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政治上的老成，在于他承认现实，也不促使矛盾激化，而使之尽可能符合于自己的预期目标。曾对李与淮军的期望是：一、打“长毛”，二、隐然“制夷”，三、共同对付朝廷和权贵派的压力，四、平定捻军。这四点都没落空。其中的第一点自不用说，第二、第四点也在以后得以实现，至于减轻来自朝廷和权贵派的压力，曾、李态度相当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达成了共识，双方不计前嫌，相互扶助，力求共保本集团的利益。为达到其目的，李对权贵派大肆进行攻击，挖苦奕“佩服洋兵，畏慑番势，而洋人仍多方欺侮、恐吓”；挖苦都兴阿“胆小张皇”；挖苦总理衙门无能，“趋于柔和，须外有重臣阴持其柄”，这重臣除了指曾外，也包含李本人。曾则对李的洋务长进大加赏识，称誉李比总理衙门高明，“委曲周详，无微不至”，甚至表示要以李的准绳为准绳。更重要的是，曾预感到与上海势力结合后的李与淮军将比湘军强大，而湘军将难容于朝廷，功高盖主后解甲归田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李与淮军无形中会对自己有保护作用，会对朝廷的处置功臣起到牵制作用。所以，当天京被湘军攻陷，湘军随即大量遣散时，曾便密函“谆嘱”李切切不可撤淮军。
同治初年（1862）李在上海养成的坚忍之性，对清廷各种政治力量联合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大业”有很大裨益。当时左宗棠在浙江、鲍超在皖南、曾国荃在南京城下，使得太平军不易集中力量攻打上海，客观上为李的崛起出了大力。李对此也坦诚布公地说：“鸿章以孤军支撑海隅一面，须等左、鲍两军渐渐逼近，声气相通，才可以放胆。”他称此为“釜底抽薪，计无逾此”。诚然，策应是相互的，曾国荃进抵雨花台，李在上海日子就好过得多，而李打赢四江口之战后，对曾国荃军亦解困不少。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承认：“皖、浙、金陵诸军皆得少荃（李）气力。”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于进，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维妙维肖。清史馆为李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拚劲。李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七间，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拚命了却了此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曾国荃就十分羡慕李的这股拼劲，羡慕李“具办事之诚，有任事之量”，说李易于取得成功。李身上的“忍”字是与屈辱连在一块的，尽管李外表并不谄媚，倒是气宇轩昂，一派雍容华贵的风度。他除了屈于封建皇朝，还屈于列强，如果中国国力强，他或许真的会扮演中国的俾斯麦。但中国太弱，他和上海势力无力回天，他带头搞的洋务运动也不能使中国强大。因此，李的忍要忍到甘愿演小丑的地步，同治元年（1862）李谈他的洋务外交时说：“与外人杂处，每到十分饶舌时，用痞子放赖手段，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套法宝李四十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惨败，他的洋务军事大业毁于一旦，亿万国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按说他不忧愤而死，也该忧愤而疾了，但他却照样赴日乞和。