战后剑桥有了不小的变化。如今男女合校了，姑娘们索性住进了学院。不少繁文缛节都减免了。黑袍方帽也改为只在举行隆重典礼时才披戴。
美国大学有捉弄新生的坏风气。刚进剑桥，我本也有些担心。可他们并不欺生，甚至把我当作自己人。记得第一次用餐时，邻座的一位陌生同学就小声教我晚间外出迟归，遇到学院关上大门后，怎样爬进来的窍门。他说了近三十种爬法。可我告诉他，我从小就不会上房，也无意在这里惹是生非。学院的有些规则，还是上一世纪订的，从中可以窥见当年纨绔子弟的放荡，例如有一条是：“不得在学院内点放烟火或带进卖唱女。”
然而恶作剧的传统依然遗留着，这也是由来已久了。据说当《墓园挽歌》的作者、诗人托马斯·格雷（1716—1771）住校时，总担心宿舍失火，自己被困，就在窗框上拴了根粗绳，准备一有火警，立即顺绳爬下。一晚，同学们在他窗下放了只大木桶，盛满了水，然后鸣钟告警。只见格雷在众目睽睽之下，照自己预想的爬出窗口，顺绳溜下。扑通一声，整个身子落入桶中，围观的同学大为开心。
这种恶作剧往往既表现了机智、幽默感，又显示出胆量。我到剑桥之后不久，一天早晨看见王家学院右首大学评议会的旗杆上悬了一辆自行车和一件粉色女内衣。驻足看热闹者都赞叹干这勾当的本事高强，大学当局可头疼了。直到下午才有能手爬上去取下半空中的展览物。学院里有位住一楼的同学以熟睡闻名。一天，调皮鬼夜晚把草坪上牧放的一匹马拉到他卧房。次晨醒来，他才发现大马正在房里不安定地转悠，地板上则满是湿臭的排泄物。
在剑桥读书，上课听讲是次要的，每个学生都有位导师——有指定的，也有自投门下的。每位导师只带两三个学生。每个星期一两次在预定的时间——一般是下午四点用茶的时候，师生随意坐在长沙发上。不是先生讲学生听，而是老师启发、指引（比如该看哪些书），学生则宣读当周自己写的小论文。鼓励学生提问、阐述自己的观点以至同导师争论不休。这是一种几近奢侈的教学法，然而也是最能开拓思路，激发创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