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进清华以后，读书环境较好。该校注重体育，规定每天下午4点到5点活动，宿舍与自修室一律锁门，强迫学生到操场或体育馆去。从此，我每天下午出一身汗，洗一个干净澡，养成习惯，直到1931年我至北京京华印书局为止。
清华重视体育，培养出不少健儿，我数不上健儿，远不如同班同学许鑑②。许 比我大半岁，他刻苦锻炼，成为校篮球队队员，百米赛跑第一名。学校提倡班际体育比赛，我是本班足球队和篮球队的代表，但自知成绩不佳。
清华学生生活
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我是参加了。但老实说，当时我是莫名其妙的。今天回忆往事，我仍说自己是摇旗呐喊的盲从者。5月份快到大考复习功课时期，罢课罢考，使自己对基础课程没有学好，至今回忆，犹有遗憾。微分积分的基本概念模糊，一方面要怪美国教员Heinz的教法胡闹，另一方面要怪当时的学潮。
初进清华时，我与李辑祥③交往不少，记得初次游览八达岭长城及明十三陵遗址，都跟着李辑祥。到三年级时，我们组织了一个足球队，叫“拼命踢”，英文名字PMT，队员有李烈源、许 、吴聪、王乃惠、赵成武等，我被推为队长，又叫甲必丹，英文Captain 的译音。比我们较大的有黄恭寿及黄中，与我同寝室的有王造时④、梁思忠及夏文镳等。
以上同学中，有值得一提的是李烈源，湖南长沙人。李长得眉清目秀，引人注意。他很有志气，语文基础比我们都强，到中学四年级时打篮球的技巧大有进步。不幸在高等科一年级开学时，李烈源没有来校报到，据查他病殁于江西泰和，患的似是霍乱。
吴聪1944年任胡宗南部队的经理处处长，管财务。那个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利率很高，经理人员大都放高利贷。吴聪与中国银行的清华老校友徐渭明关系好，由重庆汇款到汉中部队驻地，因汇款迟到几个小时，吴聪畏罪自杀。
黄恭寿浙江诸暨人，从小就喜欢打架。1926年我还不懂什么主义，以为爱国主义就是国家主义，曾经写信自称是国家主义者，他回信骂我是右派。黄恭寿加入了共产党，到苏联，因犯了错误，投海中自杀。
梁思忠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留美进西点陆军学校毕业。他的夫人孙玛丽（Marie Sun）是天津富商孙家花园的闺女。当时，留美的男同学都有点儿怕她，但玛丽却看中了梁思忠。可惜思忠短命，患某种不治之症，享年仅27岁。
夏文镳很奇怪。出国时他晕船，呕吐难忍，就没有回国，在欧海欧洲（注：Ohio 今译俄亥俄州）某地落户，成为美籍华人。1941年我在对顿（注：今译代顿）当技术联络员时，对顿地方报纸把我吹诩一番，并把我的照片登报。夏文镳看报后与我打电话，适我外出由余秉枢代接，约好某日某时到我的办公室见面。他是美国公民，战时应征入伍，叙上士阶级，人称他为Seargeant Hsia，（注：中士，上士前尚有Staff. 似为一般性称呼）而当时我叙中国空军中校。人称 Col.Wang（注：Colonel上校，中校前尚有Lieutenant. 似为一般性称呼）。夏文镳竟自惭得不愿和我见面。这话也是余秉枢转达的。
黄中也有一段故事，他在清华读书时与沈维泰有交谊，1925年暑假黄到沈维泰家沪郊嘉定访问，结识了维泰的姐姐沈维英，后来与维英结婚，在杭州浙江大学教书。黄中爱打网球，约于1933年忽然觉得球拍击不着网球，不知是什么病，旋即去世。
到高中三年级以后，我与张任⑤交情渐深，直至今日。张任是我清华同学中最知己的一个。高四是在清华最后一年当学生，我与李直民同寝室，李颇有政治头脑，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华会，有意模仿凯玛尔（注：今译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的少年土耳其。李直民先进维金尼亚（注：今译维吉尼亚）军校，后到欧海欧大学，得了羊痫疯病，死于抗战前夕。李直民、田世英和我曾结拜为异姓兄弟，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田世英和我性格靠不拢，李死后我与田很少交往。
还要提到的同学是王之⑥和陶葆楷⑦。王之，湖南长沙人，西点陆军学校毕业，抗日战争期间，曾当麦克阿瑟与蒋介石的联络武官，解放后没有回国，现仍寓居美国。陶葆楷，无锡人，在清华高三读书时，受一个精神有些失常的同学陈敦孺的困扰。陈每于深更半夜翻墙而入找陶葆楷纠缠，王之和我出来做陶的保护人。陶在麻省理工读卫生工程，回国后一直在清华教书，他结婚时我当傧相。陶的胆子甚小，当我带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年代，陶似乎怕社会关系复杂化，竭力躲避和袁瑾瑜接触。袁瑾瑜对陶葆楷有看法，觉得他比起张任、许鑑来，差得远。
