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报馆宿舍是在香港半山坡罗滨臣道一幢楼房的五层。整理箱子时，出于好奇，我曾端详起法郎和英镑上面的图案，可能为对面楼上的歹人瞥见了。年轻时，我是倒下就睡着，通宵不醒的。第二天睁眼一看，哎呀，护照、证件凌乱地撒个满地，床下的箱子为人撬开了，所有的港洋和钱币全被盗光。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失盗，真是身子凉了半截。去不成了还在其次，怎么去赔偿这一大笔款子呢！越想越着慌。当时杨刚已经从上海孤岛来到香港，准备接我的摊子了。她也替我发愁。
可是胡社长关心的是：证件丢没丢？没丢就好。他带点哲理味地宽慰我说：好事总是多磨的，人生哪能没点挫折！丢的钱照样再给你补一份就是了，反正你勤写点通讯就都有啦。
这样，在纳粹轰炸机向华沙市区俯冲的那天清早，我就上了法国邮船“阿拉米斯号”。第二天早餐时从广播器里听到英法对德宣战，欧战正式爆发了。第三天，就发生了《坐船犯罪记》中所描述的那件至今仍令人气愤的事。
殖民者对殖民者自然也是“官官相护”的。此文从苏伊士寄回香港刊出时，已被检查官开了大半天窗。这还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在上海江湾补记的。
重读这段往事的记载在我是痛苦的。但应当让新的一代读者了解过去黑暗年代里的各个方面，同时看一看殖民主义是怎么回事，也看看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厄运。上海外滩公园那个“中国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并不是孤立的。当时的中国人走到哪里也要遭到同样待遇。《剑桥书简》里那个法国理发师那么对待我还不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当时我多么想把他上唇那撮口髭给拔下来啊！
天平也好，木秤也好，价值是从比较中得出的。空气，阳光，生活中许多无形而又不可缺少的东西我们毫无察觉地享受着。只有当它们短缺时才会察觉，才会认识其价值。国家地位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只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以至异域生活过来的人，心里才有把尺子，并且能深刻地认识到做今天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同。把《坐船犯罪记》收在这里，主旨就在于为年轻的读者提供一把（不管多么粗糙的）尺子。
从一九三九年十月抵达英伦到太平洋事变这个阶段，像其他旅英的中国人一样，我也是被莫名其妙地列为“敌性侨民”的。英国内务部为这类人作出不少规定：晚上八点以后及早晨六点以前不许出门，不准进入距海岸若干英里以内的地区，而且每周得向所在的警察局报到一次，大约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未潜逃。
在那个阶段，理发也仍然得到经常给东方人理的熟店，住公寓也得找这样的地方。第一个圣诞节我想到伦敦去度，事先就根据报纸上出租栏的广告，从剑桥写信向海德公园附近一家公寓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街下了火车之后，我还特意从车站打了个电话。房东太太说，来吧，房间给你保留着哪。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公寓，叩了叩门。门开了，那位在电话里满口应承的太太打量了我两眼之后，立刻变了卦，说真抱歉，房间刚刚租了出去。门咣当又关上了。《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还发表过我对这件事的一封抗议信。
最不愉快是当丘吉尔为了保全英帝国的残局，悍然封锁我们用血汗修成的滇缅路以讨好日本侵略者那阵子。由于我应援华会的邀请，到英国几个城市作过关于滇缅路的演讲，又曾参加过一次英共组织的、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人民大会，因此受到伦敦警察局一位便衣先生的光顾，他彬彬有礼而又转弯抹角地对我作了一个多小时的盘讯。
珍珠港事变后，一夜之间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如气球般地腾高起来，成为“伟大盟邦”了。然而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尴尬局面：有时被误认作是日本人。
