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起义是一次幼稚的排外运动，受害者主要是中国的基督教徒。在许多满人贵族和一些汉族官吏对义和团运动下赌注之时，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则意识到：义和团的咒语和刀剑是敌不过新式武器的。他们认为，杀戮教徒和传教士，以及破坏有外国影响痕迹的如铁轨、电线杆等物，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据赫德爵士——著名的北京使馆被围的幸存者——说，中国人（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除外）似乎认为，这场运动的最大过失在于它的失败。义和团的民族主义本能（当然不是它的倒退的信仰和方法），表明了20世纪中国的主要倾向。
义和团因其成员皆习中国传统的拳术或柔道而得名。开初它是北方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民间秘密结社，由曾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农民组成。它可能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大量灌输道教和佛教的信条，实际上系反王朝而不是反基督教。然而，在1898年春，它主要是排外，因而使沉寂已久的山东义和团运动趋于复苏。这只是全国正在蔓延的下层社会动乱的一个方面。腐败无能及内部造成的经济困难，虽是引起动乱的主要原因，但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入，则是明显的促发因素。廉价的外国机制品的输入，平底帆船被汽船取代，都使中国的失业人数有增无减；支付外债，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繁重的赋税，引发了1897年和1898年南方广西三合会大起义。同样的情势，也在其他省份出现。对清朝政府不满的缘由虽然各地有些不同，但因中国的基督教徒或传教士惹事而触发的起义却愈益增多。
基督教徒不参加当地的节日活动，又不分担过节的费用，因而触怒了乡民。当外国神父代表罗马天主教徒，介入涉及非基督教徒的争讼时，罗马天主教徒尤其招人怨恨。1899年初，天主教传教士获得与中国官员同等的权利。如是一个主教就相当于一位总督，不屑与低级官员打交道。传教士僭越这类特权，激起当地权贵的愤怒。后者便极力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外国人及其“走狗”，藉以转移人们对动乱根源的注意。事实上，反传教士的骚乱在南方早已屡见不鲜，但是，却是在北方，特别是在山东，排外情绪突然迸发为一场“十字军运动”，很快就把清政府拖进一场与列强的战争中去。
1897年，华北发生饥荒。次年，黄河泛滥，给山东数百万无家可归的农民带来更大灾难。在发生这些自然灾害——又因赈济措施不当而使灾情愈加严重——的同时，德国又染指该省，且将它据为其势力范围。德国海军部耽于·马汉关于海上强国作用的论点，一直在中国沿海寻觅基地，结果看中了胶州湾。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遇难，德国便借此强租胶州及其腹地作为赔偿。可是，山东系孔子的故乡，当地居民对外国人的侮辱——德国人尤甚——十分敏感。外国的官吏、探矿者和推销商的傲慢无理，以及以精力充沛的教堂仆役著称的山东教堂之德国主教的狂热钻营，在乡村挑起了大量事端。德国人的报复，其中包括把整个村子烧光，如此野蛮和疯狂，连一些中国通也感到震惊。威廉二世曾宣称：“当无数的中国人感到德国人的铁拳架在其脖子上时，他们将吓得发抖。”