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说：“你能懂得白天吗？懵懵懂懂起床，稀里糊涂吃饭，做了事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从来不知其所以然，终日昏昏沉沉，想白日做梦一般。只有经常谨守存养的功夫，内心明亮清醒，天理没有片刻间断，才算懂得白天了。这就是天理，就是明白了昼夜之道，哪里还有不明白生死之道的呢？”
【原文】
马子莘①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②，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此意如何？”
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功夫？却是圣人之教为虚设矣。”
子莘请问。
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③’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此‘教’字与‘天道至教’④‘风雨霜露，无非教也’⑤之‘教’同。‘修道’字与‘修道以仁’⑥同。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功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⑦，‘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
【注释】
①马子莘：马明衡，字子莘，福建莆田人，官至御史，王阳明的弟子。
②“旧说”句：指朱熹对“修道之教”的解释。语出朱熹《中庸集注》：“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也。”品节之，按素质而加以评价，并规定什么是人应该做的。
③自明诚，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意为由于天生具有道德觉悟而有道德认识，这是圣人本性所固有的，是尽心知性；由于有了道德认识而产生道德觉悟，是贤人受教化的结果，是存心养性。语出《中庸》：“自明诚，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④天道至教：意为天道就是至高无上的教化。语出《礼记·礼器》：“天道圣教，圣人至德。”
⑤风雨霜露，无非教也：意为天象的变化都是教化。语出《礼记·孔子闲居》。
⑥修道以仁：意为修养道德要依靠仁。语出《中庸》。
⑦“穷理”句：意为《周易》可以穷究推理、通晓人性、渗透天命。语出《易经·说卦传》。
【译文】
马子莘问：“朱熹先生说‘修道之教’，是指我们的心性里本来就有圣人的品节，天下人应该去效仿，比如礼、乐、刑、政等。这种看法正确吗？”
先生说：“道，就是性、就是命。本就完完整整，不可增减，不用修饰。哪里需要圣人的品节呢？那样就成了不完整的事物了。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手段，纵然可以称之为教，但并不是子思的原意。如果依朱熹所言，中下之人通过教化可达圣道，为什么要丢弃圣人礼、乐、刑、政等的教化，而用另外的‘戒慎恐惧’的功夫呢？这样一来，圣人的教化岂不是形同虚设吗？”
子莘接着向先生请教相关问题。
先生说：“子思的性、道、教都是从根本上来说的。天命在人，就称作性；率性而为，此时性就被称作道；修道而学，那么道就被称作教。率性而为，是‘诚者’的事，正是《中庸》里讲的‘自明诚，谓之性’。修道就是‘诚之者’的事，正是《中庸》里讲的‘自明诚，谓之教’。圣人率性而为即是道。而普通人难以做到率性而为，他们的行为难免会有过分或欠缺，因此必须修道。修道后，贤能之人就不会过分，愚钝平庸之人就不会不及。遵循此道，就成为教。这里的‘教’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中的‘教’同意。‘修道’与《中庸》里‘修道以仁’的‘修道’相同。人能够修道，而后才能不违背道，从而恢复性的本体，这也就是圣人率性的道。《中庸》后面讲的‘戒慎恐惧’就是修道的功夫，‘中和’就是恢复其天性之本体。正像《易经》里讲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就是尽性至命。”
【原文】
黄诚甫问：“先儒以孔子告颜渊为邦①之问，是立万世常行之道②，如何？”
先生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要‘放郑声，远佞人’。盖颜子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若在他人，须告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功夫，方始做得。这个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又问个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注释】
①孔子告颜渊为邦：典出《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朱熹认为，孔子所言，是从先王之礼中总结出来的万世常行之道。
②万世常行之道：朱熹《论语集注》引程颐言：“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
【译文】
黄诚甫问：“朱熹先生将《论语》里孔子对颜回治国问题的回答视为万世常行之道，这种说法正确吗？”
先生说：“颜回完全具备为圣的学养。他已经掌握了治国的根本。平时孔子对他非常了解，所以孔子在这儿没有多讲，只在典章制度上讲了讲。这些是不容忽视的，只有这些都有了才算尽善，才能完全。不能因为自己已经具备这些本领，便疏于防范，还应该‘杜绝靡靡之声，远离奸佞之人’。颜回是一个克己自律、在内心德行上用功的人，孔子担心他忽视一些外在的细节，才在他不足的地方加以提示。若是其他什么人，孔子一定会教导他‘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以及‘诚身’等功夫，才能治理好国家。因为这才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用夏代的历法，乘坐商代的车舆，穿上周朝的服饰，听舜时的韶乐，天下就能治理好？”后人只知道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而他又问了一个怎样治国的问题，就把孔子的回答当作治国的方法了。”
【原文】
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功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①。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先生曰：“《大学》功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功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功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功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注释】
①“《大学》新本”三句：朱熹所着《大学章句》中，“诚意”在“格物致知”之后。
【译文】
蔡希渊问：“朱熹先生修的《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好像与《大学》首章次序吻合。若像先生这样仍依据旧本的话，诚意’反而在‘格致’的之前，所以，我对于此处尚不完全明白。”
先生说：“《大学》的功夫就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一个‘诚意’，而‘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下‘格物致知’的功夫，如此功夫才会有着落。为善去恶也无非是‘诚意’的事情。若如朱熹新本先穷究物理，则会茫茫荡荡，无所着落，还须添个‘敬’字，才能牵扯到身心上来，但终究是没有根源的。如果有必要添加一个‘敬’字，为何孔门弟子竟把这么关键的一个字给落下了，一直等到千余年之后才由后人补出呢？这正好是说以‘诚意’为根本，无须再添个‘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这才是做学问的关键所在。对于这点搞不明白，真就是所谓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总而言之，《中庸》里的功夫只是‘诚身’，‘诚身’的极境便是‘至诚’；《大学》的功夫只是‘诚意’，‘诚意’的极境便是‘至善’。这些功夫都是一样的。现在在这儿补一个‘敬’字，那儿补一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