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车里，后排突然有个喝得半醉的乘客腾赛马场上的行话连声嚷着：“嗨，你押错了马！”他越嚷越激动，后来索性把头探到我脖颈后了，酒气喷得我难以忍受。这时我才察觉他是在朝我嚷，就回过头来瞪他一眼，质问他为什么这样无礼。“因为你是个小日本！”我纠正他说：“不，先生，我是中国人！”
这下更麻烦了。他马上站起来，紧紧坐在我身旁。先是一长串道歉的话，然后向我歪歪拧拧地行了个军礼，大声嚷道：“向伟大的中国致敬！”这时，整个汽车里的乘客也都随声附和地向我表示起敬意。汽车照样在伦敦那狭窄的马路上行驶着，车里却好像是个交响乐队，而贴在我身边的那位醉鬼则是位独奏演员。他忽而仰起头来，眼珠朝上打几个滚儿，然后双手抚着胸脯，无限感慨地说：“啊，中国，李白的故乡！”然后弯下身来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忽而又仰起头来照样表演了一番，然后又说：“啊，中国，火药的发明者！”接着又是一次握手仪式。
看来在醉意朦胧中，他很想把他肚子里那点关于东方的渊博知识全部抖搂出来，而且他越嚷越坐得贴近我，有时甚至像是要拥抱或者做出更亲昵的动作。车上旁的乘客倒蛮开心，可是我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加以他那酒味已使我窒息得要命，车一停下来，我就坚决地挣脱了他，赶忙提前下了车。汽车开动了，他还从窗口伸出那红涨的脸蛋，热情地向我挥动着手里那顶鸭舌帽。我目送着开走的汽车，无限惭愧地想：一刹那间我成为祖宗的光荣和当代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斗争所建立的功绩的化身了。
一个人在国外往往代表的不仅是他本人，在他身上经常反映出国家的地位。
为了还旅费这笔数目很大的债务，我在英国确实写过不少通讯，这里收的仅仅是很小一部分。从一个角度来说，我在英国度过的那七年，不但物质上是他们最贫匮的时期，从艺术鉴赏来说，也很不巧：博物馆、绘画馆里的许多珍贵藏品都迁到安全地带了。为了防空，甚至电视也停掉了。然而作为一个民族，那是英国最伟大的时刻。当纳粹飞机对伦敦狂轰滥炸时，为了对残暴的敌人表示蔑视，他们在搬空了的绘画馆（坐落在市中心）里举办起午餐音乐会。外边高射炮叮咚齐响，大厅里钢琴家梅拉·海丝安详地演奏着肖邦和贝多芬的乐曲——是的，英国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熟多了，懂得把贝多芬同希特勒区别开来。当少壮都上了前线时，中年人负起在轰炸中站在屋顶上瞭望的职责。警报一响，他们是井井有条地进入地下铁道的，时常看到扶老携幼、相互照顾的动人情景。我的住房一次中了烧夷弹，完全陌生的邻舍就把仅仅穿了睡衣的我背出火场。到了救护站，一杯热可可马上就送到我手里。倘若公民平时没有点急公好义的社会责任感，大难临头时争先恐后，只顾自己地乱冲，后果真不堪设想！
曾经有一次当警报在伦敦闹市响起时，敌机已临上空了。于是，人们恐慌地冲向地下铁道的入口处。在黑洞洞的阶梯拐角处，一个人被挤倒了，后边的人跟着一个个地被绊倒，叠成一个大人堆。警报解除后发现：左近并没丢炸弹，里边却有几十人因窒息而丧命。近来在北京，每逢看到有些年轻小伙子挤公共汽车的一往无前或排队“夹塞”时的剽悍，我就暗自担心，一旦发生战争，可怎么得了！
最难忘的是一九四〇年五月关键性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我正在剑桥。清早一开门，满街都是从法国突围出来的士兵，有的倚墙半躺着，有的席地而坐，一个个满身泞泥。但是他们依然唱着军队里流行的歌曲来嘲弄蔑视海峡对岸的希特勒。
在危急时刻，这种气概，这种精神力量，对于一个民族的存亡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一九四三年正当我在剑桥准备开始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重庆《大公报》的胡社长作为中国访英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到英国来了。他们还到我所在的那个古老的大学城来观光过。胡坐在我书室的沙发上，问起我的计划。然后沉吟了一下，替我出起主意：“你还差一年就可以得个硕士学位，可是学位对你有什么用场？当记者不需要它，当作家也不需要它。眼看第二战场就要外辟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接着，他现身说法地追述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欧洲采访的往事，一步步地把我的思路引到他这边来。他让我慎重考虑一下：是弄个空洞的学位，还是到西欧战场上去驰骋一下。
我确实为他的话触动了。首先，在剑桥成天披了件黑道袍扮演中古僧侣的生活方式就不很合我那好动的性格。当时我研究的是英国心理派小说，越研究越感到这一派的写法在艺术上是死路一条。事实上，我已经几次在同导师的讨论中讲出这个看法，那也正是我计划在论文的结构中所要表达的观点，说不定由于这种观点我就可能过不了关。另一方面，没能在本国的战场上跑跑一直是我的记者生涯中一大憾事，在西欧当个战地记者也未尝不是一种弥补。
