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足迹与风采:南航校友访谈录(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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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大道至简 顺时而动(1)

———记62级?[1]友, 原江苏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赵国桢

赵国桢,男,1941年4月生,江苏苏州人。1968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航空发动机专业。历任溧阳供电厂、农机厂、工业局技术员,溧阳无线电厂厂长,溧阳工业局局长,溧阳县经委主任,溧阳县常务副县长,溧阳县县长,常州市经委主任,省计经委副主任,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论语·为政篇》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一段,1941年出生的赵国桢如今刚迈入古稀之年。70岁是一个人精神境界趋于完善的阶段,站在70岁的人生坐标上,赵国桢先生回顾一生,感慨万千。透过岁月的尘埃,他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完整而又精彩的生命画卷。

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那时,20岁出头的赵国桢正坐在苏州高级中学的教室里,进行高考前最后的冲刺。他当时担任校团委书记,按照惯例,历届团委书记都会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定向培养成国家干部,赵国桢就是这样一位幸运儿。然而,赵国桢却出人意料地放弃了保送资格,他要去参加高考,考一所工科院校。仿佛是时代的召唤,周总理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中强调要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鼓舞了一大批有志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年轻人。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不在乎钱、不在乎官,他们的使命就是把自己的专业学好做精,毕业后做实实在在的事。赵国桢就是这群有志青年中的一分子,他的目标坚定,要在工科院校里专心学专业,成名成家。他把国内工科排名第一的清华列为高考第一志愿,把承载着儿时空军梦想的南航列为了第二志愿。遗憾的是,赵国桢高考差了几分没有如愿考上清华,但也因此与南航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2年9月,怀着把专业学好学精的理想,21岁的赵国桢进入了南航发动机二系,开始了在南航的求学生涯。当时全班有26名学生,每位同学都非常刻苦,学习气氛非常浓厚。每个星期,他们只休息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如果当时谁不认真学习的话,是会被别人看不起的。”正是这种你追我赶、争分夺秒的学习氛围为赵国桢的专业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提到南航的学风时,赵国桢还回忆起一段轶事。1964年6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视察南航,一看到学生们都在教室里埋头苦读,他立即表态:“同学们太辛苦了! 伙食费从11块加到14块!”提到伙食,赵国桢颇为骄傲地说,“我们南航的伙食是最好的!”由于南航具有国防背景,部队农场里常常送一些副食品给学生改善生活,现在南京高校中“吃在南航”的说法很可能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流传。拥有这样浓厚的学风和良好的后勤保障,南航的学生都感到很满足,学习的劲头也就更足了。

在大学前两年,赵国桢学的是发动机专业,大三时被分到航空发动机机械加工工艺班学习。在后来的工作中,他对机械、化工、金融等方面的工作都能做得游刃有余,这得益于赵国桢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踏实的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他在南航那段刻苦的求知岁月里逐步培养起来的。对比现在的高校,他感慨现在大学生读书的压力反而没有高中大,这对人才的培养和个人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他觉得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不同程度地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学生在中学时期的负担太重,把身体都给压垮了,学生的体质大不如前;二是学生读大学的目的和观念不一样,现在大家更倾向于当官挣钱,而不像他们那时候是为了成名成家,把国家的科技搞上去;三是现在教育资源分散,教师对学生发展的指导和关心不够。赵国桢记得读大学时,学校5个年级共有2500名学生,而教职工有1500名。学校实行小班化教学,课后有助教辅导,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教师的言传身教。

赵国桢1962年入学,按照当时五年的学制,他应该在1967年毕业。因为学校希望赵国桢能留校担任辅导员,所以他在1965年就已经提前开始做毕业设计,并计划同66届学生一起毕业。1966年年初,赵国桢和同学刚进入飞机钛合金的电解加工实验室不久,一场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学校被迫停课,赵国桢毕业的脚步也缓了下来。动荡不安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知识分子的戕害蔓延到了校园,时任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的范绪箕教授也在被批斗之列。“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班长的赵国桢主动请缨,名义上把范绪箕安排到自己班上揪斗,实际上是冒着风险,偷偷地把范院长保护起来。赵国桢无不动情地说:“我们国家航空事业起步晚,他是老专家,是我们国家航空的第一代人。”正是有了赵国桢所在班级的保护,范绪箕院长才在“文化大革命”中躲过一劫,国家的航空事业也得以保住一位重要人才。2001年,年近90岁的范绪箕老先生还专程回南京看望赵国桢,在那段风雨飘摇岁月中建立起来的情谊由此可见一斑。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年后,1968年赵国桢从南航毕业,结束了在南航6年的学习生涯。

顺势而为 点石成金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刚刚离开校园踏入社会的赵国桢还没有来得及践行自己成名成家的理想,就被安排到溧阳农场,明为劳动锻炼,实为对“臭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空有一身本领却屈居于一个小小的农场,干最苦最累的农活,这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但赵国桢却没有任何怨言,他踏踏实实地在农场劳动。经过2年的锻炼,赵国桢从同伴中脱颖而出。面对困境,赵国桢从不抱怨,总是保持着超乎常人的良好心态。他坚信,做好眼前的工作,时刻准备着,机会总会降临。他的这种专注和顺应就像是勤恳的“蜘蛛”———蜘蛛从来只顾专心织网,不刻意追逐其他,但只要网织好了,小虫子自然就会粘到网上。工作中,赵国桢就一直在专心地“织网”,从来不争名夺利。他认为,所谓“创造机遇”绝对不是投机或钻营,而在于自己平时的积累,踏实做事,锤炼本领。本领练好了,自然会有机会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