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儒家简明而又具有代表性的哲学着作。“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它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
王守仁（1472～1528），中国明代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室会稽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他28岁中进士后在京师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并主考山东乡试。后因弹劾宦官刘瑾，谪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时他的思想发生重要转变，以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立志，于是背弃朱熹向外穷理的格物致知说，并在当地建立龙冈书院。贵州提学副使聘其担任贵阳文明书院主讲，他在此首次演讲了知行合一说。后升任江西庐陵知县，历任南京刑部、吏部清吏司主事，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正德八年至滁州督马政，讲学规模逐渐扩大，一度强调静坐，要求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正德十一年，升任南赣佥都御史，奉命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在军事镇压起义成功后，强调思想统治，重视教化，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使赣南的统治秩序得到恢复。这期间，他在赣县修建濂溪书院，刻印古本《大学》，印发《朱子晚年定论》，其弟子薛侃就是根据他在这期间的言论出版了《传习录》。正德十四年他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月他奉旨督兵讨伐宁王在南昌发动的叛乱，仅用35天就生擒了宁王。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提出“致良知”的学术宗旨，认为这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若信得这三字，犹如操舟掌舵。他在50岁时升至南京兵部尚书，后又退职回乡；晚年又总督两广军务，病死在归途中。遗着有《王文成公全书》38卷。
《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的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除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难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王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完善了王学体系。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传习录》中的也思想明显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存有至善特性。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熹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
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也批判了朱熹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熹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也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也有很多讨论。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在道德修养方面。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传习录》中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发用流行。王阳明说人心之无善恶是要人们不要去执着具体的善行而认识本心。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说，王阳明这样说是针对那些“先有乎善者”的人。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与黄诚甫》）四句教对人心本体的界说和理学开创人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四句教显然是针对才智较高的人说的，一般的学生是摸不着头脑的。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本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它作现代解释并力图克服其偏失。《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着作，对它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未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的老一辈学者邓艾民教授等人，青年学者陈来、方尔加、杨国荣等人在史料考证、诠解和评价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可供阅读《传习录》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