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德国人的暴行愈促使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民自称有着外国人的枪弹打不进的神奇力量。他们冀图通过先杀皈依基督教的华人，使“外国强盗”离开中国。结果，被义和团杀戮的人中，中国人远多于外国人（被杀的外国人约250人，其中传教士居多）。开初，义和团谴责清廷放纵外国人，并同官军作战。但是，到1899年秋，他们只专门对付外国的威胁了。新任巡抚袁世凯预见到排外骚乱的危险后果，便把义和团民逐出山东，于是这些人便在国都附近的直隶到处流窜。在京畿，官方对他们十分宽容。自戊戌政变失败后，保守派控制着朝廷，慈禧乐于有机会报答不再向朝廷泄怒的民众运动。此际，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
但是，自1899年12月31日山东一位传教士遇害后，5个月过去了，未再发生外国人被杀之事。然而，尽管如此，义和团对教徒的恐吓，使传教士更加警觉。1900年5月底，在义和团破坏铁路后，各国外交官决定炫耀一下武力。于是，一支由约400名士兵组成的联军，被派往北京保护使馆。至6月3日，有24艘兵舰停泊在天津附近海面。此时，双方的疑惧愈甚，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6月10日，一支由2000余人组成的联军，在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率领下，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其时，义和团的狂热支持者以欺骗手段，使慈禧误信外国人要她还政。因之慈禧认为，没有理由再克制了。17日，联军攻下距天津35英里的大沽炮台。18日，清军反攻，迫使联军退回天津。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清兵枪杀，各国使馆被义和团围困。次日（21日），中国政府向列强宣战。
这只是亲义和团的北京政府的一种表白而已。帝国其他地区有势力的封疆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人懂得，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不能取胜的，因而想方设法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害。他们不仅对朝廷的宣战不予理睬，而且极力主和。这些控制着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现实主义官员，一面宣称忠于朝廷，另一方面却通报外国政府及其驻华领事，称“造反者”已在北京掌权，而且发动了一场皇帝“没有批准”的战争。他们保证，如果列强不将其军队及炮舰开进来，他们的辖区便不会招来义和团骚乱的麻烦。这样，子虚乌有的义和团“骚乱”便被捏造出来，且为列强乐于接受。此举有何不可呢？因为这意味着交战状态可限制在北方，同时也意味着种种条约义务，包括应支付的外债和赔款，皆可由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认可并承担。对与中国毗邻且急于对华扩张的强国来说，华北的战争正是求之不得的。沙俄的陆军大臣就极欢迎义和团的骚乱，称“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夺取满洲的借口”。
对孙中山而言，清廷与列强的纠纷，也似乎是件意外的好事。他一直在为发动粤东的三合会而密谋，如今看到各种组合和选择近在眼前。
