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不但没有出现“中兴”之势，反而形势一天比一天糟。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使他进而联想到清王朝未来的命运。一天他对赵烈文说：“今日有四川庶常来见，其言谈举止不类士夫。前日有同乡庶常送诗，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国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皱眉头。不过仅此而已。作为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一员，他没有也不可能再往深处去想。但是，地位较低的赵烈文却已经有了成熟的看法。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晚，曾国藩和赵烈文像往常一样在一起闲聊。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夸。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意思是说，全国统一安定的局面已经很久了，势必渐渐走向分裂。但皇帝的权威一向很重，割据风气尚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以我的揣测，将来的祸患必是中央政府首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人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大概不会超出五十年了。曾国藩一听，立刻皱起眉头，过了好久才说：“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就是说，恐怕是彻底灭亡，不会再像晋、宋两代那样，出现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的局面。曾国藩有些不服气，同赵烈文争辩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国藩无言以对，沉默良久方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石之陨。”实际上多少默认了赵烈文之论。
从此，曾国藩开始反复考虑赵烈文提出的问题，尤其集中于清王朝会不会“抽心一烂”、“根本颠仆”这个问题上，各种想法不断闪现在他的脑海里，流于他的语言中。有时他同意赵烈文的看法：“京师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有时又不同意赵烈文的看法：奕为人“聪颖”，清朝“君德正，勤于政事”，那拉氏大权独揽，遇事“威断”，为前代所无。意思是，清朝大概会发生像赵烈文所说的那种“抽心一烂”的事。为此，赵烈文同他争辩说，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悚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还说，“勤政”无补于兴亡，“威断”则易受蒙蔽。“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国藩最后虽无言以对，但并未心服，对清朝的所谓“中兴”仍抱有幻想。不久，清廷发来上谕，依总理衙奏请，令督、抚、将军就外交问题各抒己见，具折奏闻。据说，总理衙门在“折中开诚布公，于十年仓卒定约及历年办理情形，尽去虚文讳饰；于日后如何杜其要挟及条约应准应驳，殷殷下问，颇有中外一家之象”。曾国藩请赵烈文过目后非常兴奋地说：“此折所关甚大。枋国者能如此，中兴其有望乎？”接着又慷慨陈词地说“国运长短，不系强弱，惟在上者有立国之道，则虽困不亡”。并举南宋和金朝在强敌威逼下幸存一时的例子得出结论说：“其妙如此，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意思是，清朝说不定能像宋晋两代那样，偏安一隅，苟延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的这种侥幸心理一直保持到同治八年（1869）赴任直隶总督之后。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接到清廷命令，调其为直隶总督。在此之前，曾已由协办大学士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并以“剿捻”功又得到一个云骑尉世职。一年数迁，可谓荣耀之至，清政府似乎对他很信任。然而，曾国藩的体验则恰恰相反。他感到自己渐渐在受到冷淡和疏远，由两江调往直隶，不过是清政府企图改变“内轻外重”状况的权宜之计。因而，恐直隶总督之职难得久任，与其如此，则不如及早辞谢。赵烈文也认为，清廷作如此调动，违反一般常理，“诚非草芭所能窥度其权衡之道”，必另有一番“深意”。曾国藩领悟这番道理，但仍有为难之处，“默然良久”说：“去年年终考察，吾密保及劾者皆未动，知圣眷已差，惧不能始终，奈何？”赵烈文认为不至如此，并对他劝慰一番，使他的情绪大致稳定了下来，遂于同年十一月八日从江宁启行北上。但是，旅途之中仍然犹豫不决，尚未完全打消辞谢求退的念头，只是感到难于为陈请开缺措辞。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他写信对长子曾纪泽说，同治三年（1864）他曾得到与此类似的三个谕旨，一是军费报销免办清册，一是天京窖藏金银去向不予追查，一是不再深究幼天王下落。今又得军费报销户部毋须核议的谕旨，使他“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回心转意，虽仍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也不再要求辞职了。