在马关，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枪击，脑袋上鲜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嬉皮笑脸、死乞白赖地乞求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减赔款数目。这种九折臂三折胝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难怪在一些传记中他被写成冷血动物。他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还说：“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系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忍到这种可悲可憎的腔调，只能用“畸形”二字来形容。
不过，李的这种坚忍不屈的劲头比之暮气沉沉的旧式官僚，毕竟能给人以振奋向上的感觉。而李身先士卒的英雄气概更使目击者印象深刻。虹桥之战时，李跃马沪郊，以“不作生还之想”激励部下。交战之初，部将张遇春败绩回窜，李稳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只轻声叫左右提刀去取张遇春的脑袋，张赶紧回过头去反冲锋，结果反败为胜。同年十月，李在远郊四江口与太平军慕王谭绍光展开决战。清晨五点，李亲率三路纵队进入阵地，骑马驰骋于程学启、郭松林、刘铭传三将与其他部将之间，调度督催。他甚至还大声叫骂，几乎把大小兵官骂了个遍，但部将都知道挨李的骂有好处，挨骂重者有官升。所以，李的骂声越是高吭，将士的情绪越是激昂。李还冲到太平军阵前喊道：“我就是李大妖头，快来交战！”这一仗打到天色昏黑，终于获胜。
单这一形象就远比上海势力以前的领袖人物薛焕、吴煦之流令人赞佩不已。这个三十九岁的中年人无疑给官场带来了一般生气，而他的某些豪迈举止也的确令人嘱目。比如，李爱“带印孤行”：把大印挂在身上，只带三两个卫兵，扬鞭跃马四处奔波，遇水便弃马就舟，实地了解下情，就地办公。因此，幕府每天将紧急文件整理一包，由专骑递交，须沿途追寻四五处方找到他。后来李任北洋大臣时，也曾轻骑简从去大沽、北塘视察。他还不时微服出访，听到洋兵厉害，他就打扮成叫化子兵模样去观摩洋兵作战。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对副将冯日坤的劣迹进行密查，并得到确凿证据后，将其逮捕，并绳之于法。此事不仅使冯日坤的党羽慑服，也得到了盼望上海出现强有力治理秩序的官绅的交口称赞。
李向以“不要钱，不怕死”“卧薪尝胆自矢”标榜自己，无疑给糜烂成风的上海注入清新气息。曾国藩审阅李送去的文稿，大呼“精细”。李对吴煦报给他的帐目逐笔核算，字字推敲，连老上海吴煦都对他头疼。在给淮军购洋枪洋炮时，李鸿章算盘一拨，算出上海洋商哄抬价格，如从香港采购加上运费也比上海便宜，便立即决定到香港去办货。对买到的枪炮，又命专业人员仔细检验，不合格不付钱。李写奏章时也不像曾国藩由幕客代劳，而是自己起草，叫幕客指陈得失，然后把后者提供的灼见变成自己的增补内容。李曾阐述：“鄙人论事，惟求实求是，听者不察或以为过激”，也就是说他以实用为标准，而带洋味的实用无疑是过激的尝试，守旧者不易接受。李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所拘的务实风格，与李当出头鸟、创大事业的冒险劲头似不统一。他的师弟吴汝纶说此公不退让，不畏避，遇事勇为，令人惊叹。有关国家存亡的重大责任他都担当不辞，坦然赴之。清史馆给他立传时，说他“事之成败，不易常度”。