6月，宣战之前，孙中山得到一个来自广州的撩人心扉的信号。刘学询——1895年曾与密谋者调情，于今充当李鸿章幕僚的野心勃勃的文人——来信说：其上司正考虑在建立独立的两广政府方面与孙中山合作。这大概不是总督的想法，而是广东的官绅的图谋。后者冀图藉此使当地免受叛乱和外国入侵之苦，准备孤注一掷。由于从前的老师何启博士曾有想征得在香港的英人的赞同而使华南各省分离、中立的计划，孙中山便决定对刘学询的建议进行试探。6月17日，他从横滨乘法国的轮船抵达香港。但是，这个英国殖民地仍不让他上岸。因此，他在港口与其朋友们进行战略会商，决定先派三个日本人去广州，与刘学询会谈。孙中山继而前往西贡。在西贡，他从广州发来的电报得知：与刘学询的会谈毫无结果，李鸿章尚待事态的发展，还未作出决定。
孙中山的西贡之行亦毫无收获。早些时候，孙中山曾向法国驻东京公使提了一项建议，希望以越南为基地，与毗邻的广西的三合会建立联系。他应允，倘若法国方面提供武器或军事顾问，那末，一旦他在华南——最有利于法国帝国主义势力扩张的地区——建立独立政权，将以极大的让步作为报答。但是，与英国政府一样，法国当局也惧怕中国革命，所以孙中山在西贡会见的官员未予以支持。此时，清廷已向列强宣战。
当中国的局势似乎发展到紧要的转折关头，孙中山的对手——改良派也跃跃欲试。早先，据传慈禧太后准备处死被囚的皇帝，改良派便在长江流域发动了一次勤王起义。在夏威夷，梁启超正利用“保皇”的口号，向孙中山的从前的支持者募捐；而从年初起就在新加坡的康有为，正得到孙中山也已看中的一位华侨富翁的慷慨赞助。长期以来，日本人一直极力规劝这两派和解。现在，当自己的对手有捷足先登之虞时，孙中山便授权宫崎与康有为再次谈判。6月底，宫崎在另外两个日本人的陪同下抵达新加坡。
宫崎满以为会得到康有为的信任，因在1898年将康有为从慈禧手中营救出来时，他曾提供帮助。可是，当康有为得知，有三位刚在广州与刘学询会谈过的鲁莽的日本人来访时，显得十分惊恐。这个亡命的改良主义分子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害怕，因在清朝政府的通缉名单上，他列于孙中山之前，所以他对与刘学询有来往的任何人都产生疑惧。李鸿章及其得力助手系改良派在广州的首敌，据传清政府已“说定”要他们除掉康有为。因此，康不愿这些与刘学询有来往的日本人插手其间。当后者坚持要会见他时，已知清廷对康的首级赏格很高的英国警察，便扣留了这些人。在他们的行李中搜出两把“锋利”的武士刀及大量的现钞后，其行为更令人怀疑了。宫崎曾极力与之解释，说有身份的日本人外出旅行都是携带这种刀的。
怀疑宫崎负有暗杀康有为的使命，刘学询对此当然高兴。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举与日本当局的政策不相符，也与孙中山喜用说服方法之作风不一致。实际上，如果真的要除掉康有为，孙中山是不会很快在其朋友之后赶赴新加坡的。7月9日，在摩根和几位日本追随者的陪同下，他抵达新加坡。摩根原系一个英国士兵，在伦敦时就极仰慕孙中山，后在香港加入了孙中山建立的组织。
在新加坡，孙中山不是寻求与康有为达成谅解，而是要用其口才争取英国人释放他的朋友。由于清廷与英国政府实际上处于交战状态，他便以为可以毫无顾忌透露自己的大陆计划。他告诉这个殖民地的官员，成立独立的南方政府，是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步。他警告说，因担心中国被瓜分，中国人民才急于采取激烈的行动。他暗示，义和团运动可能蔓延，而他有能力领导和抚慰群众，并夸口说：南方之所以依然平静，主要是由于他领导的运动起了温和的影响。像以往一样，他又将其领导的运动的力量加以夸大。他还告诉英国人，中国人民迟早会起义，非如此中国不能得到改造。
海峡殖民地的代理总督瑞天咸爵士，根本不相信日本人会只用友好的说服的方式对待康有为；此外，他不希望新加坡成为孙中山在中国发动起义，尤其是日本人过分卷入起义的基地。他“规劝”孙中山：“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正当中国面临外国入侵的时刻，煽动起新的骚乱是不明智的。”因此，新加坡当局向这些日本人发出驱逐令，限他们在此后5年内不得入境。7月12日，当孙中山一行离新加坡前往香港时，新加坡当局才松了一口气。
