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56级校友，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沈礼敏将军
沈礼敏，男，1937年生，江苏吴江县人，1961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行器空气动力学专业。历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科技委主任、总工程师等职。现任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员。获三等功和二等功各1次。1988年被授予大？[1]军衔，1996年被授予技术少将军衔，199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各1项，获全军和部委级以上科技进步奖10项 （其中一等奖和二等奖各3项）。
采访沈礼敏将军前，他的资料已经让我们肃然起敬，甚至生出些许敬畏之情：少将军衔，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深山工作了近30年……访谈他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2010年8月，一个骄阳似火的午后，沈将军婉拒了我们用车接他的请求，乘公交车如约准时来到了我们的旅馆驻地，开始了一场“后生”对“前辈”没有“场面”但挺有“场气”的访谈。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技军人的风貌：硬朗的身板，敏捷的思维，质朴的外表，谦逊的话语。他坚定的人生信条、顽强的拼搏精神、丰硕的科研成果让我们体味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执著与奉献，更展现了他那看似平淡实则精彩纷呈的科技人生。
不断变动的工作 永远不变的科技追求
沈礼敏今年已经74岁了，岁月在他的脸上编织了深深的皱纹，演绎了老一辈科技军人的风雨历程。与变动不居的时代相随，沈礼敏的生活和工作似乎总在变动之中。他少年时代经历了辍学风波，工作几经变动，不仅工作地点在沈阳、北京、四川安县等地变换，所属单位及其性质也几经变动。他分别在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机部六院、国防科工委空气动力指挥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部门工作过。这些部门隶属关系复杂，几经合并、重组，甚至一度在归属军队和地方部门之间变动。然而无论外界怎样改变，不变的是沈礼敏将军的科技追求。他对工作的认真执著没有变，对我国航空事业的热爱没有变，对自己能够利用科技改变军备的信心没有变。正是这样执著的热爱与信心促使他排除外界的干扰，对一切变动泰然处之，在变动中坚守，在风洞研究中一路高歌猛进。
沈礼敏对变动的适应性得从大学时期说起。1956年，他被苏州中学保送进入南航学习。刚进南航不久，就赶上了学生闹学潮。当时所用的教材大多是从前苏联教材直接翻译过来的，课程相当于中专水平，内容相对较浅，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学校的整体实力也比我国当时的其他几所理工科学校要弱，这些都引起了一些学生的不满。甚至有人在1956年的“整风运动”中贴出大字报，提出了“还我青春”的口号，闹得轰轰烈烈。沈礼敏没有参与这些活动，在他看来，能进入大学学习已经非常难得，有了这样好的机会，不能因为任何事情耽误学习。他心无旁骛，专心读书，把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学习上，整天奔波于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奋力汲取知识的养料。他的刻苦努力得到了回报。1956年国家进行专业调整时，南航由专科改为本科，教师与学生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他所在年级的学生有3000余人，大部分同学从本科一年级从头开始念，甚至有的同学转学离开了。沈礼敏经考试合格后，直接从本科二年级开始读起，于1961年毕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沈阳工作。到沈阳工作后不久，他又被派到哈尔滨和北京等地完成试验任务。1962年由于体制变动，先后调到北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机部六院所属的空气动力研究单位工作。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到处充斥着荒唐的设想和不切实际的运动，沈礼敏的工作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65—1975年，他在北京大学 （简称北大）的风洞实验室工作期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各种批斗运动盛行。他所在的部队三令五申不准研究人员介入，但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们完全脱离运动，有的学生一看研究所没动静，就会贴上讥讽的大字报，诸如“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等标语时常贴在研究所的门口。这时他们只好“参加运动”，写个思想汇报什么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都因为受到外界影响无法安心工作，然而他却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撇开外界的各种纷扰继续从事飞机研究。虽然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试验还在坚持进行，没有中断。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在四川西北筹建风洞试验中心，已经在北京安家的沈礼敏毅然接受工作安排，南下搬迁到了四川安县。为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他在大山深处默默耕耘，这一去就是28年。远离了家庭和亲人，生活不可谓不清苦，家人少了他的关照，也不可谓不艰难。70年代末，朋友了解到他家庭生活的困难，极力推荐他回北大工作，时任校长的周培源也曾点名邀请他回北大。1986年，北大力学系调他进京的报告已获得批准。1992年，北京成立气动预研办公室，基地总工程师乐总征求沈礼敏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那里工作。面对种种进京的机会，他都舍不得走。“这儿是基地，设备齐全，远离纷扰，还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再没有比这儿更适合自己的地方了。”他哪儿也不去，一干就是几十年。
