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我在洋学堂里死背《圣经》，夜晚回来，有时得跪在院里给各路神祇磕上几十个头。像姑姑那样靠神来发迹的人有的是。一个乞丐忽然倒在东直门外一座破庙里，数叨一阵，硬说菩萨在他身上显了圣。于是，四远传开了。失业的堂兄见了神就求，对这位乞丐当然要去巴结一下。于是，把我带上去烧香了。
小庙是盖在一个小土丘上的。本来冷清得很。这下子山墙上挂满了黄红布制成的匾，中间写着“诚则灵”一类的话，下款是信男信女的名字。我们好容易才从人缝里挤到佛案前，毕恭毕敬地往大香炉里插一炷香，叩完头才取得进殿拜见那位乞丐的资格。那家伙懒洋洋地斜躺在一个土炕上，估计他从来也没洗过澡，身上的颜色同土炕分不清了。
堂兄捅我一下，要我同他一道跪下来，把带来的饽饽匣子供到炕沿上。那乞丐真沉得住气！他连眼皮也不抬，只用他泥污的手掰了一块他吃剩下的苹果，赏给堂兄。堂兄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接了过来。然后他请乞丐向菩萨祈求，叫他早日找到一个职业。乞丐阴阳怪气地哼了一下，我们才站起来。回到家里，幸好他没让我分享那只沾着乞丐唾液的苹果。他没舍得。
在我同佛教打的交道中，比较有趣的是替堂兄上妙峰山还愿那趟。那是我第一次徒步长途旅行，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当时我大概还是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端午节前后的一个大早，我就跟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上了路。他也去那里还愿，堂兄把我托付给他。我们从北新桥一直走到西直门，在门脸搭上一辆敞篷骡车。他把我抱上了车，自己跨在车沿上。车里早已坐了一些乘客。那时西直门外的马路两边是用大块青石铺成的。一路骡车颠来颠去，不但屁股不断在车板上磕碰，有时候似乎心脏都会像枣核那样从肚子里颠了出来。
在青龙桥下了车后，就朝西北走。老人指指远山告诉我，妙峰山就在那后边。一路都是土道，还穿过不少坟地。老人累了就咕咚一声，朝坟头上一倒。他掏出烟荷包抽上一袋的工夫，我就可以观赏四周的景物了。经过黑龙潭、温泉，擦黑才到跟前的北安河。我们在一家店里打了尖，然后也像旁人那样买了一柄火把点着。抬头望去，沿山道弯弯曲曲是由火把连起来的一条长龙。山半腰有一段险路：窄窄的山道，下边黑洞洞的就是万仞悬崖。我说了声：“我怕！”旁边一个朝香人立刻申斥我说：“这孩子可别瞎说，只要虔诚，就不怕了。”
天快亮时，我们来到一个小山谷。进香人爬了一宿山，照例要在这里歇歇脚，把精神养过来，天明好去庙进香。几家客栈伙计在黑暗中招徕着客人：“热炕大被窝，没虱子没臭虫。”——其实，两样都有，还外加跳蚤。
老人把我带进一家客栈，炕角上已经躺了两个客人。我顺着炕沿爬上去，倚着一只腥臭腥臭的大枕头就睡着了。
妙峰山是由几座庙宇组成的，主庙并不大，但是烟火旺盛得老远就是白茫茫一片。每个庙似乎都代表一个行业。喜神庙挂了许多名伶送的匾。
回想那次朝香，我仿佛看到了宗教同艺术的关系。后来读到希腊史中有关奥林匹克那一段时，我马上联想到那次妙峰山之行。那可以说是华北民间艺术大会演。跑旱船的，踩高跷的，各剧种都有人挑着蒙了黄布的行头担子，代表黄河以北的各行各业去进香，一路上还举行着表演。那正是割完麦子的季节。农民把新的麦秸染成五颜六色，巧妙地用来编成草帽、灯笼和各种有趣的玩具。朝香人买来戴在头上，挂在身上，叫作“带福还家”。有些行业还许愿在山坳里搭粥棚，朝香的人可以坐在板凳上歇歇脚，热腾腾喝碗施舍的小米粥。我的鞋磨了个洞，还有许愿的鞋匠免资替我补好。
可是那次朝香我也看到宗教残酷的一面。来自远至山东、河南的信男信女，有的是替自己求福，有的是替生重病的家人许愿而来。为了取悦神祇，表达自己的虔诚，他们想尽办法来折磨自己。我看到有隔三两步就跪下磕个头的——从老远老远就这么磕！还有孝子把自己打扮成一只乌龟，在炎日下一路爬行。膝盖磨出了洞，血肉模糊，似乎连骨头都露出来了。最可怕还是跳山涧的。那也是许的心愿：从庙后一个悬崖硬往下面乱石上纵身而跳。前年美国一个教派几百人在南美集体自杀的惨举就使我想到妙峰山朝香人跳山涧。信徒的“虔诚”就是正常人眼里的宗教狂。
但是我在小说里没写这些。我写的主要是基督教，因为这里除了思想上的反理性，还有政治上的欺压。
十一、祸福的主宰者