李鸿章自从创办淮军和就任江苏巡抚以后，就效法曾国藩开设幕府，延揽人才，救时匡国。他既是幕府制度的产儿，又是幕府制度的熟练运用者，他个人的职位、财富和品性，成为他的幕府赖以存在的三大支柱。李幕以统帅李鸿章为中心，肩负着军机、刑名、钱谷、文案等重任。幕府人物重要者多由奏调，或从属吏中特委兼办；次要者或函招，或札委，或自来投效，或辗转推荐，均以统帅为礼聘的主人；其工作俱受统帅分配督导，其地位既为私人宾席，又可随时因功奏保升陟，授以实缺；其薪给不尽为修金，大半由所属局所或军营供给，虽非官俸，亦非出自统帅的私囊。李幕虽然效法曾幕，但在幕宾的选择上却有明显区别。“满堂豪翰济时彦，得上龙门价不贱。”这是李鸿章吹嘘曾幕人才荟萃的诗句。曾幕确实聚集了一大批虽然动机不同但却具有各种才干的人物，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谙习律令、会计的刑名、钱谷之士，有崇儒重道的道学先生，有深悉文案之道的文学侍从，有懂得军机韬略的参谋人员。但是，李鸿章用人却“取瑰异叔傥，其拘守文墨无短长者非喜。”他从实际需要出发，把能力置于道德之上，注重罗致经世致用、精明练达之士，而很少聘请道学先生和文学侍从。他对应聘入幕的人员，多能量才而用，发挥专长。比如，他延揽被誉为“操行贞笃，条理精密”的钱鼎铭、“精思卓识，讲求经济”的冯桂芬襄办营务；招致号称“学识轶伦，熟悉洋务”的凌焕、“才识宏远，沈毅有为”的周馥办理文案。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由于断定“洋军火及捐厘，尤为敝军命脉所系”，因而在征收厘捐和购制洋军火两方面，网罗和动员的幕僚就比其他部门为多，其中著名人物有先后主持江苏牙厘总局和松沪厘局的薛书常、王大经、郭柏荫、陈庆长、王凯泰，主持后路粮台的陈鼐，主持军火购制的丁日昌、冯俊光等。李鸿章对这些幕宾格外器重，赞誉薛书常“廉悫明干”，王大经“操守廉介”，郭柏荫“老成雅望”，陈庆长“精核廉敏”，王凯泰“开明精细”，陈鼐“学养深邃”，丁日昌“才猷卓特”，冯俊光“才气开展”。从李鸿章的评语中，可以看出这些幕宾具有廉洁、精明和干练等特点。其中丁日昌、王凯泰、郭柏荫三人更富于典型性。他们与李鸿章志同道合，声气相求，既依靠李氏而爬上督抚宝座，又凭借个人才智为淮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丁日昌（字雨生）系贡生出身，作过江西县令和曾国藩幕僚。李鸿章赏识其才，早在援沪之初，就曾“求之幕府相助”而未果。同治元年（1862）丁日昌奉命至广东提督昆寿军营“协助筹划战守，督办火器”。但是李鸿章并未气馁，先向粤省咨调被拒，继而于二年专折奏准来沪，经理军械火药购置与制造。从此丁日昌扶摇直上，四年升任苏松太道，后历任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四年四迁，后曾任福建巡抚、船政大臣。王凯泰（字补帆）是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1850）中进士，同治二年经李鸿章奏准襄办营务处、江苏牙厘局，后升任福建巡抚。郭柏荫（字远堂）也是道光进士，同治二年李鸿章以僚属调用，先后置理江苏按察使和布政使，兼办厘务，继而升任湖北巡抚，并一度兼署湖广总督。
