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是六月间在诺曼底登陆的。西线反攻后，从腹背夹击，纳粹败局已定。当时西方知识界最热门的话题是：战后怎么办。各种报刊都累牍连篇地讨论这个问题。有关这一热门话题的书，充斥坊间。笔会不甘寂寞，借题发挥，开了这么一次研讨会。主要谈的当然是战后的言论自由问题。实际涉及的势必更为广泛。
那阵子，垂死挣扎的希特勒正在祭起他的武器库中的两件秘密法宝：导弹和火箭。伦敦日夜处于飞弹的威胁之下。五天的会议曾几次为警报所打断，但刚一解除，就照常进行下去。
福斯特在开幕词中先风趣地声明，伦敦笔会中心与官方的英国文化委员会毫无瓜葛。“他们的工作，我们赞许；他们的进项，我们妒嫉。（这里是指他们是受英国外交部津贴的。——笔者）我们虽穷，但我们自由。在考虑未来的精神及物质价值时，我们的视角不必跟白厅（政府）从同一窗口看问题。”接着他又说，笔会的成员只是作家艺术家。“座中也许有些经济理论家。但这里肯定没有工业大亨，没有银行总裁、政府或工会首脑，除非他们化装混进我们当中。”他慨叹道：“战后世界的重建，握在他们手中。在未来五天内，我们所谈的对那些掌握实权的人不会有什么作用……那么，为什么要开这个研讨会呢？一是理理我们自己对战后世界的思路。其次是，即使不能把冰切碎，至少希望能融化一些。”
谈到言论出版自由，他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件小事来说明：政府凭着行政命令控制文化是多么荒谬。“伦敦市立图书馆当时很想把德国的书搜集齐全。打仗时，禁止进口德国图书。可是战后申请，仍遭政府拒绝。经各方施加压力，十五个月后才批准。然而书运到后，除了特别得到许可的政府人员，普通读者仍不得借阅。禁书中包括一八六〇年出版的《奥地利史》……保密是我们当前的大敌。我还不至于糊涂到主张完全取消保密，因为它已深入到现代文明的一切角落；但我们可以尽量减少，也就是把冰略微融一下。”
大会要我一定作一发言。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中国已是伟大盟邦，是战后世界四大支柱之一了。中国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支撑着半壁天下。欧鲁德说，中国务必要发言。但是我对弥尔顿毫无研究，对战后世界也正感到茫然。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所作所为，我看到极权的不仁不义，行不通；然而从所读到的有关三十年代中期苏联肃反情况，担心左右都有通向极权的可能。对罗斯福所提倡的“四大免于”——尤其是“免于恐惧”，我倒颇为倾心。但是从所听到和读到的有关戴笠那伙人的行径，对于战后的中国人能不能免于恐惧，又毫无把握。
我那篇发言《一个梦想者的呼吁》（见该次大会发言《言论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A Symposium）欧鲁德（Hermon Ould）编，伦敦贺金森出版社（Hutchinson）出版。很短，是那次最短的，同时也明显带有敷衍的痕迹。我把人分作思想家、梦想家和实干家，并以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别业》中的几个人物为例。“三者之间，梦想者最富诗意，但也是最无所作为，有时甚至有些可怜巴巴的。梦想者时而不甘于他那种处境，也想当个思想家甚至实干家，但到头来大多放弃他的梦想，也取不到实干家的效果。”这里，梦想者指的就是作家。
演讲部分，我谈到文化与国防问题，慨叹世界许多名胜古迹均毁于这次大战的炮火中。说明精神文明倘若没有物质文明的保护，是难以存在的。“没有人怀疑精神价值要远比物质价值存在得更久远，然而它也更为脆弱。”我又用核桃作比方：桃仁好吃，但它得有硬壳的保护。
当时，英国不少思想家如罗素都认为大战的根源是西方对物质文明的醉心。我那时为《大公报》向一些英国人士约过稿，寄到重庆后译成中文发表在渝版《大公报》上。其中罗素和威勒克所写的两篇都主张战后中国要把振兴重点放在精神文明方面。我虽然把他们的文章寄了出去，但对他们的论点却一直有所保留。
在这次笔会上，我公开了自己这一观点：但愿人类有一天不需要那硬壳（国防）来保护，可以全力以赴地从事精神文明的创造。然而在这一梦想成为事实之前，硬壳还是非有不可。否则一切艺术珍藏和文化设施都随时会受到威胁。
这就是后来我在《龙须与蓝图》中所阐述的论点的萌芽和开端。
五、还有四本
除了《苦难时代的蚀刻》之外，我在伦敦还出过四本书，并且都重印过。有位先生曾经就此而编造了一些美丽而离奇的故事。其实，经过并不那么曲折。起因就是那次伦敦笔会聚餐会上的演讲以及《蚀刻》的问世。自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尤其是珍珠港事变以来，英国读者想了解中国的愿望空前地强烈。天下的出版商都追求“热门货”。我那时是在英国的唯一的中国记者，何况又新近来自抗战中的中国。他们找上门来纷纷向我约稿，并不奇怪。幸而那年头，由于英国青年——甚至中年人都已应征入伍，伦敦大学的教学工作轻松得很。这样，就为我提供了充分的写作条件。想到国内在浴血抗敌，我身在国外，还不该在促进了解、争取朋友上尽些绵力。而且这样也有助于巩固我在大学中的地位。
