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的讲师
（1947—1948）
那是1947年10月，我打了一个假报告，借口父亲生病，需要探望，请假。当然还需要给处长送礼，那个处长姓华，我送了一些礼。请假获批准后，和爱人一起从广州到了汉口，再坐船回到南京。那时我还是军人，比去美国前升了一级，是中尉，多了一颗星。那时还要穿军装，吊武装带。
我爱人怀孕了，只能留在南京，准备生孩子。为去北京，我找到一个关系，是我爱人的一个哥哥，他在国民党航空局里做事，是一个少校，他给我搞到一张飞机票。
这个飞机票，现在说说很容易，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了我的罪过，把我整得要死。造反派说我是美国特务，要我交代为什么在解放战争进行到那个程度、淮海战役快要打起来、交通已经中断的情况下，还能够搞到一张票，坐飞机到北京？这个关系不简单吧！要我交代。我怎么交代呢？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一个机会嘛！
到了北京，我的同学董寿莘，他的爱人在燕京大学教书，我就住在他们那里。后来我才知道，董寿莘那时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夫人入党的时间比他还要早，他是在夫人的影响下参加革命，他的夫人名叫李铿，是我们在大定发动机工厂的总工程师李耀滋的妹妹。董寿莘和夫人在解放后，都在北航工作。很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迫害，跳楼自杀了。
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到清华，找到我们原来的一位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我们柴油机的———宁榥先生，他是北京大学工学院（注1）机械系的主任，他把我介绍到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是马大猷，是我国著名的声学家。后来是胡适当北京大学校长。
到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我担任了讲师，讲授航空发动机设计、发动机齿轮设计、机械原理和工程画（机械制图）四门课。
注释
１·北京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是由晚清时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北京大学工学院是国立北京大学七个学院中的一个。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先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１９４７年８月，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
与胡适唱了一次反调
（1948）
就在那个时期，我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大的变化。
那时我是专任讲师，通货膨胀很厉害，发工资是拿麻袋装的。我是10月份到的，只身一人在北京，爱人留在了南京，托付给她的家人照顾。我住在学校集体宿舍里，晚上，灯光不好，有时候还要油灯，看书很费眼睛，所以，有了空闲时间常去其他同事的房间聊天，谈论抗日、时局等。这些同事中有宋硕、李学智、赵树林、樊恭然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就这样，我被学校里党的地下组织注意到了，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道道。我跟着他们参加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逐步发展到他们选我担任教联会的主席。
我记得有一次北大在沙滩开会，是胡适先生主持的，那个时候，他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先讲话，意思是看到时局的发展，肯定北平要落在共产党的手中，动员大家坐飞机跑，随他一起南下。
我们就反对，说我们这样一个有名的大学，应该继承北大“民主与科学”的光荣传统，应该继续在这里干下去。在那次会议上，我代表教师上台发言，声明我们爱国，要留下来。说起来，胡适还是有点雅量的，没有找特务把我抓起来。
我们还在学校里演出活报剧，请费孝通、潘光旦这样的名教授来学校作报告，我们很活跃。
“吴蔚升”改名为“吴大观”
（1948）
到了1948年的暑假，我就得到消息，说国民党的黑名单上有了我的名字。这时，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袁永厚（当时是助教）问我：“吴先生，想不想去解放区啊？”我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答应去。之后就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化妆、准备身份证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找了个借口，讲自己的妈妈有病，要回上海探望。我向学校请了假，离开了学校。那时，我的一个弟弟，原来在贵州念医大，到了北京我这里，也找不到工作。于是，我和爱人、孩子，还有这个弟弟，一家四口人通过地下党，由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在地下组织安排的地方住了一个晚上。
我装扮成从沈阳逃难回来，做照相馆生意的。因为别的我也不会装，只会照相，这样还实在一点。
然后坐火车，那时的火车只能通到唐官屯车站，到了那以后，换乘两个轮子的马车，晚上就住在大车店。再过一条河，就是解放区了，那个高兴啊！后来到沧州住了一个晚上。为了安全，我把名字改了，我原来叫吴蔚升，这时改成为吴大观。我爱人的名字原来叫华允娥，一听就是女同志的名字———改为华国，有点男同志的感觉了。
从沧县到泊镇，泊镇是华北地下党活动的据点，有不少从北京来的民主人士，包括教师、教授、青年知识分子。
后来又从泊镇到了石家庄。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1948—1949）
石家庄当时是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到达石家庄以后，见到很多学生、教师，清华的、北大的都有。我们住在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
接待我的是聂荣臻，现在大家叫他聂帅，那时叫聂司令。他设宴招待我、我爱人和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他问我：“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我告诉他：“我原来是干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到美国去学习……”我告诉他，我看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投靠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我记得，在向聂荣臻同志说了自己的想法以后，聂司令非常高兴，他大声地对我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
那天，吃的是羊肉火锅，大吃了一顿，吃得非常开心。
聂荣臻同志穿的军装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一件皮子大衣，他那时很年轻，人也很精神。后来，我一直就没有机会再与聂帅单独接触，只是在一些会议上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