为了陛见那拉氏和同治皇帝，曾国藩未去保定任所而先到了北京。自同治八年（1869）一月一日至二月九日，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先住金鱼胡同贤良寺，后移居宣武门外法源寺。在此期间，曾国藩除访亲问友会见各方要员外，还先后四次受到那拉氏的召见，两次参加国宴，并在宴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班次第一。这是曾国藩一生中最感荣耀的活动。在此之前，曾国藩还没有见过那拉氏、同治帝以及奕、文祥、宝鋆等军机大臣，通过观察、谈话和访亲问友，他对清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八年二月九日，曾国藩从北京动身，沿途巡视永定河等水利设施，直至二月十六日才到达保定，接任直隶总督。通过一个时期的了解，他发现清朝的实际情况比他原来预料的还要糟，到处是一片混乱，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可以依赖的人材，整个清王朝已经像一艘千孔百疮的破船，只好眼看着它一天天地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的希望。
五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到达保定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悲观心情：直隶“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加以土瘠多灾，暂晴已旱，一雨辄潦”，使他深感诸事棘手，“一筹莫展”。但最使他失望的还是清政府领导核心中根本没有一个足以力挽狂澜，复兴大清之业的人。他分析清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说，“两官（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与赵烈文关于清朝能否中兴问题争论的一个总结。赵烈文早就认为，清朝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之后，虽然不少人大肆渲染所谓“同治中兴”，但从上到下竞相腐败，根本没有复兴的希望。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观察思考，曾国藩基本上同意了赵的论断，得出大体与赵烈文类似的看法：清王朝从上到下都腐败无能，再没有复兴的希望，它的灭亡不过是个时间和具体方式问题。
从赵烈文的日记中，也可见曾国藩与这位幕僚讨论清朝灭亡的具体记载：
同治八年，五月廿八日，余又问军务夷务及内廷国事之有无定论，师蹙额曰：“到京后，曾会议和约事，醇邸意在主战，曾上折交内阁再议，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复。然中外贫窘如此，无论隶，江苏亦安能自立。今年和约当可成，不致决裂，而时会难知，能无隐忧。”
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日，相国曾问北上何策，余等对以北方团练遍地皆是，抚之则为吾用，疑贰则为吾仇，以中堂声威，遐迩钦仰，必能令其龙言信服，但不可违其性。且捻贼流窜无定，与粤贼大异，团练之法，即是坚壁清野之法，尤不可废。至马队宜增，粮路宜讲，南勇不肯去，须募之徐、淮一带，而将领必宜携往。相国俱唯之。
六月初八日，初鼓时，涤师至，见有客，乃去。少选，复来久谈，言：“昨有严旨，因捻贼窜至豫东，全无拦御，各帅均被斥责，沅浦摘去顶戴，与豫抚李鹤年均交部议处，少帅戴罪立功。旨中并有各疆吏于捻贼入境则不能堵御，去则全无搁遏，殊堪痛恨。李某剿贼已届半年，所办何事等语。辞气严厉，为迩来所无。少帅及沅浦胸次未能含养，万一焦愤，致别有意外，则国家更不可问。且大局如此，断难有瘳，吾恐仍不免北行。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为愈耳。”言次神气凄怆。余无以为慰，但嘱安心养摄数日，勿以境累心。
八月初六日，涤师来久谈，言：“捻势猖獗已至沂州境，李帅以调度乖方，奉旨议处，东抚丁宝桢革职留任，摘去顶戴。李帅尚欲守运，恐益无把握。将来事仍要到吾身上，自顾精力如此，终致偾误奈何！”余曰：“烈来此后，侧听时事，审知缪、运两防之决不能集久矣。古人穷寇勿遏，围师必阙，况以疲卒当方张之寇，而欲致之死地，一鼓荡平，其可得乎！天时人事，必当仍属于师，师幸勿为苟且目前之计，劳神于不急之务，天下幸甚，生民幸甚。窃计制捻以马队为先，必待出口采买，驱押数千里，然后到防，又不俟其力壮，复遽衔勒以临战阵，是以有牵驾之劳，无驰骋之用；而其数恒不给。请于江南北择旷土为牧地，选口北善种勤喂饲之，令其孳生以供军用。唐元宗监牧得人，蕃息至数十万，苟得诚朴勤干之人，以司马政，其效不难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