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为“门生长”
李鸿章入幕之初，曾国藩拿出他的“磨砺人才术”，李鸿章叫苦不迭，负气而走。再入曾门，为曾国藩度过“北上勤王”难关，身价倍增，曾国藩密保他“才大心细，劲气内敛”，由道员直升巡抚。曾国藩说：曾、李两家，连结一气，中外之患不足虑。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县人，字渐甫，号少荃，排行第二。李家世代耕读为生，到了李鸿章的高祖时，才有田二顷，算是生活有了一定保障，过上自耕自给的日子。但一直与科举没有缘份。道光十八年（1838），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考中进士，李氏一家也就成了庐州的望族。
道光三十年（1850），李鸿章在翰林院教习三年期满，散馆考试成绩优良，得以“留馆”，充任翰林院的“编修”，官正七品。翰林院的编修虽然只是七品小官，但清代的汉籍名相，十有八九由此起家，问题是在各人进入翰林院以后的学问与德业修养如何。咸丰二年（1852），李鸿章在翰林应翰詹大考，列为二等，得蒙皇帝的文绮之赏。这本是翰林升官的良好开始。无奈此时的清代中国，已因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平时代悠闲养望的翰林生活，在此时已经不能适应，就连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都需要在湖南创办团练。李鸿章的原籍安徽合肥，此时亦已遍地萑苻，伏莽四起，决不可能容他继续在京中做悠闲自在的翰林官。同年，刑部左侍郎吕贤基上疏咸丰，认为，当时的形势，“如同人生了大病，元气伤尽，血脉枯竭，而外界侵袭不断。如果再讳疾忌医，就不可救药了。”他建议皇帝下诏求言，并表示愿意回家乡举办团练。
咸丰帝是否同意吕贤基的指责，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他要求回籍办团练倒是“从谏如流”。三年二月，吕贤基奉咸丰帝之命回到原籍安徽，任安徽团练大臣。临行，他奏请李鸿章父子一同回乡，协助办理团练事务。这样，李鸿章又被迫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还有的记载说，李鸿章回乡是因代吕贤基“草奏”。一天，李鸿章在海王村书肆中，偶遇同乡对他说：“你难道不知省城已失？在这悠闲作不急之务。”李鸿章闻言大惊，急忙跑回，告诉同乡吕贤基，怂恿上奏。吕贤基被李的三寸之舌说得心活，答应由李草奏，吕署名上奏咸丰帝。李鸿章回到寓所，翻检书籍，审察时势，惨淡经营而成长篇。时已是深夜。好在距吕贤基家不远，便派人送上。可是吕家早已锁门，不得入。到了清晨，派人直赴通政司投奏，他自己因困倦已极，酣睡不醒。一觉醒来，已是午后，想起昨天的事，驱车去见吕贤基。刚入大门，就听见吕家阖门大哭，好像刚死了人。登入大堂，吕贤基从内跳出，说：“你害了我！皇上命我回乡办团练。我也害你，奏请一起走。”当天晚上，咸丰帝召见吕贤基，次日成行。李鸿章后来有“谏草商量捍吾圉，伏蒲涕泣感君恩”，记的就是这件事。
吕贤基，道光进士，先后任过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等职；咸丰帝上台后，提拔为工部左侍郎，后又兼任刑部左侍郎。官场的升擢，使吕贤基感激涕零。李鸿章为少年新进之士，他同吕贤基一样感激“皇恩浩荡”。他们决心大显身手，以维护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清王朝。
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英雄”们常常是命蹇事乖。吕贤基回到安徽后，驻守在巢湖西边的舒城，在舒城、桐城一带招兵买马，搜罗亡命之徒，居然拼凑了一支军队。是年十一月，太平天国西征军胡以晃部一举攻下集贤关，并连克舒城、桐城。企图螳臂挡车的吕贤基、李鸿章之徒自然难逃厄运。吕贤基所办的团练被歼，资本丧尽，后为表示忠心报主而投水自杀。而李鸿章却并不像吕贤基那样愚蠢，他很懂得珍惜生命，于是逃之夭夭。所谓团练的事也便付之东流了。李鸿章这个封建末世的“英雄”，在走上政治舞台之后，第一次碰了壁。
李鸿章逃离舒城，寄身于安徽巡抚福济幕府，企盼凭借福济的力量重新崛起。福济，字元修，满洲镶白旗人，必禄氏，道光十三年（1833）恩科进士，官至漕运总督。咸丰三年十二月胡以晃部攻克庐州，击毙安徽巡抚江忠源。这样，福济被清廷调任为安徽巡抚接替江忠源。此人以旗籍贵族而中进士，在学问上倒不能说不学无术，但在那种纷乱复杂的形势下，实在缺少应变之才，更不懂用兵打仗之事，是个典型的贵族老爷。安徽靠近南京，为太平军必争之地，太平军频频出击，福济左支右绌，更无力恢复省城庐州（今合肥）。
