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大狱，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葰、同考溥安、士子平龄等，又场外传递之程某，而遣戍、革职者不知凡几。原参御史孟传金，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盖自道光以来，凡士子来京应试，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必向之索关节，谓之“条子”。不必一定为利，亦有为收门生计者，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若不向之索条子，则其人必见怪，以为此士瞧不起我，因而存芥蒂者有之，故热中之士，亦乐得乞条子也。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及戊午事起，而此风遂绝。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追咎孟御史多事，摭他事发回原衙门。自是科场严肃者十年。己未会试，奉特旨加倍严搜，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至同治改元，慈禧秉政，博宽大之名，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必谕之曰：“勤慎当差，莫要多事。”即隐示以勿搜也。而士子之怀挟，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
至同治庚午科，江宁有刘汝霖者，时文高手也，为人代作而中。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刘成进士始已。继起者为陈光宇，为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周后亦分发河南知府。继陈、周而起者无数矣，直至停科举之日止。盖江南一闱，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惟代作者实繁有徒。北闱自光绪改元后，此风亦盛。初犹乡试为之，继乃会试亦公然为之。戊戌会试，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且得一会元。执政知之，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会元用中书，刘用主事，二人书法皆佳，皆可得翰林者也。当道不敢兴大狱，聊示薄惩而已。至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