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个世纪针对儿童所逐步实施和完善的一切，在此法典中都做了规定。凡婚生子女，他们的地位在出生前就得到了保障。但是，“父亲如果离家超过15个月（这个数字是波拿巴提出的）并且参加过马伦哥战役”，“他可以不承认这个孩子是自己所出”。然而，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深谙世故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我可以为了真相而牺牲名誉，但没必要在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情况下牺牲自己妻子的名誉。如果丈夫对孩子的出生日期有所怀疑，也应该保持沉默：孩子的利益高于一切。”
有人曾提议限制对已成年的孩子的抚养权，结果遭到他的反驳：“难道父亲可以赶走他15岁的女儿吗？难道他可以拿着6万法郎的年薪对自己的儿子说：‘你长大了，可以离开家去自谋生路了？’……如果限制这种权利，无异于引导孩子产生谋害父亲的念头。”更有人提出允许以堪比革命的速度领养子女：只需公证员公证一下即可。对此他也表示反对：
“这里涉及的不是寻常的法律手续。人类是有想象力的，否则人就不成为人，而是野兽了。新颁布的法律的最大缺陷恰恰在于，它没有一点是符合人类的想象力的。士兵浴血奋战不是为了每天五个格罗申的军饷，也不是为了一文不值的勋章。只有赢得他们的心，才能真正鼓舞他们！区区12法郎无法令公证人产生这种影响力，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立法行动。何谓领养？这是对自然的效仿，是圣礼的一种方式：孩子作为某个人的骨肉，在社会意志的作用下成为另一个人的骨肉。还有比这更伟大的行为吗？因为有了领养这一行为的存在，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被爱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行为来自何处？它犹如闪电来自天上！”
“在历次参议院会议上，”罗德雷说，“第一执政显示出他惊人的专注力和精准的分析能力。他可以连续十小时全神贯注关注一个议题，或是对各个不同的议题提出意见，从来没有出现过记忆或思维混乱。”
他极为敬重80岁的特隆歇，对他思维的逻辑性和深度也是推崇备至。而特隆歇也很佩服这位年仅30的执政所具有的分析能力和法律理念。波拿巴对每条法令都会提两个问题：“它公正吗？它实用吗？”他不厌其烦地询问以前类似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特别是罗马法和腓特烈大帝时代法律中的解决方案。
在这张会议桌旁，不仅讨论了37部法律，执政还提出了各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如何获取粮食？我们如何铸造新币？我们如何创造新的安定？他要求每个部长写出详细的报告，这令他们体力透支。而执政似乎视而不见。他们常常一回到家便看到他的信件，并且要求第二天一早给予答复。“他处处高瞻远瞩，”他的一位部下写道，“治理，管理，谈判，他有着聪明的脑袋，每天工作18小时。他在三年里所处理的事务比那些国王在100年里所处理的还多。”他用专业术语与各个领域的专家交谈，因此没有人能托词说不理解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中体现的技术精确度甚至令最为死板的保王党人也感到吃惊。
从未出现过谬误的记忆，是他用以保卫头脑这座要塞的炮兵。塞居尔在考察北部海岸防务回来后呈递了一份报告。“我读了你的形势报告，”第一执政说，“没什么问题，但是你遗漏了东边四门大炮中的两门，它们就在城后的公路上。”塞居尔在核实后极为吃惊，因为几千门大炮散布于该地区的各处，而他确实遗漏了两门。
庞大的国家机器已经停止运转十年了，甚至有倒退的迹象；如今开始慢慢地、有规律地运转起来。过去几年，各省呈递上来的报告中纷纷抱怨治安太差，卫生问题严重，社会秩序紊乱。原本只需24法郎便可兑换到的金路易，现在猛涨到需要8000多法郎。前执政内阁为了稳定金路易所采取的措施宣告失败。新贵们收购国有资产、教会的土地以及旧贵族的地产，却无人缴纳税金。这位新独裁者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在政变发生后短短的两个星期里，他就在全国各省设立了征税机构。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一个国家，只有它的税率保持稳定，才会拥有安全与财富。”两个月后，法兰西银行成立；次年，新的海关管理机构、土地和林业管理机构也成立了。他不像他的前任们那样挥霍无度，他用剩余的部分来购回国家资产，库存由7上涨至17。他开始偿还债务和利息，恢复商会，整顿交易所，禁止凭借货币贬值从事投机活动，制止军火供应商和军官的欺诈行为。通过这一系列的整顿治理，他挽救了生产力已经下降至只有原先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工业。
