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族
我祖父跟前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他四十几岁上才结了婚，头一个儿子夭折了，还没等我出生，他又与世长辞了。听堂姐说，他是管开关东直门城门的。论大排行我是老五。二叔我没见过，他生有三男一女，其中老三（我的四堂兄）是个基督教徒。他凭个人奋斗进了齐鲁大学，还娶了个到中国来传教的美国姑娘。当时，他是家族里最有学问的一个，也是混得最阔气的一个。我很小的时候三叔就死了，我记得他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仿佛还是刚剃过头。三婶来回摆弄他那光秃秃的脑袋，厉声责问：“怎么，你就这么把我们娘儿几个撇下不管啦？”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死亡。三叔有两男两女。他故去后，家就靠他的老大（三堂兄）来养。他念过蒙藏学校，但是毕业后一直赋闲。后来又进了一阵子朝阳大学，想当律师，也扑了空。我就寄养在他家。
我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老实人，一个受气包。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总看到她同大堂姐从外面揽来活计，在家里做。有时是给人拆洗缝补，后来又从被服厂领来活计，做军衣。她手不离针线，炕上总是大堆大堆裁好的布料和棉花。洋袜子时兴起来时，她又缝起袜口。我还陪她去取送过活计。
我时常回想妈妈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给人佣工的。记得有一回我们真的揭不开锅了，她只好把我带到娘家去。我有个姨，还有两个舅舅。大舅舅住在褡裢坑，他是个搬运工，平时给人搬家。一到冬天，他就推了个车子去卖白薯。我吃到不少块他那“栗子味儿的”白薯，有时也看到他给人搬家。那可本事呀！头顶着桌面，上头再高高地架起瓷器和玻璃用具。老远就看到他一手叉腰，一手扶着桌边晃晃悠悠地走来。他使我联想到长了一副大犄角的梅花鹿。二舅行伍出身，在南方什么军阀那里当连长。我小时见过他一面，他给了我一只烂熟烂熟的香蕉。我非常向往南方。他托了我的下巴逗我说：“走，跟我当兵去吧！”我妈妈立刻把我拢到怀里，仿佛生怕我真的会跟了他去。
三堂兄是个麻子。他人很聪明，拉得一手好胡琴，能成出成出地自拉自唱。由于经常赋闲，到处碰壁，他变得很暴躁，我十分怕他。每逢他推着自行车进门，我就赶紧替他擦车。但我不懂事，大小总常惹点乱子。我不知道挨过他多少打。记得有一回他举着菜刀在我头上晃。我妈妈过去抢。他瞪大眼睛问：“大妈，孩子您还让我管不让我管啦！”这话里包含着威胁。
我妈妈经常背着人抽泣。家里人口不多，但是关系并不简单。大堂姐总向着我。但妈妈和三婶这个妯娌关系不好处。大概那次断炊之后，妈妈决定出去佣工了。我听她向大堂姐托付说：“姑娘，我就这么一条命根子，好歹看在你大爷面上，多照应他吧！”大堂姐发誓要我妈妈放心。她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当三堂兄罚我跪或是把我按在炕上用棍子抽的时候，她不但替我求情，还用身子挡。她为我洗刷缝补。天不亮，总是她使劲把我推醒，打发我去上工。
大堂姐是我半个母亲。一九六〇年四月，当我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得到她去世的消息时，我倒在稻草垛上大哭了一场。她个子很矮，长得不美，然而她有一颗至为仁慈的心。她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她认识不少字，看过许多演义，能整本整本地讲《济公传》、《小五义》或是《东周列国志》。她会唱动人的儿歌和民间曲调。先是教我《寒衣曲》、《丁郎寻父》，后来又教我《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她几乎什么都听了一遍就能背诵下来。她能背全本《名贤集》，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呀，以至描写炎凉世态的“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那是我最早接受的人生哲学。
