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大管家
曾国藩组建湘军后，四出征伐，幕僚旋进旋出，但军中财饷，总未易人。金陵攻克后，历年帐册付诸一炬，曾氏兄弟如获再生，庆幸有一位相从最久、为人极忠的大管家，他就是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
当曾国藩造船、购炮编练湘军，准备与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时候，太平军已是控制长江沿岸重镇的百万雄师，要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曾国藩不仅需要千方百计地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更需要不断招兵买马，增加湘军的数量。曾国藩“东征”之始，湘军仅1.7万人左右，迨至同治二、三年间战争最为吃紧之时，各地湘军总数已达到30多万，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即有12万之多，其中约有10万须由曾国藩供饷。若以每万人月饷6万两计算，每月饷银就须60万两，即以半饷计，每月亦须30万两。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先后报销军费约在3500万两左右，其中除少量各省协款与清政府指拨轮船退款外，绝大多数是自行筹措而来。正是这笔巨款保证了湘军的军需供应，才取得了对太平军、捻军的最后胜利。
在湘军组织里面，设有两个机关：一个是主兵的，叫做营务处；一个是主饷械等事务的，叫做粮台。
营务处的设立，不是湘军创立的，以前军营也有这个组织。作用是担负施号令、执军法的任务。曾国藩初时，只按照旧例，立此规模，以照统摄。但后来却把此当作了培养人才的地方。曾国藩认为：营务处之说，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所谓立法，就是施号令、执军法的任务。这是向来军营的营务处同样的作用，它所担负的是军营中的首脑工作。至于以营务处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其作用却与过去不同。曾国藩把党羽收罗到幕府后，认为该人可以培养，便把他放到营务处去学习军务，做将来出任将帅的预备，因此说营务处又是湘军培养人才的地方。最显著的例子，如曾国藩将用李鸿章为将，就先叫李鸿章跟他的兄弟曾国荃去前敌办理营务处，并写信叫李鸿章对军事须要一一悉心体察，增加阅历后，方才派去统率淮军。又如郭嵩焘向曾国藩推荐李榕，曾国藩就先用他办理大营营务处，然后才命他出为统领。左宗棠出兵新疆时，特以刘锦棠为总理行营营务处，自称头白临边，不得不先找替代者，后来左宗棠入关，刘锦棠即代其督办新疆军事。从这几个例子看来，可知湘军营务处在培养将帅人才方面的作用之重大。
湘军粮台的设置，分立八所，称为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以理众务。粮台设总理事务一人，以揽其成，各所则分派委员若干人，以司其职。粮台的制度，向来军营都有此组织。但湘军粮台却有它的特点，与从前军营不同：第一，粮台人员不是朝廷特派大员经理，而是由主帅委派，其权操于主帅，所以调兵运饷都由主帅一人掌握。第二，粮台转运方便。湘军粮械都以水师供给转运，当初起时，以夺取长江控制权为目的，曾国藩自驻战船，粮台即设于水上，一切军装米盐都储船上。到咸丰十年（1860年）后，曾国藩总督两江，作为湘军的后方，始在南昌设立陆路总粮台。不久，占取安庆，进犯天京，安庆又为湘军的后方，于是又在安庆设立粮台。但前方粮饷弹药都仍以水师运输，陆军粮道都由水师保护，故陆军营盘须距水师很近，然后粮道可保，而为了要保卫江边的粮道，就必须抗拒太平天国军队进到江边，以防梗断陆军的粮道。所以湘军粮台靠水师的精锐，完全掌握长江水道运输，可供持久战。太平天国水师不足任战，所以忠王李秀成论曾国藩湘军从安庆进犯天京，“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彼逸，水道难争。”这一役，李秀成以全盛的陆军，打不下天京南门外曾国荃的军营，并不是湘军陆军战斗力强，湘军远不是太平天国军队的敌手，而是因为湘军的粮道近在江边，由水师运输，保护了粮运的供应，源源不断，能够打持久战。而太平天国的粮道是由陆路运输，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陆运是千难万难的，冬衣、粮食都运不上来，无法打持久进攻战，而不得不退兵。所以忠王李秀成总结这一役未能成功的原因说：“因八月而来，各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曾国藩在总结咸丰十年（1860年）建德之役双方粮运的难易与决定胜负的关系时说：“贼之米粮运于二百里之外，我之米粮去水次甚近，我可持久，贼难持久。”湘军所以能够打败太平天国，从军事上说，粮运便利，源源不断，是一重大因素。后来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到黄河、淮水流域对抗遵王赖文光领导的太平天国新军时，他上奏清廷又追述湘军的成规说：“自古行军皆以粮运为先……今河南等省用兵，全不讲求转运，粮械多有缺乏，将士不肯尽力。臣与李鸿章所部，历年行兵于江湖水乡，粮运最便，士卒习而安之。”曾国藩的话，说明了湘军粮台对转运方法的讲求，与对军事上的关系。这两点，都是和从前绿营不同的地方。
