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己的好运传给儿子，这是拿破仑内心深处最大的幻想。儿子诞生后，他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所有的名流贵宾纷纷前来祝贺。前来觐见的人中也包括奥地利驻法大使施瓦岑贝格夫妇。施瓦岑贝格曾为法奥联姻出力不少。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皇帝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圣甲虫胸针递给施瓦岑贝格夫人，并表示：“我是在古埃及法老王墓中发现这只胸针的。我一直把它当作护身符带在身边。请您接收它：我已经不再需要它了。”
从一个迷信的天纵奇才嘴里竟然冒出如此可怕的言语，平常的拿破仑根本不会表现出如此足以亵渎神灵的傲慢。他认为儿子的出生令他万事大吉，从此免于一切危险。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好起来，都必须好起来。护身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他再也不需要它了。
以前他因为子息艰难而暂且将兄弟们册封为王作为替代，而如今，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降临人世，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相形之下，约瑟芬多年不孕的危害愈加明显。戎马倥偬，岁月蹉跎，太多的克制和自我否认，他做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让子嗣在他的体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个男孩却来得太迟了！按照拿破仑的人生节拍，22岁时还只是个尉官，34岁便已当上了皇帝，44岁方才得子的确是太晚了。他极其迅速地消耗着自己的宝贵精力，人生道路已经延续不了几年了，他已经无法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真正接替他的位置了。
看，这是多么动人的景象：这个正在迅速衰老的男人，他把企盼已久的小家伙放在膝头抚弄，把自己的帽子戴在孩子头上；吃早饭时，他甚至允许孩子爬进书房去玩耍。若是当他正把一些小木棒摊在地板上，做着战争演练，计划着如何给西班牙的威灵顿以迎头痛击时，儿子又恰好被带到他这里——按照宫里的规矩，保姆不得跨过他房门的门槛——他便会亲自走到门口，把孩子接过来，放在地板上的木棒军队旁边，任凭他把整个“战场”搅得七零八落，他对儿子就像是对待自己一般的溺爱。而后，他会放声大笑，在镜子面前扮起鬼脸，将他那把征服欧洲的军刀，佩带在这个2岁孩子的身上。具有演员本能的拿破仑，此时已浑然不觉严肃和嬉戏的界限：就仿佛幻想变成了现实，而现实则变成了幻想。
他发觉，这个孩子“骄傲而又敏感，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我的儿子既结实又健康。他的嗓门、嘴巴和眼晴都很像我……希望他将来会有出息”。只有在写给他的前妻约瑟芬的信中，他才会使用如此小市民气而又单纯的言语。他坚持要她维持过去那种亲密的口吻，并对她在离婚后的信中一直称呼他为“陛下”感到不满：“你写给我的是封不近人情的信。我一直都是从前的我，我的感情依旧……我不想多说什么。请你先把我们二人的信比较一下吧。而后你就可以判断出，我们两人当中谁是更好的朋友，是你，还是我？”也许除了对那个他经常称作他的“妻子”的贝尔蒂埃外，他从未对别的活着的人说过如此率直坦诚的话。但是让他恼火的是，约瑟芬一直还是债台高筑。他认为，约瑟芬最好从她的300万年薪里省下一半，“这样，十年后，你就可以给你的孙子们攒上1500万了……告诉我，现在你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听说，你现在健壮得就像一个好样的诺曼底农妇”。但是约瑟芬依然挥霍无度，他于是命令管理她财产的管家不得再给其付账，除非她的欠款都已经结清。
然而，他几乎再也没有看望过她，同时也疏远了其他昔日的女友，因为他对待婚姻的态度既像是个普通市民，又像个意大利人。而且，身为一国之君，他也愿意给他的臣民树立一个榜样。玛丽·路易丝倒是没有什么民族偏见，她那迟钝、脆弱而又随便的个性转眼之间就法国化了，所以夫妇二人相处得倒也颇为融洽。他经常抽时间陪她，当她学习骑马时，他便耐心地在鞍前马后地跟着。拿破仑从来都不耐烦等人，而现在，当她用餐迟到时，他甚至也会等着她一起用餐。她并不怕他，她甚至顽皮地告诉她父亲的大使说，她感觉，拿破仑有一点点怕她。对法国皇帝而言，给维也纳的宫廷留下好印象是十分重要的；当他出于政治考虑需要在维也纳宣传妻子的幸福时，他把梅特涅带到了皇后那儿，让他亲眼看看皇后生活的美满。然后拿破仑便走开了，并把房门钥匙揣在兜里，一小时以后才把两人放了出来，当时他还狡黠地笑着问梅特涅，现在是不是已经知道皇后很幸福了。
