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秉印（1939.8—2000.6），辽宁沈阳人，空空导弹专家，优秀共产党员。1958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在飞行力学专业学习。1963年8月毕业后分配到空空导弹研究院工作，先后任空空导弹研究院第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3年任空空导弹研究院总体部副主任、主任。1984年后任空空导弹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科技委主任、总设计师，1999年任空空导弹研究院总设计师。主持完成的重点科研项目某红外型导弹，荣获2000年度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排名第一），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董秉印1994年被航空工业总公司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5年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被俄罗斯国家工程院聘请为外籍院士。2000年6月30日7点05分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逝世，同年8月被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追授为航空科技英才称号，2001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董秉印自幼勤奋好学，195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在校期间他刻苦学习，积极上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3年8月毕业分配到空空导弹研究院（简称空导院）工作直至去世。
董秉印大学毕业后选择了最心爱的航空事业，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为了尽快掌握空空导弹研制技术和专业知识，他刻苦钻研、勤奋努力。白天，他高效率地开展设计工作；晚上，他看书学习，钻研业务，认真思考各种技术问题。刻苦与勤奋，使董秉印很快脱颖而出。他研制的某型号“六自由度数学模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81年他的题为《某型号导弹空间状态控制系数数学模型》的论文，被选为国际航空学会第13届会议论文，并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1989年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对该项成果的评语为：“六自由度数学模型及其软件设计为某型飞机和某项工程计算了大量的发射包线，其结果已提供某型飞机和某工程使用，为国家节约了近百万元的外汇。”
多年来，董秉印参与并主持过多种型号空空导弹研制工作，不断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特别是作为总设计师，他主持了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红外型空空导弹研制和目前国际先进的我国第四代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研制工作，系统提出并参与主持了我国空空导弹发展最急需的关键国防预先研究课题，在空空导弹武器系统总体、系统仿真、系统控制、捷联惯导系统、引战系统、发射装置系统等先进技术的研究中均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我国空空导弹武器系统达到当代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由董秉印主持的某重点型号立项论证和方案评审的关键阶段，由于我国没有自行设计过如此复杂的产品，不少同志担心某些技术问题靠自身力量难以找到解决办法，提议继续和外方签订合作协议。而此时外方却提出了昂贵的合作费用，其技术专家甚至扬言，没有他们，中国将无法通过评审。董秉印此时却非常沉着，他坦诚地对技术人员讲：“我们承认落后，是想从对方那里获得经验，但是人家不给了，门关闭了，怎么办？只有靠我们自己。”在随后召开的型号动员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要有民族自尊心。”董秉印说到做到，他提议型号线立即成立产品综合论证小组，他亲自领导该小组的工作。小组全体同志历经4年，以充分的科学论证解答了各种技术问题，消除了大家先前的疑虑，使得该产品顺利立项并通过了方案评审。
针对某重点型号是一个全新的系统研制项目的特点，董秉印要求型号线的全体同志都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为了战机的安全，为了解决空导院其他型号研制中曾发生过的发射安全方面的问题，他决定在重点型号的研制过程中进行地面加载发射试验。在他的精心组织领导下，经过参研人员的共同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终于取得了加载试验的圆满成功，开创了空空导弹研制试验的先例。
尊重科学，正确决策，是董秉印在技术决策中的真实写照。有一次在型号线上就某一算法的采用，有两种意见争论非常激烈，其中一种意见占极少数。当时，他没有放弃少数人的意见，而是决定让持少数意见的专家继续做工作，并亲自主持了由分歧双方专家进行的两次大讨论，最终采用了少数人的正确意见。实践证明，董秉印当时的决定是非常正确、及时的。整个型号线对此算法也都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个算法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在确保重点型号研制进度方面，董秉印根据多年型号研制的经验，悟出“型号研制，技术协调是生命，管理是根本，要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工作，无论是技术问题、质量问题、进度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管理上找到原因”的认识；对于军工产品研制，在质量和进度发生矛盾时，他始终坚持质量第一；针对试验中出现的产品故障，他坚持要采取“故障现象不复现决不放过、故障原因不清决不放过、排故措施不落实决不放过”的“三不”原则；为确保重点型号的设计质量，他首先提出“设计质量复查”的工作措施，并亲自组织处理许多复查中出现的问题。由设计师系统自己提出考题，自己组织解决，这在空空导弹研究院有史以来是第一次，体现了董秉印同志实事求是、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对研制一个新型号，董秉印认为必须攻克三大技术，即设计技术、制造技术、试验技术，忽视哪一项技术型号研制都不会成功，为此，他规划了重点型号的五大目标：定型靶试成功、成套定型资料、设计和制造能力显著提高、建立一套现代化设施、造就一批人才；关于研究院的发展，他始终认为研究院的发展一靠技术，二靠人才。人才是研究院的无价之宝，空空导弹是高科技产品，没有人才什么都搞不成。
很长一段时间，董秉印担任两个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以及空导院副院长职务。为了不耽误两个型号线的研制工作，作为总设计师的他，经常白天参加某一型号的综合论证，晚上又听取另一型号的工作汇报，还常常和技术人员一道加班，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仍继续研究讨论有关的技术问题。有一次他带队赴国外执行合同任务，但又接到上级的另一项任务。为了兼顾完成任务，他谢绝了外方的各种参观活动，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8点，中午只有一小时吃饭时间，晚上继续进行另一项工作任务。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当外方首席专家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劝他休息，他也不肯，直到把两项任务圆满完成。
1997年8月，某重点型号首发设计定型产品靶试发生了发动机爆裂、载机受伤的严重事件，各方面的压力像大山一样向试验队压来，身为总设计师的董秉印首当其冲。他和试验队的同志们几天几夜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忍着失败的痛苦，顶着种种压力，一丝一缕地查找失利的原因。失败的折磨，连续的苦战，使董秉印的心脏病又一次复发，但他仍然与试验队的同志们一起苦战在查找事故原因的现场。当空一基地副司令员杨仲伏看到董秉印那憔悴的面容、虚弱的身体时，心痛得难以自控，硬是逼董秉印住进基地医院，并给医院下了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治好董秉印的病。但董秉印即使在病床上也难以安枕，稍一好转就又开始将有关人员叫到病床前研究排故问题。
由于长期操劳，董秉印的心脏病不断加重。医生和技术人员多次劝他休息和住院治疗，但他始终把国家安全、国防强大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一直带病战斗在重点型号研制的岗位上。就在他病逝的前几天还拖着病体奔波于成都、北京等地进行紧张的协调工作，在他病逝前的头天晚上还抱病接待了外国专家。2000年6月30日7点05分，董秉印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逝世。2000年8月董秉印被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追授为航空科技英才称号，2001年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