退休后的沈礼敏将军终于回到了北京，但为了风洞研究能赶上国外先进水平，他仍然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沉浸在他的科学实验中。我们问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悠悠地说：“在国内搞了40年气动研究，与国外相比还比较落后，我真的不能看着这些落后无动于衷。”
拳拳报国心 艰辛科技行
沈礼敏对生活要求甚少，对事业的发展却要求甚高。他生活朴素，不讲吃穿，生活的艰辛无法改变他对事业的追求，反而让他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简单的生活理念，使他谦虚谨慎、淡泊名利、潜心钻研，最终在风洞研究的科学事业中摘得累累硕果。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源于他对工作的热爱、对生活的简单诉求，源于对祖国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感恩之心。拳拳报国心，绵绵西北行，其中的甘苦艰辛是常人难以领会的。
沈礼敏出身于苏州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热爱读书，成绩优异。但由于家庭贫困，上完小学后就只好回家种田。然而对上学的渴望促使他下决心克服困难，重新回到学校。他所在的初中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很高。但由于成绩优异，学校授予他奖学金，相当于资助他上学。他的高中和大学也都是在国家资助下完成的。在他心里，国家就是衣食父母，所以他对祖国的感情特别深厚。“我整个就是国家培养的，不拼命工作怎么行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个农村人，家里比较穷，能上大学，基本上都是靠奖学金，国家把我培养出来不容易，要有报恩之心……国家的飞机研究那么落后，不研究怎么办呢？ 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拼命干。”这种责任感一直陪伴着他，带着对祖国飞机事业腾飞的梦想，走过荣誉，走过青春，在古稀之年依然沉浸在工作的乐趣中。
沈礼敏的工作充满了一定的风险，例如，进行直升机旋翼试验，4米长的旋翼产生的离心力达好几万牛，周围的椅子都被吹得东倒西歪。一旦试验台发生共振，旋翼就可能被损坏而高速飞出，削断任何处在它飞行轨迹上的血肉之躯。为了获得宝贵的振动数据，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一次次冒着危险实地观察试验台和旋翼的振动情况。当我们问及是否像资料上所说的那样，声音把耳朵震得出血，他很谦虚地笑笑说：“试验场所的旋翼跟实际飞机一样，声音是很大，有一定的风险。有些细微的声音只有到现场去听才能辨别，呆在控制室里根本听不清楚。这些声音可能正是某些隐患的表现，不排除这些隐患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到现场去听，这是工作需要，以小险排除大险还是很值得的。”他的笑意留在脸上，淡然如菊，久有余香。
沈礼敏的工作过程就是攻克一个个科技难题、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三十年磨一剑的不懈探索，让他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自己的收获季节。80年代中期，为改变我国直升机研制、生产落后的状况，中国直升机研究所提出了“直升机旋翼机身组合模型试验台”的研制课题，这是开展直升机风洞试验的必需设备，也是一项久而未果的难题，已成为风洞专家的沈礼敏挑起了副总设计师的重任。面对新的研究任务，是引进设备、合作开发，还是独立研制，沈礼敏颇费思量。国防领域的研究事关国家安全，无论是引进设备还是合作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任何时候只有自己占据主动才最靠得住。明确了这一点，沈礼敏对前两种选择坚决地说“不”。经过论证，这座大型高水平的试验平台决定建在8米×6米大型低速风洞内。经过5年集体会战，他们在大型低速风洞中研制成功了直升机试验装置，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德之后第五个拥有此类设备的国家。这一试验平台的建成，使我国直升机试验研究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跃。该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沈礼敏成功登上了国家级科技的最高领奖台。
1988年，沈礼敏又一头埋进了“旋转模型试验技术”课题的研究之中。歼击机的尾旋问题过去很少在常规风洞内试验，难度太大。发达国家多是应用模型自由飞和立式风洞进行试验。在常规风洞中搞试验，难度虽大，却不失为一条多快好省的试验途径。尽管这一课题在1986年就准备了立项报告，但是因为资金短缺，一直耽搁下来。没钱有没钱的搞法，沈礼敏默默地摸索，蹚路子，做准备，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论证，做好了总体设计，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认可。国防科工委有关领导亲自给基地批示，支持这一课题尽快开展。1989年，基地正式批准该课题的立项报告，而这时，沈礼敏与其他同志一起，又赶在前面拿出了生产图样。其后，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解决了振动、平衡、对流场的影响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终于使这一重大课题获得了空前成功。这一技术为我国的歼7、歼8和歼10等多种型号的飞机进行尾旋吹风试验达2000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