更突出的是有上海“文士领袖”冯桂芬的例子。李在北京当翰林时就与冯相识，他到沪不久即发觉冯是个难得的智囊人物，便赶紧向北京奏调冯入营。首举其人，收揽士望。李对冯执礼甚恭，嘴不离“老前辈”三字，确有尊冯为师的样子；而冯自视甚高，久有施展大才之志，其洋务识见对李也大有裨益。时人把两人的关系比作刘备与诸葛亮，说冯“佐戎羽扇，指顾规划”，“在淮军幕府襄办军务两年，其中一切抚剿事宜多听赞决”。为此，曾国藩点名要李放冯去湘军幕府，李却硬是不放。李一向不喜别人起草奏章，但其重要奏章和洋务事项的奏章皆由冯起草。上海第一所华人创办的西式学堂广方言馆的日常工作，如：写奏疏、订章程、聘洋员、招生徒等，都由冯一手包办。冯还自任监院。此外，李的“减漕”之议的大纲细目也均出自冯之手。因此，李后来为冯撰墓志铭时，还旧情绵绵地写道：“在江苏与之共事最久，知之最深”。李还屡屡说自己因采用了冯的理论，才使海内知己推服，“鸿章不敢掠为己有”。冯的理论天下皆知，李不掠美的做法也十分聪明。
对有才能的文士，李真不愧笼络有术。民间曾传李与名士范肯堂的故事：每逢初一、十五两天李必正衣冠候于范的居室外问安；初时每顿饭，必送鱼翅到范桌上，但因范不喜吃鱼翅，李就改以干鱼翅赠予范的双亲。范还用李的御赐紫缰马车访友、嫖妓，李不但不加责怪，反增拨八名小兵充范出游时的护卫。后来，受宠的范肯堂一意为李报效，竟无意于金榜题名，不再涉足科举。且不论故事本身之虚实，单就民间留此传说，也说明了李鸿章为收买文士之心是颇下功夫的。同治元年，上书太平天国的上海名士王韬逃到香港去避祸，李仍表示赏识其才，几次派人延请王韬来沪当上宾；王韬虽未敢贸然入幕，但在受宠若惊之余，把自己的奇策妙计，都毫无遗留献给了李鸿章，无形中成了李手下不出面的特别谋士。而原先投身湘军幕府的上海人才也一个个被李拉回上海，入其彀中。如上海第一艘西式军舰的船长张斯桂从安庆回来，助李西式练兵；享有名望的科技人才徐寿、李善兰、冯俊光等，先因上海危急而赴皖托庇，同治元年下半年又都陆续返沪，为李办洋务出力。连曾营中原来不是在上海的洋务人才，李也设法“挖”了过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丁日昌。曾国藩在这点上眼光不如李，有宝不识，认为丁日昌“众望不孚，难以胜任大事”。但李却看准了丁的洋务大才，使出浑身解数邀丁来沪：上奏请清廷，下敦求曾国藩，并暗中请自己的哥哥李瀚章为专使到广东当面礼骋。丁于同治二年（1863）来沪后，李大胆使用，连连拔擢，三年就升至江苏巡抚；丁果然不负其望，后来为李支撑起洋务大业出了大力。
名士俞樾把李的文人班子比作“人才渊薮”，可见当时士人对此印象极深。上海有身价的读书人入淮军的不可悉数，像徐光启八世孙徐士荣主动进李的大营营务处，后又赞襄刘铭传等，得保授花翎、道员衔。再如，上海著名天主教徒马相伯、马建忠兄弟的异端气质也没有使李拒纳其人，两人都成为了李的洋务要员。纵观这一切，无疑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李不得不包容异端。
当初李寄食安庆时，还没有同吴煦、杨坊在权力问题发生冲突。因为那时，李鸿章与两人的关系就像乞丐与施主一样。但一俟李开府沪江，情况就不同了：由谁来掌握上海的实权，即谁为主、谁为次的问题就必须要彻底解决。吴想要李当第二个薛焕，做个威严的摆设。可是，他却低估了李鸿章，强龙难斗地头蛇的既存优势使他过于轻视这个比自己小十四岁的后生。吴任上海道已四年，又署布政使，按说晋升为巡抚的应该是他，以前赵德辙、薛焕就是按这个顺序晋升的。上海是金钱世界，吴因手握财权而有主宰感，反而把只有福建道台之衔的李越级掌苏抚之印视其为暴发。而在李眼里，吴充其量是个手法卑鄙的市侩，根本不能同自己的正途科班出身相比。吴连秀才都不是，而李是天子门生，是够吴羡慕不尽的进士出身。吴是刀笔吏，李是翰林官；吴是久踞上海的经济大亨，李是初到沪上的军事强人。是吴手里的钱驯服李手里的剑，还是李手里的剑降伏吴手里的钱？其实，钱不一定就会败于剑，然而，在上海的那个年代，在这两个人之间，剑却比钱更有力。
