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倬先生“政治嗅觉”很低，但在自传中，他表现出的是对解放以后政治运动的宽容：
“现在看来，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把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打垮，但总觉得政权不够稳固，在1955年搞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是合乎情理的。不管怎么说，我总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旧知识分子。对我这个人作一次彻底清查是必要的，我应是肃反的对象。”
尽管这一次“彻底清查”没有查出他的“反革命”罪行，却给他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给他戴帽子的决定中，罪状只有短短的156个字：
“王在一九四一年在美国任航委会中校联络官时，曾发表过如'中美亲善、感谢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等广播演说。并于一九四七年在伪空军发动机制造厂任厂长时，曾派驻厂兵士镇压工人罢工，逮捕了二十多名工人，禁闭了十余天后随即开除了七八名工人。因此，王在历史上是有一定罪恶的。解放后，经常宣扬美国如何文明，并讽刺我团员积极分子等。”（中共江西省委五人小组给中共南昌市委五人小组的批复）
这顶由156字编织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从1956年7月19日正式批复戴上至1980年12月26日正式批复摘掉，他戴了24年。
1955年8月11日，下午3点多，在航校第三次批斗大会会场上，两名公安干警拿手枪对着王士倬，并把他的双手铐在一起。而在此时一个多月后，钱学森先生从美国经香港到上海，而后起程赴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钱学森临去北京之前，在上海的老校友和科技界人士，为他举办了一次既是接风又是送行的宴会，大家要钱学森讲话。他除了表示对朋友和同行的感激之外，特意把他出国留学时王士倬教授对他的告诫，转述给大家，以此共勉。他说道：
‘我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位导师对我的教导，我在这里重复一遍，作为我们的共勉吧！’ 他说：‘一个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必须对社会做出更加实际的贡献； 一个出色的科学家，必然是改变社会现实的有利因素。’”（长篇传记 《钱学森》 作者 祁淑英 魏根发）
从上海到南昌，空中飞行距离644公里。在那一个历史时期，在如此相近的两个地方和如此相近的两个时刻，却在演奏着一首如此不和谐的交混回响曲。王士倬先生应该是一个有责任感、出色的科学家，他没有成为“改变社会现实的有利因素”，反而被有利的社会现实因素改变了。
王士倬先生的自传中，前24年写得很仔细，连同他上清华前的20年，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后24年，则愈来愈简，写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字仅有2000余字。与记述前半生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余字中，有多一半是从报纸广播上或是道听途说得到的众所周知的国家大事，与本人直接有关的只有一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闲谈时讲到中国人胡子长得少，不像欧洲人长满腮胡子，举例马恩列斯都有胡子，而毛主席则很少。这一句话是大逆不道，我被罚在毛主席像前跪一小时，还要在太阳底下晒着跪。另有人做高帽子让我戴，并做了牛鬼蛇神的旗子，插着游街示众； 让我自己打嘴巴，打轻了还不行。我自己把脸打肿了。”
从1971年4月被作为“四类分子”遣送到江西珠湖农场当农工，直到1975年底获特赦的这一段经历，他只字未提。
人生的境遇，在他这里似乎有一个底线。在这个底线以下，是他不愿意回忆，还是没有值得回忆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他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在前24年的生命中，他创造了人生的几次辉煌，也创造了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几个第一。但在他的自传中，没有写下一个有关这些方面的文字，似乎他对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还设定了一个高线，超越了这个高线的也被他省略去了。
他的人生态度是超然的。
也许他并不想让人们记起他所做过的那些大事；也许他并没有把这些大事看得那么超凡入圣、值得大书特书、载入自己的传记； 又也许他根本不在意人们怎么评价他的人生价值。他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真实、本色的王士倬！
1925年清华毕业的他，本想学农业，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根本不知道20世纪世界强国都靠工业与科技称霸。”
1935年夏季，钱昌祚告诉他，航空委员会要办机械学校，先设筹备处，请他当副主任。他请示梅校长（注：梅贻琦），梅说清华愿与航空委员会合作，因此他参加了航空委员会（当空军中校比他在清华当教授月薪实际少收入70元）。尽管妻子不同意，也有风言风语，说他有“官瘾”，但他自觉是摹仿古代班超的投笔从戎。
