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第一高参
郭嵩焘为曾国藩的湘系出了四招，惊动了全国：请君出山；创制厘金；倡建水师；举荐第一将才江忠源。曾国藩的回报：将其女许给郭作儿媳；帮助他进京入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
嘉庆二十三年（1818），郭嵩焘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地主家庭。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也写作云仙或筠轩、仁先，晚号玉池老人。因他的书斋自名“养知书屋”，故又被人称为养知先生。
郭嵩焘先祖原籍江西吉安，明朝万历年间迁至湖南湘阴。他的曾祖父名熊，字梦兼，号望湖。这位望湖君“善居积，富甲一邑”，为湘阴望族。他的祖父名诠世，号括矩，是个一诺千金的豪爽人，别人有求必应，家道也因此在这位阔公子手中开始中衰。据说一位县太爷从郭家借走重金，不料祸从天降，不多日县令便撒手西去。这一突然变故骤然让县令家无所适从，县令的夫人因无法还债，请将两位美婢抵债，括矩却一口回绝，并当面撕毁了契约。到了他的父亲与伯父分家时，“日趋虚乏，各得岁租数百石，每岁衣食足资取给。”郭家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不过尚能维持小康局面，以后便每况愈下。郭嵩焘从14岁起，开始为饥寒所迫，那一年“湘阴连逢大潦，田租无所出，先生家往往不能举餐”。他的弟弟崑焘小时候的玩具，只不过是一块破砚台和一些零碎的可怜玩意儿，很不像样子。18岁的郭嵩焘，每年都要为一家人的衣食而奔波。这一年，郭嵩焘与同县陈兴垲之女隆瑞结为夫妇。郭、陈两家世代有婚姻关系，郭嵩焘自幼写得一手好文章，深为陈老先生喜爱，认定此子日后定成大器，便将隆瑞的姐姐许配给郭嵩焘。但没等到成婚的年龄，陈小姐便夭折了。陈老先生自信有识人之明，便又将小女儿许与郭嵩焘。此时郭氏家境已很窘迫，但陈家毫不计较，婚礼如期举行。不过，这一对小夫妻并未能享受到“蜜月”的幸福，家庭贫苦的重担压得他们很少感受到新婚的喜悦。快过春节了，逼债的人纷纷登门索讨，全家相对愁叹。好在新娘子温柔贤惠，对于夫家的穷困“视之怡然”，淡然待之，算是使郭嵩焘免去了一层内忧。
道光十五年（1835），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与弟弟同补博士弟子员。第二年，他开始在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是年曾国藩26岁，刘蓉21岁，郭嵩焘19岁，“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终不在温饱”，这是三人共同之处。但曾、刘攻程、朱理学，以封建卫道士自任，逐渐向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方向发展，郭则“精研词章”，带着更多的文人气质。后来曾国藩评论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认为他只能著书立说，不能胜任官场的“繁剧”工作，大概就是嗅到了郭嵩焘身上的异端气味。
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是中国近百年屈辱历史的开端。在资本肆意驱使人的意志，强奸良知时，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军民奋起还击。浙江作为战争的前沿，各级官吏积极备战。新任学政罗文俊刚踏上浙江的土地，便招贤纳士。后经友人介绍，郭嵩焘以幕僚身份离京赴浙。
人生重死轻别离。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珍视友谊，更感激郭嵩焘在自己病重期间的精心呵护。离别12日，面对孤灯只影，他更加想念这位同乡贤弟。在《寄郭筠仙浙江四首》诗中，充分表达了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对郭的感情：
一病多劳勤护惜，嗟君此别太匆匆。
二三知己天涯隔，强半光阴道路中。
兔走会须营窟穴，鸿飞原不计西东。
读书识字知何益？赢得行踪似转蓬。
碣石逶迤起阵云，楼船羽檄日纷纷。
螳螂竟欲当车辙，髋髀安能抗斧斤？
但解终章陈策略，已闻王歙立功勋。
如今旅梦应安稳，早绝天骄荡海氛。
无穷志愿付因循，弹指人间三十春。
一局楸抨虞变幻，历围梁栋藉轮囷。
苍茫独立时怀古，艰苦新尝识保身。
自愧太仓縻好爵，故交数辈尚清贫。
向晚严霜破屋寒，娟娟纤月倚檐端。
自翻行箧殷勤觅，苦索家书展转看。
宦海清怀蝉翼薄，离人心绪茧丝团。
更怜吴会飘零客，纸帐孤灯坐夜阑。