怪人顾谦吉
清华同学中最特殊的要算是顾谦吉了。谦吉是无锡张泾桥人，其父顾彬生就是我在小学读书时敬重的县视学。清华的无锡人为数不多，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但彼此间自有一种亲戚感。这些人包括陆燮钧、赵深、赵学海、李干、杨荫溥、唐炳源、顾毂臣、薛祖康、顾毓琇⑧、唐庆增、顾谦吉、过元熙、陆坤一、陶葆楷、顾毓珍、陶桐、陆贯一，还有一位生物教员刘宝善。
在这些人当中，顾谦吉和我的关系最为复杂。他爱做些一般人不做的怪事。礼拜天上午，体育馆不开放，他一个人爬到屋顶，钻玻璃窗进游泳池，要我跟着做，我不干，他就骂我是coward（注：懦夫）。高二的英文教员Miss Jones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美国女人，她的教授法不佳。我向校领导反映，教务长王文显来我班听她讲课，亦觉得她不够格，换了 Miss Bille，全班都欢迎。但顾谦吉与Miss Jones有暧昧关系（听说发生过性关系），因此对我怀恨在心。
我因家贫一般不参加吃喝，尤其怕当班长，历年都没法躲避。到了毕业那一年，顾谦吉造谣说我想当班长，还恶毒地扯谎造谣说张任帮我竞选，愿让投我票者接吻一次。姚楷告诉我这消息，我索性躲开没有参加班会。顾谦吉扬言说，王某不照顾成绩欠佳的同学，他组织一些人推举熊正 ，竞选的口号是保证每一个人都能毕业出洋。
每年暑假回无锡，我都要到顾谦吉家中向其父彬生先生请安。顾彬生一直以为谦吉与我很友好，老人家有一件心事，要把内侄女周撷清配给谦吉。周撷清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后来刘仙洲代理清华大学校长时（蒋南翔为校长兼教育部部长），撷清当校长办公室秘书，确实表现为第一流女才子。但顾谦吉只有一句话“送上门来的不要”。彬生先生写信给我，觉得对周撷清不住，我劝他老人家让周女士离开无锡，到上海北平等大地方走动。后来周撷清来到清华，她的大同大学学友潘光旦太太为之介绍庄前鼎⑨，很快成功。庄前鼎当时为机械系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彬生先生以为是我的功劳，其实我毫无贡献。
顾谦吉最后与樊映霞结婚。樊映霞也是一个怪女子，她原先嫁给王昆仑，王家乃无锡望族，樊映霞和王昆仑经常吵架，搞得全家鸡犬不宁。我是在顾毓琇家听王昆仑的父亲（毓琇的舅父）讲的，樊把公公气得怒发冲冠。王昆仑当时是立法委员，也算场面人物，樊映霞就抓住男人爱面子的弱点，结果离婚了事。
顾谦吉就比王昆仑厉害，他经常出差到甘肃、新疆，把樊映霞撂在家不管。万册先有时去看望樊映霞，似乎觉得她可怜。顾谦吉解放后在西北被共产党认为畜牧专家，颇受优待。他享受供给制待遇，衣食住行都归政府供给，还可以随意请客。我都在丰泽园享受过顾谦吉的盛筵招待，他当场从腕上解下手表送给我的大儿子王昌一，祝贺他考进大连海军学院。
最后顾谦吉的下场不好。他在西北和少数民族的妇女乱搞男女关系，违犯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被解放军枪毙。他的胞兄顾敦吉，也是宝贝。清华大学快要毕业，故意不参加大考，不要文凭，只身跑到东北，那时是满洲国，在沈阳一家电影院当招待，伺候日本军官。因他操一口流利的英语，颇受日本军官赏识。但最后顾敦吉得罪了孔祥熙，在东北被国民党的特务所杀害。
赴美留学
1925年我清华毕业，赴美留学。留学读什么专业，进什么学校，由学生自选。我本想学农业，妄谈什么中国是“以农立国”，根本不知道20世纪世界强国都靠工业与科技称霸。在选业的过程中，同班同学刘茀祺的一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刘茀祺说：“王士倬真没出息，干吗学农？你看看全班同学中，凡是数学成绩较好的，哪一个不学工？你的数学成绩不算坏，为何不学工？”我问刘茀祺学什么，他说学水利工程，进康奈尔大学。我仔细想了一下，最后决定学机械工程，进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1925年10月，我进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和我同时进该院的有蔡方荫和王冠英。蔡学建筑工程，王学电机工程。我的手比较笨，画图画不好，连机械制图都不行，图纸都搞得脏而难看。尤其怕描图，鸭嘴笔的墨水总与三角板的边缘渗透，不得已用刮胡刀片修补，结果是坑坑洼洼，自己看都不堪入眼。