港英当局的官员则采取不同的态度。7月初，该殖民地总督卜力爵士，得到一位“中国绅士”——孙中山的一个代表，可能是何启，或一位朋友——的通报，称：反满但不排外的起义即将爆发。卜力马上呈报殖民部，还说李鸿章“正在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该运动欢迎英国保护云云。这位总督认为，李鸿章和孙中山结盟，对英国有利，因此举可保证毗邻香港的一个地区的和平。似乎他也宁愿英国而不是日本与中国的革命党人有密切的关系。他谨慎地称中国革命党人为“革新派”。7月13日，孙中山还在返港途中，卜力就允许他上岸与李鸿章谈判。英国政府表示赞同，但要卜力先征得李鸿章本人的同意，这样，孙中山的政治命运又一次系在李鸿章身上了。
77岁的李鸿章，仍在权衡种种选择。早在6月18日，清廷已令他进京。但是，只要义和团控制首都，他就无意登程。他力主议和，而不是延长战争。7月初，当有迹象表明其外交手腕派得上用场时，朝廷再次下诏催其从速北上。7月8日，李鸿章被委以直隶总督之要职。不久，他宣布将于17日启程莅任。
港英当局对此感到惊慌和愤懑。官员们担心，李鸿章走后，义和团运动将席卷华南。显然，李鸿章遵旨应召，使这些官员心烦意乱。据他们所知，顽固的主战派仍控制着首都；驻北京的外国使馆依旧被围，里面的人迄今仍与外界隔绝。西方世界因这场排外运动突然爆发而惊恐万状，以致都相信所谓中国人最恶劣的报道。16日，《每日邮报》据一位后来被称为“上海说谎者”的记者的电讯，称驻北京外国使馆里所有的男人和妇孺皆被虐杀，“成群狂热的野蛮分子正喝着（外国人的）血”。连《泰晤士报》对此也信以为真，也在17日发表具有权威性的文章随声附和，使先前误以为已失去亲友的欧洲人大哗。向以稳重沉着著称的《时报》亦要求为“西方人从未遭到的暴行复仇”，告诫人们提防“黄种人的普遍起义”，极力主张显示一下足以对付“中国北方游牧部落”的武力。10天后，德皇威廉在为开赴中国的军队送别时，更是歇斯底里大发作。他激励德国士兵仿效匈奴人，使“中国人不再敢侧目看一下德国人”。他的外交大臣冯·毕洛夫伯爵意欲删改这句话而未果。
不久，人们获悉，数以百计被围困在驻北京使馆的外国人（包括欧洲人和日本人），只有76人死亡。其余的人，以及与之一起避难的数千名中国基督教徒皆幸免于难。他们得以生存的原因，一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勇气，二是因敌人的克制，上峰的夷平使馆的命令，下属只半心半意地执行。而西方疯狂地要给予的报复，先是17日沙俄强索了位于中俄边境的中国领土海兰泡的大片土地，残杀了3000多名中国的男女老幼，黑龙江上尸首漂流。这还只是开头。8月14日，各国驻北京使馆从义和团恐怖的威胁中解脱出来后，八国联军——最多时达到45000人（原文如此——译者）——便将其残暴统治强加给北京的及华北的人民。
7月中旬，正当形势十分捉摸不定和欧洲人极度恐惧之时，港英当局要求采取非常措施。卜力总督及其幕僚企图在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时以武力扣留（有意思的是，德皇后来也说应将他扣为人质）。但在17日，即李鸿章预定抵港的当天，殖民大臣张伯伦却指示卜力，不许打扰这位年事已高的政治家。诚如后来结果所证实，直至确知朝廷希望议和，而列强亦知其所想时，李鸿章还是不急不忙。他在18日乘船离港赴沪。到上海后，他在那里足足呆了3个月，才北上与列强谈判。这是他最后一次为清王朝效劳，次年便离开了人间。在香港时，他曾吁请入侵者对中国要宽宏大量。此际联军已占天津，并正向北京进逼。他还暗示，倘若列强拟建立汉族人的王朝以更替清王朝，他乐意当皇帝。但无迹象表明，他愿与南方的革命党人合作。相反，他向卜力建议，镇压在香港的煽动起义者，广州就能保持和平与安宁。显然，不管李鸿章的计划内容如何，对孙中山都是无益的。