此时的曾国藩，刚刚散馆作了翰林院的检讨，前程似锦。但贫病交加，友朋四散，感慨30年的人生漂泊，还是“纸帐孤灯”，做个“飘零客”！
道光十七年（1837），20岁的郭嵩焘考中举人。科举连连得意，已经可以望见官场豪华的大门了。次年，他与曾国藩踌躇满志，一同赴京会试，并住在同一寓所里。榜发，曾国藩高中第38名进士，他却名落孙山。京城八月，遍地是桂花飘香。可是花开盛景人意淡，郭嵩焘匆匆的往家赶。当他与曾国藩乘坐的小船抵至安陆时，突遇大风，小船几次被卷入激流中。当小船安然靠岸时，俩人庆幸躲过了一场“天灾”。可是，祸不单行，郭嵩焘垂头丧气地回到湖南，一进家门就发现那个又瘦又弱的四弟不见了，母亲流着泪告诉他，弟弟病死了。一个“容貌端丽，聪颖秀发”的可爱的小生命被贫困吞噬了，家人在昏暗中对着孤灯相向而泣，这种凄凉的家境使他下决心再一次去奋斗。
道光二十年（1840），他二上北京，大有破釜沉舟之概。其别两弟诗云：“拭泪语两弟，守耕虑无烦，一顷或难谋，一椽苟相存。斯言君倘忆，何为复走奔？穷年席不暖，欲挂声先吞！”四月，会试榜发，他再次不中。家中一贫如洗，北上的路费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才勉强凑足，至此他已囊中空空。恰在这时，曾国藩因暑热难耐，病倒在京城果子巷万顺客店。病势“危剧，几不救”。作为好友，郭嵩焘虽然已一贫如洗，但还是四处奔波，请来了吴廷栋为曾国藩治病，并亲自熬药护理，曾国藩的病才一天天好了起来。
郭嵩焘到任后，对浙江防务多所陈献。时郭嵩焘二十几岁，正是年青人慷慨论天下事之际，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对外敌入侵的无比愤慨，鼓舞这位文弱书生冒着“矢石”、“锋镝”之危亲临战场杀敌。但个人的“忠义之气”无力挽回大局，战争失败了。“上邦大国”意外地败在“岛夷”手下，郭嵩焘对此悲愤万分，事后写过不少诗抒发感慨。
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郭嵩焘结束了两年的幕僚生活，离浙返湘，七月与刘蓉会于长沙。以他们的交情和郭嵩焘当时的忧愤心情而论，此次聚晤，谈论更多的是江浙官场的腐败及英方情况。他们看到外患不会到此为止，洋人欲壑难平，中国如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整顿，后果会不堪设想。
道光二十三年（1843），郭嵩焘“馆辰州，见张晓峰太守，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无可易者。嗣是读书观史，乃稍能窥知其节要，而辨正其得失”。辰州即今沅陵县。与张太守的一番谈话，使他领悟到：从古至今的边患，都不是由于敌方如何强大造成的，根本原因在自己处理失当。想要变被动为主动，只有从检讨对外方针着眼，从国家内部的改革入手。这个思想，成为郭嵩焘日后探讨洋务的基本出发点。
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郭嵩焘第三次赴京会试，住在好友曾国藩家。当时曾国藩在文渊阁任职，对郭的到来，十分高兴，作《喜筠仙至即题其诗集后》，诗中有“忆君别我东南行”，“五年奔走存骨皮”等句，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同情感。为了会试，郭嵩焘与冯树堂在曾公馆共同制订了一课程表：“每十日作文一篇，每日看书十五页”，要求自己持之以恒。他已经失败过两次，对此次考试已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会试之后他又怀着侥幸的心情参加了“大挑”的竞争。“大挑”是清代科举制中的特科，应考举人都可以参加，不考试文章，专以相貌应对录取。每20人为一组，挑一等3人，任为知县；二等9人，任为府、州、县学教官。传说某县有一位姓金的孝廉，相貌极丑，“五官布置皆失其所，见者咸笑而不敢正视”，居然也敢赴大挑。及入大挑场，主考的王某竟然挑金某为一等，令各陪考相顾愕然。王曰：各位不必惊讶，此人胆量可嘉。众问其故，王曰：此人面目如此，竟敢入挑场，非有姜维之胆，怎敢如此。郭嵩焘相貌既无金某的奇丑，也不够魁伟，大挑未得。他走投无路，抑郁难平，曾国藩极力劝慰他。四月八日，会试榜发，他果然又未考中。但因第二年有会试恩科，他决定在北京坐等。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他的弟弟崑焘也从湖南抵北京赶考，四月十一日发榜，郭氏兄弟又双双落榜，只好返湘。直到二十七年（1847），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考中进士，从此跻身于上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