我曾一度想改学土木工程，或离开麻省理工改进欧海欧州Yellow Springs的Antioch College，但比我高两班的无锡同学顾毓琇鼓励我继续学机械工程。1926年美国社会形成一股航空热，顾毓琇鼓励我学航空。1927年林柏（注：今译林白，或林德伯格）驾机飞渡大西洋，轰动全世界，航空热发展到白炽化的程度。我即在1927年得航空工程学士学位，1928年得航空硕士学位。进工厂实习，求得操作经验，以充实书本知识，这是当时工科学生的普遍要求。当时很少有人想攻读博士学位。
1928年夏季，我到堪萨斯州维乞塔市的赛士那（注：Cessna今译赛斯纳）飞机制造厂实习。维乞塔市当时有三家飞机制造厂。其一为斯地亚门工厂，该厂后来并入波音公司，成为美国军用教练机PT-23型的制造商； 其二为比驱（注：Beech 今译比奇）工厂，该厂所造比驱克拉夫脱（注：Beechcraft比奇飞机）曾推销到我国； 其三即赛士那，所造单翼五座客机，在1928年全美越州竞赛中获第一奖。
1929年夏季，我到巴尔的摩城柏林纳乔埃斯飞机制造厂实习，该厂承造美国海军部的驱逐机，颇有声望。该厂总工程师答应我第二年再去工作； 但到了1930年，总工程师给我写信说，全国市场不景气，该厂正要裁员，对不起，不能招收了。
1930年的不景气遍及欧洲很多工业国家，我只好回国。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⑩访美招聘人才。兹补叙一下我的学历，我自1928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继续在麻省理工读工程管理学科，对当时的工厂管理进行研究。与王云五谈话受其重视，随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研究员，月薪每月200元。这样就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
商务印书馆
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与殷明禄同住在乍浦路昆山路的景林庐，房东为菲列滨太太，过着单身汉的生活。每日下午4时30分到青年会打手球洗澡，并在青年会吃晚餐。生活很有规律，当时并不想结婚。
王云五提倡科学管理。当时商务印书馆设总管理处，辖四个所，即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及研究所。研究所由王云五兼任所长，聘朱懋澄为副所长，研究员有赵锡禹、孔士谔、周自安、关锡麟、殷明禄、赖彦于，及我共不逾十人。
在上海我耽了不到一年。当时，大侄王昌谷在真如暨南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堂妹王文淑，即鉴如叔的四女，在太仓教书。是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挤在一起，我约文淑到杭州去玩，本拟看钱塘江的大潮，但因事前缺乏研究，根本不知道观潮应到海宁，而且日期应选阴历八月廿三。
女朋友问题
上面说过我当时不想结婚。某日，我的同班同学石含璠来访，提起介绍女朋友之事。我说不妨试试。原来石含璠在美国时就认识一位名叫祝淑慎的女友，祝的年龄比石大，就以大姐的身份介绍她的女学生雷德英与石为友。后来祝淑慎得了结核性腹膜炎，动了手术，病情似颇严重。石含璠去看望她，安慰她悉心疗养，并说等她病愈就和她结婚。这一句话，真有力地鼓舞她康复。但病愈后又觉得有些对不起雷德英，祝就建议石含璠为我做媒。
石含璠约我于某晚在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祝淑慎的病房外聚餐。我如约到了祝淑慎的病房，石含璠不在，祝就请她的同事周家仪招呼我。祝当时卧病在床，周表现得很殷勤。过了一个多小时，石含璠带了五六个女学生回来，一起吃晚饭。饭后石送我到静安寺搭车，问我对雷德英的印象如何。我说：“你根本没有指出哪一位是雷德英，我也弄不清谁是谁。唯有周家仪殷勤招待，留给我较好印象。”石含璠说：“弄错了。”
后来石含璠离开上海，到武汉大学去教书，临行前托我招呼尚未痊愈的祝淑慎。过些时，我买了一束鲜花，到红十字会送给祝淑慎。她告诉我要到杭州去疗养，某日某时动身，我到车站去送行。分别时，我告诉她我的胞弟王士任在浙江大学读书，我可能到杭州，届时会去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