吴煦曾与吴云私下议论过李，用“胸少定识”四字来勾画之，但事实表明他俩看错了人，倒是李看出吴的弱点是“未能事事踏实”。不过，李、吴争夺上海实权之初，李确实吃尽了苦头，有口难言。他的淮军一度无钱购菜，只好空口吃白饭。吴煦舍不得把财税大权移交给李，李每月从吴手里领取不到九万两的经费，再想过问就难上加难了。而吴常常以洋人会防、“常胜军”等开支浩大，稍有差池会失洋人之欢为由，弄得李无可奈何。在上海，财权与军权连在一起，没有财权实难治军。为此，李常常骂吴为盗贼，把吴视为最可恨的人，虽然当面仍称吴为兄长，恭敬有礼。吴煦也一样，他很快发现自己请来了主宰者，而不是受差遣者。尽管吴煦与吴云等给李起了个“青莲”的外号（李白号青莲居士，故以青莲暗喻李），暗中揶揄，但在官场上他们并不占上风。
同治元年（1862）六月初，李下令关、厘分办：关税部分仍由吴煦经管；厘捐部分则由李委任的薛书常总办，原总办吴云免职。在这之前，五月十六日，李已严令吴煦：每笔支放的款项均需请示批准才可发出。李抓住吴煦一贯挪借公款的把柄，把其逼得慌了手脚。六月二十八日，吴煦以禀报的形式向李叫屈：“官阶虽有卑崇，是非岂无公论。”话中显有反击之意，但主要是为自己辩解。但李出手狠辣，使吴的指天赌咒显得可怜巴巴，实际上是在求饶了：“职道略具人心，天良未灭，凡有一举一动，万目昭彰，假若果然心存苟且之利，不特明有国法，幽有鬼神，上何以报君恩宪德，下何以服僚属兵民……当此之时，犹存侵公肥己之见，乃盗贼之所为，直狗彘之不若。”趁吴惶惶不安之际，李趁机出面抚慰，并巧言诱出了吴秘藏的账册，强行夺下了吴的全部财权。
失去财权的吴就像一只无脚蟹。吴的不堪一击的武装力量或是被太平军歼灭，或是被李收编为淮军。李鸿章残存的原清军防军经过淘汰整顿，编为六营淮军，吴辛辛苦苦建立的炮兵部队会防局炮勇，李也照单全收。并将原清军上海水师中的精锐者，收编为亲兵水营。捕盗局小舰队也照此办理，该舰队资格最老的舰长姚曦后来还兼任了李的外交专员。“常胜军”的清方人员也听命于李。十一月，李又用提拔吴的部下的办法，收下吴的两颗大印：原上海知县、生肝病的黄芳接道台之印，刘郇膏接布政使之印。黄芳一年前还远从湖南写信恳请吴给个美缺，说：“身在楚南，心驰江左，就如出嫁之女不愿久住母家”。吴未睬他，李把他从湖南召回，于是心里衔怨的黄芳坐上道台交椅后，吴只好暗自叫苦不迭。
到了九月，李已能洋洋得意地宣布：“上海军事、饷事都由鸿章一人主持。”李把吴周围的核心人物一一清除出最高权力圈：薛焕虽助李打击吴，仍被客客气气地挤到了北京总理衙门，但尚与李维持良好感情，后来薛的女儿还与李的侄子联姻。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江南提督曾秉忠两个一品官去位；苏松粮道杨坊见势识乖，自请辞职。李对吴、杨、俞斌等更是手下无情：先是由黄芳出面，向吴逼债，凡是吴经手借到的中外贷款账目不清者都须退赔。接着又请杨坊报捐，但这个小气鬼只捐了一万两，后来不得不掏出数十倍于此数的巨款才得以过关。而对俞斌更狠，先是罚款二十万两，接着革职清查。从此，吴、杨、俞彻底垮台，俞斌从政坛上消失了，杨坊在三年后也郁郁而死，吴煦用“毁家”二字来哀叹自己的惨状。
然而，李鸿章却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而将吴煦的党羽彻底清除。吴煦的党羽，除了吴云与闵钊是李使之去职的吴煦亲信外，其余几乎全部留用。清廷指名要严办吴煦的心腹金鸿保，李却舍不得。他答复朝廷与曾国藩关于惩治这些人的督责时说：“一动都动，未可苛求。”李深知人才难得，欣赏吴煦手下的人“才力精微”。应宝时是吴煦的洋务大将，李转而使应宝时成为了自己的洋务要员，不仅把应安置到吴云的位子上去，还使应荣任上海道台，吴煦重用的同乡陈锦向李效忠，也为李所重用。陈锦自吹为李办了九件大事，差一点暴死在任上。李用什么妙法把一向听命于吴煦的杭州帮与老部下收为己用的呢？首先，升官是不可缺少的。知府级的赵炳麟被升为实署常镇道，吴的记室高树森从掌管“常胜军”炮队的差使升到道员，另一掌管统筹“常胜军”事务的李恒嵩也从参将升到提督。如此的“知人善任”，他们怎会不对新主人感恩呢？此外，竭力包庇也是一条。如南汇县令邓贤芳弃城来沪，按律要杀头，李却不仅任用他，还奏复了他的原官。吴煦多年的经营等于为李预备了一套现存的人马，自己却是“门生故吏都化为戈尖矛头”。这既是吴煦个人的悲剧，也是李鸿章与上海势力结合的必然结果。李对吴寡情薄义，对吴手下的人则多情厚义，这也正是他与上海势力相勾结、成为上海势力代言人的标志。