这些仅仅只是玩笑。但是在这个需要做出重要抉择的时期，拿破仑依然有这份闲情，表明他负担过重的内心有所放松。在那些日子里，玛丽·路易丝所做的唯一贡献就是，她的青春活力为他带来了一定的慰藉。
然而，婚姻并没有带来他所期望的政治局势的缓和。狡猾的奥地利，习惯于从联姻当中捞取好处，原本希望能够从法国得到几个省份作为聘礼，没想到却一无所获：弗兰西斯皇帝因为小个子的科西嘉人加于自己的屈辱，内心受着煎熬。因为若是关上皇宫大门，自己仔细琢磨一下，对所有人来说，这次通婚都是种耻辱，极大地伤害了王室的尊严。为了让自己的正统思想获得一点安慰，他派人在托斯卡纳的旧档案中仔细搜寻拿破仑的祖先。等到和女婿再次会面时，他告诉拿破仑，他家族的谱系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特雷维索。而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波拿巴却很巧妙地回答说：“谢谢您，陛下，我宁愿做我家族的鲁道夫。”
一个新贵皇帝竟如此出言不逊，着实刺痛了那位世袭君主的心。如果说不久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奥地利皇帝需要做出决定，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自己的女婿，那么届时像上述那样的奚落就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了。后来，拿破仑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已为时过晚：“倘若我当时对那个笨蛋稍假颜色，好言奉承，我很可能会在莱比锡战场上给自己减少10万敌兵！”
然而，这位革命者却也会对那位正统帝王的某些作风赞不绝口。有一次，他看到妻子给她的父亲写信时用的称呼是“神圣的陛下，教皇祝福之皇帝”，他很认真地对这种用法大加褒奖。这时的他，私下里一定想起了亚历山大大帝，大帝曾宣称自己是主神朱庇特之子。
他的岳父，那位受教皇祝福的皇帝，因为教皇的问题，对拿破仑极为恼火。拿破仑不断加紧对教皇的控制，将他软禁在萨弗纳，为了逼教皇就范，他还撤走了教皇在罗马教教义方面的顾问，而且还拿走了他的文件。教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皇帝举行婚礼时就有13位红衣主教没有到场，因为教皇拒不承认由费什宣布的拿破仑与约瑟芬的离婚有效。现在，他又派人把梵蒂冈的宗教档案箱搬到了巴黎，仿佛他真的已经把巴黎选作为基督教的首都似的。他召开了一个会议，所有欧洲王国的主教都到会参加，他强颁谕令，取消教皇在与皇帝政见不同的情况下的神职人员任命权。最后，教皇也被迫在这道谕令上签了字。至少对法国来说，这是有效的。
欧洲因为这个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意见分歧很大。听说罗马教皇日子难过，俄国和波兰基本上感觉很高兴，而普鲁士和英国则感觉尚可以接受，当时最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教皇属地的公民却宣布支持皇帝。这个小小的国度曾一度遭受统治者双重的剥削，现在却满怀感激地接受了《拿破仑法典》，接受了现代教育、理性的行政管理、积极有效的道路建设以及彭当沼泽地的排水工程。很早以前，这位革命之子曾将古罗马精神带回到巴黎，而如今，他又开始把巴黎新鲜的革命实践推广到罗马。就这样，拿破仑在两座名城之间架起了一座交流之桥。
这位被驱逐出教的皇帝千方百计地想要教皇受到惩罚。在刚吞并的荷兰，当他接见神职人员时，当着许多新教教徒的面，他责问那些主教：“你们信仰的是格利高里七世的宗教吗？我可不是。我所信奉的是耶稣基督的宗教。基督说过：把属于恺撒的东西交还给恺撒。按照这个教义，我也会把属于上帝的东西交还给上帝。我的权力乃是上天赐予！我手持尘世的利剑，并知道如何去使用它！这个皇位乃是上帝所设！并非是我自己把自己捧上了宝座，是上帝把我扶了上来！而你们这帮可怜鬼竟妄图顽抗？就因为罗马的神父把你们的君主驱逐出教，你们就不为他祈祷了吗？你们认为，我是那种会亲吻教皇脚趾的人吗？……懦夫们，你们得证明给我看，是耶稣基督确定教皇作为他的代表，并赋予他权力，让他将一位君王逐出教会的吗？……做个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在教务专约上签字吧！而您，省长先生，您应当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拿破仑有时竟会如此夸张地曲解自己内心的思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盛怒之下咆哮出来的东西，而他私下也一直瞧不起这类官腔。不过，当初他当着罗马教皇自行戴上了皇冠，这皇冠毕竟还是多了一层君权神授的色彩。顶着这样的皇冠的拿破仑是不是有些尴尬呢，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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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征服计划 宿命之战 政治因素 表面缘由 威胁