《中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ey）是为对中国——尤其战时中国，毫无了解的读者们所编写的。全书共十五章，其中有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以及社会文化等基本常识的，有专谈战时中国的，如《滇缅公路》及《工业合作化》。此外，我还选译了几篇自己的特写，如《流民图》、《刘粹刚之死》以及《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自》。在出版者的要求下，由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写的序。全书选用了上百幅精美的黑白图片。有我国的古瓷青铜器，名胜古迹，以及城乡景物。政治方面则着眼于表现国共合作的统一局面。因此，书里以同样的整页篇幅登着蒋介石与周恩来，宋庆龄与宋美龄的照片。《共产党领导人正聚议国事》那幅，镰刀斧头旗与青天白日旗交叉挂在墙上。关于教育的那幅则既有西南联大露天上课的情景，又有陕北公学及窑洞里的鲁艺。
最后一章谈战后中国的前景时，我写的是：“一八四二年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中西方相互了解的最大障碍。这一障碍拆除后，中国与她的西方民主阵营的友人之间合作的前途将是灿烂的。中国在抵御外侮上得到了国际上的帮助。任何头脑清醒的中国人都不会设想战后中国将关起门来与世隔绝。那样的蠢举既不符合我们的政治哲学，又完全违背中国的民族性格。最后的中国将以其物质及文化潜力，协同各国一道为创造一个更幸福、更公正、更清醒的世界而努力。”
其实我当时对战后中国的前景，十分茫然。这里只不过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憧憬。
《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tings）是一本从多棱角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文选，长达五百余页。书前有阿瑟·魏礼写的一篇短序。开头说：“中国是出版过无数种文选的国家。大概再也没有旁的国家在那么漫长的年代里出版过那么多文选了。本文选应当有篇序言。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中国也是序言的故乡。一本中国书而没有一篇序言是难以想象的。古时候，有些书有过五六篇序言。”事实上，魏礼是主张读原作，一向反对文选的。所以他说：“在中国，正如在其他地方，文选也有不健康的一面。读者往往只通过所选中的几首，而且有时是选得不当的几首，来认识一位诗人。很少人肯于去读全集。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凡真有所心得的，必然都不曾让文选来代他们选择。”这段话既说明了魏礼对唐诗的研究，何以造诣那样高，又表现出他爽直的为人。世故人是绝不会把这样的观点写入为一本文选所写的序里的。不过，在一般地反对文选的编纂之后，他又替我辩护了一下，说：“中国早期的《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确实曾把许多佚作或不经见之作，保存了下来。”他认为我这本《千弦琴》的编选是做了件好事，并举书中的《孙中山伦敦遇难记》为例。序言最后说：“在中国，为人作序首先是友情的表示。此序虽不敢与中国古代那些优美的序文相比，但这也是发自友情的由衷之举。”
全书共分六卷。第一卷是《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分作诗歌、散文、随笔、传记及书简等项。诗歌从湖畔诗人柯勒律治做了一场梦后所写的《忽必烈汗》，选到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威廉·燕卜荪随校流亡时写的《南岳的秋天》。第二卷是《欧洲旅行家笔下的中国》，从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一直选到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特威尔民国初年访华时所写的《北京的声与色》。第三卷是《人物画廊》，从以东汉的焦仲卿为男主角的古诗《孔雀东南飞》，沈复的《浮生六记》，一直选到四十年代项美丽所写的《宋氏三姐妹》。第四卷是中西文化交流，从马可·波罗到魏礼。第五卷是有关中国文化及艺术的。文学方面如魏礼谈中国诗歌形式，几位英国著名研究家关于中国瓷器、乐器、园艺等的专论。哲学方面选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第六卷是民间文学，内分格言、儿歌、笑话、幽默与讽刺，鬼的故事以及附了五线谱的几首民歌。
一九九〇年，我的一位剑桥同窗来信告诉我，英国珍本书出版社有意要我在原书的基础上重编一下。我人在北京，实无此可能，也无此精力。我已把版权赠给了那位同窗，请他应承下来，就地补充。
以上两书均是泛论中国的，而且主要是编的。另外两本才真正是我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