他用了什么魔法？
他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尽可能任命才能卓越、勤勉而勇敢无畏的人担任部长、省长之职。他废除了世袭制和容易舞弊的职位。不问出身和党派，唯有能力者居之。所有官员，下至市长，均由上级任命并发以薪俸。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这个等级制度宛如微型的金字塔，每一层都有一个第一执政。”
政治上已经没有对手。“不可能会有什么反对意见，”他做出了这样的预言，“因为我既没有依靠任何一个政党的信誉，也没有依靠它的支持，因此我不欠任何人的人情……这些不久前还是犯罪高手的聪明人，现在已为我所用，替我建造一座新的社会大厦。他们之中不乏好手，麻烦的是在于他们都想当头头。这是典型的法国人的特点：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能力来治理国家！”因着这样的顾虑，同时也为了使各党派都感到满意，他把两个最令人垂涎的部长职位分别给了两个无赖，他们在政治上互相敌视却又能力非凡（两人的性格之后都暴露无遗）。这样，他便可以说：“雅各宾派党人富歇担任了警务部长，还有哪个革命党人会对这样的社会制度没有信心？在塔列朗担任外交部长的国家里，又有哪个贵族会无法生存？他们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每个人都能找到立足之地。”
他向所有的省长和将军下达了命令：不准再拉帮结派。“请尽可能经常告诫国民自卫队和公民们，如果少数野心勃勃的人仍然心怀不满，那么请他们明白，国家大权现在掌握在善于克服障碍的人手中。”政变发生没几个星期后，为了让民众接受新宪法，他颁布了一则重要通告。通告以简练而充满自豪的语句结束：“革命已回到初始时的基本原则。革命已经结束。”
2
新的汉尼拔 马伦哥 新的和平提议 政治家和统帅
巴黎方面说什么？ 和平政策 欧洲的和解 与罗马的和解
战争却尚未结束。
“在离开欧洲一年半之后我又回来了，发现法兰西共和国与陛下再次开战了。法兰西的民众委任我为国家元首。”在发动政变后不久，与奥军再次正式交锋前，他给奥地利皇帝写了这样一封信，骄傲的口吻俨然是个国王，仿佛他在离开欧洲前就已是国家元首。他还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这种威严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这就是他的技巧，陷对手于不义。可是奥皇却不动声色。波拿巴的计划酝酿已久，现在所要做的只是将之付诸实施而已。
首先他让一支近卫军保护自己，这支近卫军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经历过四次战役：既不比他们的司令官多，也不比他少。然后他派遣莫罗前往莱茵河附近，自己则积极筹备进军意大利的冒险计划。如果他还像四年前那样沿着海岸前进，那么敌军这次必定严阵以待。一定要想出新的攻略！他故意在奥地利间谍的注视下，召集最年轻的新兵组成不堪一击的后备军，对他们进行体格检查，以沉默的微笑回应维也纳报界的冷嘲热讽。与此同时，他组建了一支由32000人组成的军队，人数不多，却是精锐之师。没人知道，这支军队会进行一次英勇的行军，正如当时进军埃及一样。汉尼拔不是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吗？他不是征服了高山吗？现在，有一位将军要拖着大炮翻山越岭！他们砍伐山上的树木，制成巨大的雪橇，以便把炮管置于其上，滑下山去！
就这样，在政变发生后的第一个春天，一支军队翻过了大圣伯纳山。这是2000年来的第一次。修道院里年迈的僧侣们对眼前的事实简直难以置信。一位牧羊人为这位陌生的司令官领路，边走边说着自己的愿望与烦恼。不久后，仿佛在童话里似的，一位陌生人送了他一份家产。士兵们也感受到这次行军的传奇色彩，争先恐后地拖着大炮前行。他们有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他将带领他们回到四年前被他们视为上帝应许之地的伦巴第。这些想法、回忆与局势的紧迫性更坚定了士兵们在这次行军中的意志。敌军则完全蒙在鼓里。他们的司令官甚至在给帕维亚的女友的信里写道：“你完全不必离开。”结果，12小时后拿破仑就进驻该城。