在同治元年（1862）上海人目睹之怪现象中，李鸿章与吴煦的恩恩怨怨可算一桩。他俩之间可谓充满了怨恨，却又雷打不散地共事。吴是李的对手，也是李的助手；特别是在吴失去控制上海的实权，不再形成对李的重大威胁后，更是如此。此种关系在李与杨坊、俞斌、吴云的关系中同样存在。家被清查的俞斌仍在捐军火，杨坊在该年一次就为李购进高质量的“真洋枪”一万杆、马车大炮十二尊。在“减漕”大政中，李仍把吴云引为指臂之助。李不把这几个人置于死地，在适当惩罚之后，李采取的方针是“不论不议”，也就是说不多算账。因为双方在更多、更大的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李鸿章、曾国藩在吴煦等人的配合下，沪、皖合营走私山盐。当李军威鼎盛，蒸蒸日上之时，吴、杨对李表现出趋奉不遑、急欲图功的热情。没有吴、杨等的出力，李要在上海打开局面是不可想象的。李要洋炮，吴一开口就说捐二、三百尊。吴的放弃昔日野心，乖乖听话，也是一种特殊的与李结合的方式。曾打到南京的曾国荃就夸赞李、吴“同寅之间恭敬和协，从此甲士益强”。李心里当然估得出吴的贡献，因而三年之后，李将吴的亏空一笔勾销——与李自己的巨额开支一同奏请报销。十年后，李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念旧地溢美吴的神助之功，强调是他俩在共保上海的自立。
李心狠手辣，但面和言甘。他处处仍以“愚弟”自称，对杨坊被白齐文殴打大表慰问，叹其“伤病可怜之至”，对吴煦也大表佩服，褒之为“老谋深算”，劝道：“吾兄此时只有拿定主意，一切担当，徐徐清理，耐烦忍气，但将善后各事办妥，识者必共谅也。”“阁下受微过以谢人言，谅无介怀。”一打一拉，一刚一柔，老狐狸吴煦怎么玩得过长鹤精李鸿章。
李在好多事情上都离不开吴煦，尤其是在督带“常胜军”与一些洋务事宜上。李对曾国藩打比方说：该军的整顿要靠吴、杨，“解铃还须系铃人，似仍在吴、杨身上着力，乃有下手处，否则，该军的变态，更不可捉摸”。吴煦的“常胜军”督带之职始终保留，吴称病“蠖伏”在家时也一样，李拨出专差专马供吴与该军之间作通讯之用。李恒嵩定期或就某一事向吴汇报、请示。同治三年（1864）四月遣散“常胜军”事毕，李恒嵩专呈驰报吴煦。四年，吴助李购置西洋军火、制造洋炮洋枪、西法练兵、联络民团等事。但虽然如此，吴煦心里却悲凉之极，他在李功成名就之日懊恼自己十年一觉洋场梦，到头只当“下场人”，“遇到亘古罕有之变局，留下亘古未有之牵累”。
自此，李鸿章闻名遐迩，在洋务运动史上独领风骚四十年。上海的资金、人才、技术等优越条件促成他当上了洋务运动第一号人物，促成了他在第一个改革领域——以军训、军工和军事设备更新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改革——独步华夏。李后来创办民用企业三大端——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机器织布局也都在上海。至于没有设在上海的矿务企业，也有来自上海的唐廷枢、李金镛、吴炽昌等人员监督管理，有来自上海的巨额投资，其中仅光绪九年（1883）上海投资矿务之银就达三百万两。由此衍生的变革如琐碎豆丁地加以记录，无疑可撰集成另一本书。
历史让上海把李鸿章造就成不伦不类的“中体西用”的改革家，上海势力也把来自淮北的李鸿章推上了无冕之王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