比较来看，绿营兵这种正规军糜费国家的饷银很大，到咸丰初年国家已无力承担这部分支出。而湘军这种非正规军所需也很大，但相比绿营，却少得多。太平天国起义时，清廷征调各省绿营前往抗拒，计自道光三十年冬起，至咸丰三年（1850——1853）春止，前后不过两年多，用兵不过九万七千七百余名，但经户部奏拨军需银至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而曾国藩直辖的湘军的军需，计自招募起至解散止，前后十二年，全军初起时已一万七千人，其后逐渐增加，到同治元年（1862年）共十二万人，而所用军需还不到三千万两。两者比较，便可见湘军饷章军需立有定限的明效。湘军的饷章制度，本是为了补救绿营的流弊。绿营平日饷薄，士兵兼营它业，有名无实，战时则饷需繁多，多糜库帑。且军营冒滥，流弊不一。而湘军饷章，没有战时平时的分别，首先增加士兵口粮，以收养兵的功效，其平时军费虽多于绿营，但战时军费则少于绿营。其次立军需定限，以防军营冒滥。上至将领各有公费，营官月给银一百五十两，是比较多的，凡帮办及管帐目军装、书记、医生、工匠薪粮，并置办旗帜、号补各费在内，听营官酌用。其统领则凡统至三千人以上的每月加银百两，统至五千人以上的，每月加银二百两，统至万人以上的，每月加银三百两。这一项公费，每月是有赢余的，而统领所得尤多。所以营官周凤山带营不到三年，已成富家。而水师统将彭玉麟于攻陷天京军务告竣后，应归私囊银近六十万两。可见湘军将领收入较富裕。在曾国藩、胡林翼定制的本意，是使将领有了富裕的收入，就不再有克扣兵饷的事。曾国藩上奏清廷说：“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胡林翼也说：“不宽博，不足以养廉耻。”但是，湘军的统领、分统和营官，却没有因为收入富裕，而不克扣兵饷，反之，他们官越高，心越狠毒。当时在湘军受克扣的士兵中就广为流传着“顶红心黑”的歌谣，他们痛恨将领，普遍地组织起哥老会来谋反抗。湘军这一项所谓为将领“养廉耻”的饷章，并没有养得他们的“廉”，他们依旧寡廉鲜耻地喝士兵的血。而公费不归公用，没入将领个人私囊，却一直遗毒到清末建立的陆军里，成为军队中公开贪污、积重难返的严重病根。
湘军军需用款，计自咸丰三年九月在衡州招募时起，至同治四年九月底徽、休客军解散止，为时共十二年之久（1853——1865），曾国藩前后共分作五案报销：
湘军第一案报销自咸丰三年九月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
湘军第二案报销自咸丰七年正月起，至二月二十日止。
湘军第三案报销自咸丰八年六月起，至十年四月底止。
湘军第四案报销自咸丰十年五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止。
湘军第五案报销自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四年五月底止。
湘军军需用款，总计十二年共用银二千九百一十五万四千余两，湘军这一宗二千九百多万两的巨大军费，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总括一句话说，是从“就地筹饷”得来的。就地筹饷本来不是清代的制度所允许的。清制凡军队饷需，掌于户部，将帅不须自筹，朝廷也不给其筹饷的权力，直到咸丰初军兴时，还守此制。但其时部库已较嘉庆时为减少，军兴两年，又糜饷至二千余万两，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部存正项待支银仅剩二十二万七千余两。而被兵省份，地丁多不足额，税课竟存虚名，部库来源复断。部库既陷于困竭，军前饷需，户部便无法筹措，唯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诸将帅也知其不济，乃各自为计，于是就地筹饷的办法便日兴起来。其时将帅用兵，都以筹饷为先决问题，他们都以为“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所以自咸丰三年后，清廷与太平天国作战，命将出师，诸道并出，将帅无不各就军行所至自筹饷需以供军用。湘军之起，时风正盛，其饷源也自然只有从就地筹饷这一个办法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