欧洲合众国 未来蓝图
“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斯特拉斯堡一带的盐价上涨了一分钱？”
如此质询过陆军大臣之后，拿破仑紧接着又给海军大臣写了封信，让他在今后三年内建立两支强大的舰队，一支大西洋舰队，一支地中海舰队，后者用以对付西西里和埃及，前者则针对爱尔兰。西班牙战局一旦好转，1812年就要远征好望角，派6万至8万军队进攻苏里南以及马提尼克岛，“避开敌军的巡洋舰”，把兵力均衡地分布在东西两个半球。
直到此时，就在拿破仑的幻想行将转变成冒险之际，这位一国之君精确的观察力仍然与他征服世界的狂热计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一直是拿破仑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的心中平生第一次升腾起强大的精神能量，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
“有人想知道我们的前方在哪里？我们将先把欧洲战事做个了断，而后我们将对付那些不及我们勇猛的劫掠者，作为劫掠者的劫掠者，从俨然取得支配地位的英国人手中夺下印度……在进攻阿克要塞之后，我一直跟自己说，亚历山大大帝当年都未能打过恒河。今天，我却必须要从欧洲的一端开始，占领印度，从后方打击英国，……暂且设想一下，莫斯科已被拿下，沙皇已经妥协，或许被他的臣民杀死，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依赖于法国的朝廷——请您告诉我，在第比利斯援军的协助下，法国军队难道不能直捣恒河，并从那里一举摧毁整座英国贸易大厦吗？只须一役，法国就可以建立起西方的独立和海上的自由！”当时在场的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道：“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异样的光彩，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分析了冒险的理由，可能遇到的困难，解决问题的手段以及光明的前景。”
沙皇会妥协还是被杀？这个问题困扰了拿破仑整整一年，因为理性的计算和感性的预想都使他宁愿与亚历山大结友而不是树敌。俄罗斯战败，对拿破仑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他害怕被迫进行战争，一如既往地想要避免它；但前提条件是，沙皇会像先前承诺的那样与法结盟，并参与到最后的伟大战争中来。拿破仑一直都在关注着沙皇，却发现自己的种种暗示与启发越来越不起作用，于是便在给莱茵联盟一位君主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惊人之语：“不管沙皇的意志如何，不管我的意志如何，也不管两国的利益如何，这场战争必将爆发。”
无论是作为执政还是皇帝，他还从未用这样的口吻来宣称，战争不可避免。正因为这场战争缺乏内在的理性必要性，所以他才只能将法皇与沙皇之间的战争归结于命运的安排。其实，早在涅曼河上的议和帐幕里，早在两位皇帝的握手之初，便已埋下了战争的种子。当他们把亲密交往发展为友谊的时候，这颗种子也在悄悄地萌发。而后，塔列朗的阴险外交又呵护了它的成长。当两位国君在埃富尔特相互拥抱的时候，他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盘绕在他们之间的毒蛇。两国未能结为秦晋之好，既不是偶然，也并非故意，那只是沙皇心中的不信任感使然。这种不信任感在沙皇心中总是挥散不去，而且很遗憾，它也得到了充分证明。两个想要瓜分欧洲的男人，都不愿将另一半领土拱手相让。无论他们当初的意图是多么真诚，这种意图却根本无法实现。两军对垒的日子最终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他是唯一一个还对我构成威胁的人。我的对手年纪正轻，他的精力会与日俱增，而我却日渐衰弱。”正是这一令人黯然神伤的认识，驱使拿破仑不断前进。
其实，这种宿命的观点不难用政治上的因果关系来解释。
此前不久，皇帝曾要求沙皇唯其马首是瞻，扣押中立国船只，以便给英国“一个致命的打击”。沙皇很难表示同意，因为这将严重影响俄国的海上航运。他照旧只是没收被查获的违禁商品，但是，他也需要从中立国进口殖民地商品。既然东方的这个漏洞无法弥补，那么法皇就不得不加倍地警戒德意志沿海地区，他占领了魏泽河和易北河的入海口，自由汉莎同盟的各个城市以及汉诺威的一部分。对此他解释说：“这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为抗击英国人而采取的新的保障措施。”但与此同时，奥登堡公国也被吞并了，而那里的王储却是沙皇的近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