但是，波拿巴似乎并不认为这次行动已经获得了成功。6月中旬与奥地利军队对决时，敌军以强大的兵力将他击退，而承诺派出援兵的德赛和他的后备军却不见踪影。全军溃败的局面似乎即将出现。司令官在路边用马鞭神经质地抽打地面，一时间尘土飞扬。溃退的军队从他面前经过。他大喊：“站住！等等！援军很快就到！只要一小时！”但是士兵们溃不成军，落荒而逃。运气也会逃走吗？德赛终于还是出现了，向惊愕的奥军大举进攻，轻骑兵也加入战斗，敌军开始败退。马伦哥之战，波拿巴5点时战败，德赛在7点的时候挽回败局。但是德赛本人未能看到这场胜利便战死沙场。
波拿巴留在战场上，心情低落。他最优秀的一位将军阵亡了。而更为糟糕的是：德赛打赢了这场战役，他却战败了。他或许稍能感到宽慰的是，他独自筹划了行军路线和作战方案，而德赛只需按照计划准时提供救援即可。也许他会想起，这一仗开始了这场战役，也结束了这场战役。他赢得了这一仗，就如同他赢得雾月18日的胜利一样。那次他也是先战败，然后由别人来帮助他赢得胜利！
可是如果重新考虑一下全局的话，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因为距他当晚向布里昂口授作战总结报告的地点一里之遥处，就是他四个月前在地图上用大头针标出的地方，当时他自信地对布里昂说：“我想我们可以在这里打败敌人。”
现在并不是做比较的时候。直到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最后一刻，这位国家元首兼司令官仍然派人与维也纳进行谈判，“因为战争与谈判必须同时进行”。他从战场给奥地利皇帝又写了一封信：
“如果没有狡诈的英国人从中作梗，陛下肯定会考虑我所提出的简单而坦率的提议。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成千上万的法国士兵和奥地利士兵战死沙场……这种惨烈的情景日复一日地持续，令我十分心痛，因此我再次决定直接给尊敬的陛下写信……马伦哥一役，15000名将士血染沙场，见此情景我深感忧虑，再次恳请陛下能倾听人性的呼声……我亲历战场，比远在千里之外的您体会更深。您的军队已赢得足够的荣耀。您君临数国……请您赐予我们这一代以安宁与和平。如果后人蠢蠢欲动，相互开战的话，在经历多年战争之后他们也会变得聪明，学会和平相处。”
这封长信——这里只是引用了几句重要的话——就像他此次的作战计划一样令人拍案叫绝，像他的胜利那样富有成果。信中还第一次流露出他渴望和平的思想。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他还将写出半打这样的信。司令官波拿巴如今成了个和平主义者吗？
绝对不是，但他也并非好战分子。他的神经对战争场面极其敏感，他的头脑对绝对的胜利也表示怀疑。他熟悉并且热爱军营生活，就如他热爱统帅的棋弈，但他更是一名政治家。就在同样的地方，在这片伦巴第平原上，他作为政治家的意识被唤醒了。那时他还是第一次与国王和国家练习另一种棋弈——谈判的棋弈，即已体会到智慧较量的快乐。他从未放弃利剑，也从未让剑锋变钝。在作战方面，他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公认的欧洲英雄，他仿佛已经赢得了冠军的金杯，不想每年再冒输掉的风险。
同时他也深知，法国虽然永远需要荣耀，但眼下需要的却是安宁。最重要的是法国需要他。他的后方仍有敌人。作为独裁者，他现在已不能像以往那样长年在外。出于诸多因素，他以胜利者的口吻给奥地利皇帝写了那封绝无仅有的信。之后他便匆匆赶往米兰。
巴黎方面是怎么说的呢？
它终于满足了吗？会不会像约瑟芬那样，即便全世界的财富堆在她脚下，她仍会索求无度？巴黎对它的新主人并没有展现出丝毫的热情。“11年来，”罗德雷在日记中写道，“巴黎人起床后第一件想起的事情就是：究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暴君？现在，他们每天早晨会想：现在一切都好。我们所开始的工作，所投入的资金，所建造的房屋，所种植的树木，所有的这一切，如果那个人死了，会怎样呢？……他所负担的使命不是当将军，而是做政治家。他的赫赫战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而唤起了人们希望的却是他的政治才能。”巴黎人便是以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他。唯有一个人预感到了未来会发生的事，并写信给战场上的拿破仑：
“尊敬的将军阁下，我刚从杜伊勒利宫回来。我既不向您描绘法国人有多么激动，也不向您形容外国人有多么佩服……后世的人会相信这场充满奇迹的战役吗？无数的人预祝您凯旋！历史上从未有哪个帝国不是建立在奇迹之上的。而在这里，奇迹确确实实地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