孙中山在新加坡登船时已知此情。他乘的船是与李鸿章抵港的同一时间到达香港水域的。如今，孙中山的选择余地愈小了。然而，如果康有为和李鸿章决意各行其是，他们仍有利用外国势力的诱人前景。由于“复仇”的联军这时正急速地向北京推进，此际，孙中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指望推翻清王朝。若不在此时，他何时才能期待列强考虑以汉人建立的朝廷替代由满族控制的清王朝呢？在李鸿章离广东后的一段短暂期间，卜力总督不但怀有同样的愿望，而且鼓励促成这种前景。
卜力虽然同情中国的革新派，但也和其他欧洲人一样，惧怕群众的暴力行动——不管他如何调整原定目标使之合乎情理——终将引起排外运动。因此，他建议孙中山不要举行武装起义，由外国入侵者为其行事。他劝孙中山向列强请愿，“希望在作出最后安排时，他们的要求，将在没有生命财产损失以及必然伴随武装起义而来的普遍混乱的情况下，得到坚持和承认”。
于是，孙中山、杨衢云和兴中会其他领导人，向卜力提交了经他们签名、由何启用英文起草的一份政治声明，请他和李鸿章斟酌。在这份声明中，何启将自己最喜爱的受西方影响的政治改革方案作了具体描述。声明的签名者宣称，他们代表“中国人民”说话，要求英国及其他国家本着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相互利益，帮助他们改造中国。他们保证“廉洁持躬，公忠体国”，“公权利于天下”。他们提出建立一个立宪的“中央政府”，“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外国外交官将在首都组成一个“暂时顾问局”，外国领事则充当地方自治政府的顾问。总之，他们再次表示，要在中国予外国人以监护者的地位。
然而，与先前的那些建议一样，尽管这个建议非常周到，但英国当局还是拒不接受。8月18日，卜力首次向张伯伦提起这个建议。两天后，这位殖民大臣便电复予以拒绝。即使孙中山和康有为（其人员也正为举行一次起义作准备）暂不发动武装起义，英国也不会作出任何承诺。继而卜力总督便奉英国政府之命，镇压在其管辖的这个殖民地的颠覆分子。8月21日，英国官员又帮助清政府镇压康有为在汉口的追随者：他们辖下的巡捕，在稳健的总督张之洞粉碎改良派为保卫年轻的皇帝的密谋时，积极与之合作，20名起义头目当即被砍头。倒霉的改良派虽尽一切努力，向外国人表示友好亲善，但汉口英国代理总领事还是帮助张之洞逮捕了他们，因如其所说：“如果推翻了合法当局，这三个城镇（汉口、汉阳和武昌）所有目无法纪的暴民便会对我们放肆起来；还因为现存的当局，迄今还在这里努力维持秩序，它比起一个自命的、有着堂皇目标的、但其经验与能力都令人怀疑的政府来，是更可取的。”
这就是英国政府制止卜力与革命党人调情、继续偏护“合法当局”的政策的前提。对帝国主义而言，保持现状几乎是必然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皆处心积虑地保护自己用威胁和武力获取的利益，对群众的干劲和首创精神的发挥均本能地表示疑惧，因凡此可能导致其无法控制的变革。此外，列强彼此也诸多猜忌，并陷入其他更重要的全球竞争，因之不敢在中国插手太多而冒风险。例如，英国在中国有着最大的利害关系，但被南非的布尔人拖住后腿，结果只能派一部分印度军队充讨伐中国的远征军。对列强来说，最省事的解决办法，就是支持中国现存的合法当局，但实际上又不断地损害它。义和团问题的解决，使帝国主义的这种矛盾的作用更加突出。
1901年9月，列强在经过数月的争吵和谈判后，把巨额赔款强加给中国的“合法当局”——清朝政府。这是出于一种复仇的心态，而无丝毫公允的因素。这笔赔款总数达3.3多亿美元之巨，使中国的外债增加一倍多。对未被义和团运动波及的省份来说，每年支付本息的负担一点也不轻。与统治当局的其他台柱子一样，张之洞等稳健派封疆大吏，也不得不将其辖区的大部分岁入支付给外国债主，同时又要忍受更多的群众的抱怨和愤恨。事实上，列强因凌辱“合法当局”及将其封疆大吏变为不情愿的外国银行家的代理人，使中国更接近革命的边缘。然而，外国的干涉要达到目的是困难的，亦不可能长期地支撑中国的“合法当局”，也根本无法阻遏民族革命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