于是，我给了他肯定的答复。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就告别了那座恬静的中古学院，告别了我书室对面那座峻宇雕墙的教堂——它那深沉悠扬的风琴朝夕演奏着文艺复兴以来的宗教名曲；告别了碧水萦回的剑河和拜伦塘；告别了我时常去凭吊的古罗马城堡遗址，投身到风驰雨集的报业中心舰队街了。
我同纳粹的炸弹似乎颇有缘分。一九三九年冬天，他们没派一架轰炸机光顾伦敦，东方学院却疏散到剑桥。转年迁回伦敦，恰好赶上了有名的“不列颠之战”。一九四四年夏天回到伦敦，正碰上希特勒祭起他那两宗法宝——飞弹（V1）和火箭（V2）。所谓“无人驾驶飞机”成百上千乌鸦般地满天飞，日夜在头上盘旋着，随时俯冲而下。一九四〇年纳粹德国没炸断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桥梁，这回炸断了。我们的住所也中了一弹。就在导弹四落的情况下，我请了三位助手，在舰队街挂出办事处的招牌，正式开业了。
除了每天往重庆拍发电讯，我这时期也写了不少通讯。有两篇我很想收进这个集子里，可惜一九四七年在编《人生采访》时，它们被我连同其他通讯一塌括子塞进字篓里去了。这次想复制，怎么也没查到。两篇都是有关中国海员的，这里就简略补记一下吧。
一篇写的是一位林姓中国海员海上遇难漂流获救创世界纪录的壮举。很少人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海员对那场反法西斯斗争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当时英国航运（也就是英伦三岛的生命线）主要靠三个港口：伦敦、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光利物浦一个港口就有两万名中国海员，在战争期间，将近两千人在服役中牺牲了生命。他们大多从事最艰苦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工作：在船底舱当火头军。他们得成天忍受着烟熏火燎，船一旦出了事（从沉船比率可以看出大西洋上纳粹潜艇的猖狂），在船员中他们生还的可能性最小。
这位林姓年轻海员在一次沉船后，居然凭机智和膂力从底舱逃了出来，并且泅近一只救生筏。筏上的三名欧籍海员拼命阻止他攀上来。他终于还是上了筏子。几昼夜后，欧籍海员由于饥饿和饮了海水，相继葬身海底。这位中国海员听说过海水喝不得，怎么渴他也不喝一口。后来他想了个办法：从鱼尿泡里挤出过滤了的水喝。他靠捉鱼虾过活。每度过一昼夜，他就用大拇指的指甲在木筏边上刻个印子。他刻了一百七十几个印子，始终没放弃生望。船是在葡萄牙海域亚速尔群岛附近遇难的。他天天在机警地瞭望着。终于有一天，他瞥见空中一架飞机掠过。他立刻举起筏上的手电筒，打出呼救信号。第一次飞机似乎没看到，飞走了。但是他耐心而机警地等着。他知道离陆地很近了。事实上，那时他已漂到了南美洲巴西的海域。飞机又一次出现了，而且这一次发现了他的信号。这样，他才遇救。
我在利物浦访问了这位面孔黧黑、神采奕奕的海员，深深为他的机智、沉着，对生命的顽强执拗所感动。一九四七年编《人生采访》时，可能因为这篇写得比其他报告更加粗糙，所以淘汰掉了。
另一篇是写一位海员为父报仇的事。
当国家地位低落时，在海外的中国劳工生活之悲惨是难以想象的。在取得受外国船商的压迫和剥削的资格之前，他们先得忍受华籍招工承包人的剥削和虐待。那些家伙实际上就是人贩子。一个想吃海员这碗饭的工人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找到工作。就业之前，得忍受种种非人待遇；上船之后，得拿出很大一部分工资去孝敬承包人。有一名海员在受虐待时进行了抵抗，于是，就被承包人推下海去丧了命。
被害者有个儿子。当时他还小，但他立志长大要为父报仇。后来他也当上了海员。船每到一个港口，他就打听仇人的踪迹。一九四四年，这个年轻海员终于打听出那个承包人已经冠冕堂皇地当上了利物浦中国海员俱乐部的什么主任。这一天，他就揣上匕首来到俱乐部求见。他们是在客厅里会面的。当场他就把匕首扎入仇人的胸膛，然后自首了。
我赶到俱乐部时，他已被捕走。客厅墙壁上溅的血迹还是鲜红的。
领到随军记者证之后，我去置办军服了。生平第一次穿上棕黄色的军装，自是十分兴奋。我来回在长镜里照，边照边摆弄着那个绣了“中国：战地记者”字样的肩章，怎么也从自己身上看不出一点点英俊气概。翻开战地记者证，看到那句“此记者如被俘获，须按照国际红十字会规定，给以少校待遇”时，心里还怦怦直跳，摹想耷拉着脑袋走在俘虏队伍中的情景。更糟糕的是，我从没穿过硬邦邦的马靴。刚走出大门，不知怎么一滑，就跌了一跤。我一边掸土，一边责备着自己：太不是军人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