每逢吃烤鸭，我就想到小时候的“吹号筒”。那是我母亲出去佣工之后，偷偷为我做出的一种安排。她每个月可以挣上三块钱。她在我姨那里存了点钱，要她不时地给我打打牙祭。姨住在马将军胡同。我一馋了，就溜到她家。她总替我烙上一张饼，买上些“盒子菜”（酱肉），要我卷成个号筒来吃。她自己不吃，只笑望着我狼吞虎咽地嚼。看到我的小肚肚凸了起来，就欣慰地说：“吃吧，长吧，长大了好孝顺你那苦命的妈！”
没想到，当我从地毯房领到第一次工钱的时候，我母亲就咽气了。
六、我的课堂
我不但不是什么书香人家出身的，而且由于工读，我受的教育十分畸形，真正是学无根底，又加上自己一向贪玩，始终也没能把缺欠的部分弥补上。
我上学并不晚，六岁就进了设在新太仓一座庙里的私塾。一九七三年一个傍晚，我曾去重访那个地方。庙宇早已拆掉了，如今盖了个纸匣厂。二十年代初期，每逢初一十五，庙里总挤满了烧香的信男信女。私塾在大殿右侧一个黑黝黝的角落里，五十来个学生挤在一座座砖砌的小台子周围。墙壁中央上端挂了一张残旧不堪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像，上课前下课后我们都得朝它作上三揖。每个学生面前都摊着一本《四书》，好像解闷似的，从早到晚我们就扯了喉咙“唱”着经文。那时还用铜制钱。早晨上学的时候，总带上两个制钱买烧饼或者马蹄，照例腋下夹着书包，夏天还拎着一壶开水。
这个私塾上了不到半年，我就待不下去了。因为不但逢年过节我不能像旁的孩子那样给老师提个蒲包，连每月的束脩我也交不上了。于是，老师动不动就用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板子也越打越重。说是“《大学》、《中庸》，打得屁股哼哼”，可我才念了半本《论语》，身上就给打成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那大约是五四运动前夕，新学就像一股清风，吹进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这时我妈妈已经出去佣工了，她决定把我送进九道湾一家私立的“新式”学堂。这是一个路西高台阶的宅子——现在已成了个大杂院。妈妈替我买了新式的教科书。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还有图画。上学那天，她让我穿上特意为我新缝制的蓝布大褂，亲自把我送去。那个胡同弯来弯去，好像不止九道。每拐一个弯，她就拽拽我的大褂，生怕身上有个褶子。一路反复叮嘱我：“咱们这房就你一个，可得给妈争口气！”
这个学堂的课室设在东西厢房，老师一家住在北屋。我们进去后，妈妈就打开手绢包儿，拿出她用汗水低三下四为我挣来的学费，毕恭毕敬地放在八仙桌的一角，然后就赔着笑脸托付开了：“我跟前就这么一个，您老多多栽培吧。”
我小心坎里只想知道这个“新式”学堂到底怎么个新法。倒是不再念“子曰”，改念“马牛羊，鸡犬豕”了。课本是新式装帧，还可以嗅出印刷的油墨气味。可是照旧上一段死背一段，照旧扯了喉咙“唱”。再有就是，学费之外，要钱的花样更多了一些：一下子师母生日，一下子师姑出门子。回回都得送礼。凭我妈妈那点工钱，很快我就又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生了。这时，我发现“新式”学堂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位老师年纪轻一些，他的板子打在手心上更疼一些。有一回他把挺厚的一根板子打断了，马上就又从抽屉里抄出一根。
就在这时，四堂兄有一天来说，安定门三条有个叫崇实的洋学堂，那里正在招生。穷学生可以半天读书，半天学点手艺；不但免交学杂费，出了师还可以挣上块儿八毛的。记得那时我妈妈正病在家里，日夜要我给她捶胸脯。我一直说不清她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她爱生闷气，半夜里常唉声叹气的。听到四堂兄这话，她含着泪说：“这可好，就累你把这孩子给送去吧。书念不念倒不打紧，能学份手艺可好！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孩子也不至于喝西北风啊！”
这样，一个早晨，她把我打点了一下，就由四堂兄把我带到那家洋学堂。说起来我的书念得也算是按部就班：上了两年小学就升初中，然后又上高中。可是我总是一黑早爬起来就进地毯房去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只在下半天才上课。主课全在上午，下午不是修身、手工，就是唱歌、体操。