李鸿章以幕僚身份向福济建议，先攻含山、巢县，以阻断太平军的援军和粮饷。福济本来一筹莫展，便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并给他一支军队，令他去袭击含山、巢县。此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疯狂反扑，拖住了太平军的主力部队。李鸿章乘此机会，居然夺得了含山、巢县两城。咸丰五年（1855）八月，又进逼庐州。驰援庐州的太平军石达开部因湖北战场形势紧张，不得不回师增援。于是，庐州又被福济、李鸿章占据。
因为这一侥幸的胜利，李鸿章博得了善于用兵打仗的名声。福济对他倚若股肱，立即上奏朝廷，授李鸿章福建延津邵道道员，赏顶戴花翎。福建远在千里之外，这“道员”实在是徒有其名，并无职守。所谓“花翎”，也不过是一根插在帽子上、以示荣宠的野鸡毛（高官则为孔雀翎）。但对李鸿章来说，这是其政治生涯中第一次用太平军将士的鲜血换取的一笔政治资本。他更决心为清王朝卖命了。
其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病故。不知是因为合肥没有守孝的条件，还是为了表明其与太平军为敌到底的决心，李鸿章依然留在军中效力。
但是，他没能青云直上。封建官场中的互相倾轧、猜忌、妒嫉，使李鸿章在福济幕府中不但不得志，反而成了众矢之的。他升任道员，同僚侧目，谤言四起，福济对他也不便过于倚任。于是他自觉“怀才不遇”，心情郁郁。这大约是他求之甚多、得之甚少的失望吧？
咸丰六年（1856）三月至五月，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声势大震，对安徽方面加强了攻势。清兵如惊弓之鸟，逃避尚且不及，何敢轻易言战？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为显露其“才干”，依然力主出击，大举反攻，夺回被太平军占领的安徽各地。这个时期的李鸿章，实在还不懂得宦海升沉的奥秘，不知道愈是“表现”，便愈为同僚和上司所忌的“道理”。提督郑魁士素来看不起这个急于邀功的少年新进之士，他自己对出击也很害怕，于是用言语讥刺李鸿章：“敌人如此强大，你要出战，能保证获胜吗？敢立下军令状吗？”李鸿章一怒之下，援笔疾书，留下了军令状，率军出战。且不说这次出击形同儿戏，即以敌方兵力而论，以少年书生李鸿章率领些许残兵去对抗盛极一时的太平军，何异于以卵击石！李鸿章的队伍刚一出动，太平军就漫山遍野而来。在太平军强大的声势面前，清军不战自溃，李鸿章仅以身免。而太平军乘大胜之余威，勇往直前，拔除了清军许多据点。合肥附近的团练营寨也被踏平。这一次，李鸿章在太平军的坚壁上碰得头破血流。他进退维谷。一方面，军败受挫，难以复命，无颜见“江东父老”；另一方面，少年豪气被扫荡一净。他又羞又恼又伤心，只得带着母亲和几个兄弟，灰溜溜地逃到江苏镇江。但是，李鸿章并没有丢掉其勃勃野心。
镇江附近集结着清军的各路兵马。李鸿章到镇江后，多次走访清军各路统帅，以图再举，想创造一个奇迹。但是，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他的话又有多大份量？那些职尊位显的清军统帅虽然在太平军面前胆小如鼠，但对他李鸿章这样的少年书生却是气壮如牛，有谁把他放在眼里？又有谁不惜命贪生，听了他李鸿章的几句“豪言壮语”就拿名誉、地位乃至生命开玩笑？李鸿章落落无合，更觉“壮志难酬”，只好凄凄惶惶地住在陋巷中，怨天尤人。这真有点“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味道了。
另一记载则活化出李鸿章不得已加入曾国藩幕府的实情。
咸丰初年，李鸿章以翰林在籍办乡团。其时皖南北土匪遍地，各乡筑围以禁，而又此围攻掠彼围，扰无虚日。朝廷派胜保办皖军务，胜保怀疑皖籍的李鸿章，处处设防。一日清晨，土匪攻乡围，李鸿章领围出战，竟败退而归。时已过中午，饥饿已极，入宅不见一人，知已先避去。快步往厨房走，饭正熟。灶低，即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送口狂咽，无暇用箸，亦无一疏。随咽随呼曰：“同队快干（快食的意思），好跑（快逃的意思）。”饱后仍退，忽报胜保从后赶来。李鸿章十分惶急，虑有不测，前又有敌，不得已掉回头迎谒胜保，速告匪情。胜保仍令向前击匪，略派队助之。幸而胜敌，胜保始无辞。不久投曾国藩幕。
上文所说的胜保，乃是当时督办安徽军务的钦差大臣，满洲镶白旗人。此人在咸丰年间以“知兵”得名，颇著战功，然而其骄纵贪淫及专恣跋扈，好行杀戮，在当时亦属首屈一指。他怀疑李鸿章据地自雄，名为团练而阴与土匪勾结。如果他真的因此而向皇帝奏上一本，李鸿章真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在这种处境中跑到江西投奔老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