从文学史、艺术史上看，基督教是从西亚到欧洲这一带人民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圣经》是希伯来民族若干世纪积累下来的一部诗歌散文宝库。基督的事迹是从但丁、达芬奇到当代几百年来欧洲诗歌、绘画、音乐、雕刻大师们的重要题材。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给梵蒂冈贴的那张大字报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结束了中古的黑暗时代，导致人类的思想解放。耶稣本人据说是木匠之子，跟随他的几个门徒也都是些打鱼放羊干力气活儿的。他也许还是反抗罗马帝国残暴统治的民族英雄。读到他把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商人们一下子从圣殿里赶出去那段，我感到很痛快，觉得他颇有些革命气魄。
旅欧期间我才知道基督教徒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随着科学的昌兴，理性运动的推进，教内也不断有人从各种角度在不同程度上造着反。有的扬弃了三位一体，也有的不再相信《圣经》里超自然的部分——如奇迹。然而我在童年所接触的却是原始的基督教。他们原封不动地信奉《圣经》里的全部教义。我在旧中国的农村（仿佛是香河县）还看到过一次神召会“做礼拜”。教堂院子里跪了几十个信徒，每个人面前摆了几块砖。信徒们祈祷时，就用头硬往砖头上撞，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甚至流出血来。然后就像疯子般狂喊乱叫起来，说是在“讲万国方言”。
我早年整个生活在基督教的环境里。我所依附过的两个堂兄都是靠宗教吃饭的，四堂兄又娶了位笃信宗教的洋嫂嫂。除了大堂姐，她是家族里最疼爱我的。从我九岁起，她就一手教我英语，另一手想把我引上信教的路。我对她教的英语一直很热心，但是除了有半年光景曾把《圣经》放在枕下外，我始终是反教的。解放前我经常不在北京，一九四九年来到北京，我只和她见了一面。那以后由于害怕关系，就再没有过往来——尽管其间有几年住得近在咫尺；只隔一条胡同，属于一个居民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她被接回美国。去年我到洛杉矶看望了这位八十八岁的洋嫂子。她拉着我的手说：“你使我很失望，但是你从来没欺骗过我。你没不信装信过。”
使我认识宗教的是我待过将近十年的崇实。那里宗教是强迫灌输的。我从九道湾那家私立学堂刚转学到崇实，就发给我一本《新约全书》。还是精装书，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每天早晨在学校做礼拜，星期天则排队到二条礼拜堂去。于是，像“子曰学而”一样，我又背起《约翰福音》，背起《哥林多前书》来。
牧师说，祷告时一定得闭上眼睛。我那时是个眼珠子老在转的淘气鬼。越是逼我闭，我就越闭不住。班上像我那样闭不上眼睛的，还有好几个。我们不但不闭，还乘机挤眉弄眼。这可惹恼了老师。当台上有牧师领着祷告的时候，他就在一排排学生中间串，看谁睁眼。抓住了，做完礼拜就罚在院子里站上几个钟头。然而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一走近，我们就把眼睛闭得死死的。听到他脚步走远了，我们就又睁开。这是最初的一种反抗。
年纪大了些，就开始想问题了。
先从生活上想。做完礼拜，我们照例要穿过洋牧师们往的大院回学校。院子里是一幢幢两层洋房，周围是绿茵茵的草坪，松木成行。家家门前都有专用的秋千和沙土地，经常有些金黄头发蓝眼珠的孩子们在玩耍。走过门前，总闻到香喷喷的肉味和奶味。阳台上摆满了盆花，厨师、花匠都穿了洁白的制服。可是我回到堂兄家却得喝杂合面糊糊。我有个妈妈，但是她得去给人使唤，不能留在我身边。我想，天上如真有个神，他为啥这么不公道呢？
在我软禁期间，堂嫂几乎每个星期天都陪一些教徒来学校，把我叫到会客室去听他们讲道。他们说，我是凭上帝的恩典从拘留所里被救出来的。我心里就问，为什么那个才九岁的孩子，那个刚从法国回来的先生，依旧关在里面？还不是由于我有个洋嫂嫂替我奔走！
后来我又从政治和历史背景看宗教的来历了。没有不平等条约，洋牧师能进来传教吗？都怪清朝腐败的皇帝和那些太监佞臣糊涂，订下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洋牧师们归根结底是跟在洋枪洋炮后头进来的。我在《皈依》这篇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对救世军的愤慨。在我眼里，传教的牧师同被传教的男女信徒之间，是一种强者与弱者的关系。一九二五年那场反帝风暴进一步教育了我。那以后，每当牧师在台上用颤抖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是有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