中学时代是打知识基础的阶段，倘若我很勤奋好学，萤窗雪案，拼命追赶，说不定也能填上些空白。然而我把许多时光都花在庙会里了。
平生有两件事最教我发窘，一是要我拿毛笔题字。我写的是一手狗扒字，生怕人家看了耻笑。另一件是要我唱两句二黄。在汕头和福州教书时，一开游艺会就有人这么提。北京人嘛，这个要求再自然不过了。然而我一句也不会唱。我觉得简直是撅我的短。
那时，戏馆子是阔人去的地方。由于穷，我没能接近京戏，白当了北京人。另外也还有个原因。大约三四岁上，有个亲戚带我去过东安市场的吉祥。唱的什么自然早没印象了，倒是对场上提着长嘴壶沏茶的、卖糖果的很感兴趣；尤其使我眼花缭乱的是满场里飞着的雪白“手巾把儿”。可是正当肩上插着旗子，头上挺着长羽毛的演员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举着刀枪在台上转悠时，忽然，观众席上也大打出手了。
原来那时丘八老爷不但白看戏，戏院还得伺候得周到。一怠慢了，就砸戏馆子。我那是头一回看戏，就碰上了。什么茶壶呀，茶碗呀，甚至板凳，都从楼上飞了下来。观众有哭嚷的，也有哎哟的——大概砸在身上了——挤成一团。幸而我们的座位靠近窗户，那位亲戚赶紧把我抱上窗台，跟着他也蹿上来，把我抢出戏院。这时，向外逃的观众已经堵塞在戏院门口，呼天抢地。从那以后，我就同京戏没有了缘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当我看到豆嘴胡同自己家里一瞬间变成废墟时，我就联想到小时经历的那场砸戏馆子。
我的艺术教育最早是在庙会里受的。那时，初一、十五东岳庙，七、八护国寺，逢九逢十隆福寺，以及天桥、鼓楼后身，都是举行庙会的场所，也就是我的课堂。
那真是个五花八门、美不胜收的地方。走进庙门就像是进入了童话世界。这里有三尺长的大风筝——沙雁或是龙睛鱼，有串成朝珠一般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山里红；有香甜可口的“驴打滚”，也有一个大子儿一碗的豆汁；有粘破瓷器的鳔胶，也有能把生锈的器皿擦得锃亮亮的一包包粉末。一个角落是动物园——卖各种虫鱼禽鸟，毛兔松鼠；另一个角落是植物园——从各种奇花异草到一个小子儿一捆的“死不了”。还有算灵卦的，捏面人儿的。摔跤能手宝三和练十八般武艺的各种把式，都在这里大显身手。
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蓝布篷底下围满一圈人的那些说书唱曲的。场子周围有一排板凳，那是给“正式”听众坐的。有两种人站在板凳后面，一种是打算听上两句就走开的，一坐上板凳再走就不那么便当了；一种是自知掏不出几个钱，不敢去坐。我就属于后一种观众。绰号“云里飞”的那位相声演员的机智多端，随口旁敲侧击，那是我最早接触的讽刺文学。评书快板、大鼓岔曲里那丰富而生动的语言常使我听得入迷，归途不断回味。有一次听评书出了神，竟然把身上穿着的布衫丢了，而且也说不出是给人扒下的，还是脱了拿在手里丢的。难怪三堂兄狠揍了我一顿。
对我来说，那些曲艺比至圣先师的“子曰学而时习之”有意思多了。一九六三年，在出版社的一次晚会上，我竟然还唱得出一段岔曲——《风雨归舟》。一九六六年夏天那自然也成为罪状一条，说是同邓拓的风雨相呼应。然而中国的俗文学多了不起啊！短短那么一两百字，就衬着变化无穷的自然景物，描绘出老少两个渔人一天的生涯。有情有景，听得见冰雹的声响，看得见雨过天晴，挂在半空的一缕丹霞。
在庙会这个课堂里，我往往也是个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演完一场，艺人照例拿着盘子或笸箩向观众打钱。我也偶尔从口袋里摸得出一两个大子儿，一般情况下则只能站脚助威。看白戏的观众是不会受待见的，不是挨上几眼瞪，就是给赶走。好在庙会里棚子连棚子，处处是课堂。我时常从这一家又溜到另一家。那时候北京风沙可大啦！逛一趟庙会，回去就成了泥人。
七、羊毛、羊奶和油墨
一九五六年访问内蒙参观地毯工厂时，我曾坐到板子上，抄起家伙（刀、耙、剪）织了两行，发现我那点技术居然还没丢光。我好像拾到一件遗失好久的心爱物件，感到惬意极了。
一九七九年秋天去美国费城一位华裔教授家吃饭，座中有一位学者死死盯着我。他忽然低声问我：“你是小饼干吗？”这是我初中时代的绰号（因为那时我叫萧秉乾）。他怎么会晓得？原来我们曾在一条板子上织过几年地毯，如今他在美国是一位有名的生理学教授。于是，我们追忆起当年地毯房的日子。
崇实为工读生开了三个工厂：印刷厂、羊奶厂和地毯房。我最初进的是地毯房，干了好几年，后来又送过一阵羊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