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旧属于中国，台湾又纳土于清初，然地皆邻近日本。日本自维新以后，颇主开拓之政策，盖觊觎此两地久矣。清政府不知思患预防，仅恃同治八年两国通好之书，一若从此可永敦友谊；岂知未及四载，而台湾之兵衅已开。
台湾孤悬海中，中国文化未易输入；而其东部又为生番盘踞之地，有“十八社”之名称，残忍好杀，是其特性，清廷竟无术制御之。同治十一年，有琉球国人遭风漂至台湾东部，为生番杀害，清廷置不问；明年，日人亦漂至该处，复遭凌虐。日人遂乘此机会，特遣参议副岛种臣与清廷开交涉。当时清政府诸公苟能力任办理是案之责任，不过厚恤被害者之家属，力筹善后之策，捕获正凶以正典刑，如是焉已耳；乃计不及此，反告以台湾东部夙为化外之民，实无能力以箝制之，敢谢不敏焉。主是说者方自谓巧于推托，可免抚恤之费，保护之力，捕获之劳；然对于台湾东部之统治权，实已放弃净尽，而为日使所侵夺矣。（按：此言实出于清大臣合肥李文忠公。）
日本既得政府还答之语，即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任番地事务总督，率兵舰五艘驶向台湾，沿东岸而泊焉。番民虽勇悍素著，然无军律部勒之，而又愚蠢如马牛。西乡从道设计诱之，大破牡丹社，斩其酋长，余社悉为日军所胁服。而台湾西南北三部如澎湖、马矶、鸡笼等地，迭驰警报于清廷。清廷谓日本不当擅自兴兵，侵占我属地，大伤友邦之谊，遂遣使责问，且谕其迅速撤兵；然犹未知今日之交涉困难，即昔日之巧于推托所致也。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来京辩论曲直，侃侃有词，清廷不能屈。盖生番既系中国化外之民，则不得明认为中国之属地；日本既有被害之人民，则不得不以民命为重，为此复仇之义举。是日本之兴兵，为番酋兴兵，非为中国兴兵也；日本之占地，占番酋之地，非占中国之地也。至此而清廷之语塞矣。清廷语塞，犹复强饰以争辩，大久保遂愤然思去，和局将裂，而战事将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