在蒋介石兼任校长的南昌航空机械学校教育长的位子上，他向上级陈说自己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希望调动一下工作。并说当时某人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回来做第二修理厂厂长似乎屈才，建议与此人对调工作。钱昌祚后来写信给他，说他此举“失了街亭”。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周至柔（注：时为国民党空军司令）要他当航空计划室主任，他坚决不干。却答应去穷乡僻壤的贵州省大定县（注：现名大方）的羊场坝，当航空发动机第一制造厂的厂长。
而在1948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已颇严重”的时候，只是由于周至柔说我国航空工业成绩虽不算大，但培养了一些人才，希望大家不要散伙，看看形势的变化再说，才同意留下当了国民党政府航空工业局的副局长。在这个南京政府高官的位置上仅仅只坐了半年，他就拿了乡村工业示范处的公函，去向周至柔请假，“周至柔竟同意了”。于是，他跑到了邵阳去做善后救济总署的乡村工业示范处的一个总工程师。在国民党分崩离析溃逃台湾时，他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算计就留在了大陆。
在自传中，他写下了解放初期他在邵阳工作时的一个情节：
“疏浚航道的工作，是趁旱季进行的，完工的第二天就下雨。记得我从工地回到邵阳，淋湿了衣服，魏专员命他的警卫员替我烤干。”
对于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的一位领导干部，一个细小的关心他、爱护他的动作，他牢牢记住了，一直记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邵阳解放后，示范处内部都平静下来，我告诉军代表说，自来水塔内藏有苏罗门丢下的麻布口袋，其中有银元金条。军代表王继章请示魏专员后下令把自来水塔内的水放完，取出麻袋，当众点清了银元金条，与苏罗门留下的账单核对无讹。银元金条都送到人民银行，存入示范处的账户。这件事轰动了邵阳市。”
从那一刻起，他已经全心全意地站在了新政权的立场上。
他没有说在国民党撤出大陆时，国民党政府航空工业局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只是请假，而不是辞职，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脱离了那个机构？
……
人的一生有时清晰明了像一条线，有时又扑朔迷离像一团雾。由这线和雾组成的恰恰是真实的人生。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也有人用古老的易经解释和预测命运。现实社会中，太多复杂的因素决定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对于个人而言，也许最重要的是要牢牢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原则。
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世界、书写历史，关键是命运把机会给予什么样的人。我们所能冀求的，只能是多一些公平、多一些宽容、多把一些机会给予那些有才能胜任历史重托的人。
从王士倬先生的自传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这样的一个人。他有才华、有能力、有激情。他为人耿直，可以对国民党的上司不恭敬，也可以对共产党的领导直言不讳。在我们慨叹人才匮乏、培养不出大师的时候，其实应该想到，我们更缺少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缺少”并不需要如晚清诗人龚自珍所希望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天降人才的几率应该是大致相同的。试看在王士倬先生的时代，一个小小的无锡就出了那么多的人才。
王士倬有能力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在解放以后，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他是一个有着丰富感情生活的人
他4岁时失去了母亲。但从自传中可以感受到他对母亲的挚爱：
“我3岁时，母亲教我唱山歌。歌词是这样的：‘三岁小囝学摇船，脱落子橹绷河底里钻，跌湿子花鞋娘房里换，跌湿子衣衫天晒干。’ 歌词充分描述了江南水乡的景色。
我4岁时母亲病故，……
母亲死了，我还爬到床上去抓她的奶喝，旁观者见之落泪。”
能够把3岁时母亲教给的歌谣一字不落地牢牢记了一辈子，这中间需要有多次的刷新记忆。我们可以想象他最后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段回忆时的心境，在写下“旁观者见之落泪”的字句时，他的眼中一定也噙着泪水。
王士倬先生不是传记小说作者，也不是文学大家，文笔自然不会那么精到考究。但细读他的自传，仍能感受到那些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流露，亲切、感人。
“袁瑾瑜是上海红十字会护校的毕业生，……她们的毕业典礼我参加了，我与殷明禄同去的。在典礼晚会上，她们手提灯笼表演节目，周家仪是导演。殷明禄和我都注意到了袁瑾瑜，殷说袁最漂亮，周家仪可列第二。
1931年12月24日，是外国人的圣诞节，我和京华印书局副经理王稚圃二人，到东单牌楼闲逛，随便买些巧克力饼干随意吃着，……恰巧碰到袁瑾瑜下班，她问我圣诞节送什么礼物给她，我顺手把巧克力饼干递过去，她便顺手接受饼干吃了。既大方，又随便。
过了阳历年，……我约袁瑾瑜逛小汤山的温泉，……租了一辆小汽车来回，在回程途中，我向袁瑾瑜吐露了感情，说：‘老师不如学生可爱。’ 她不置可否。
陶葆楷结婚，……去吃喜酒。席间有人问袁，什么时候吃她的喜酒，她答说没有影儿呢。是晚我俩到北海公园划船。就在那天晚上，在北海公园的船上，我动了感情，与袁瑾瑜第一次接吻。从此以后，我俩当众承认彼此是恋爱的对象。5月某日，我们在欧美同学会设筵两桌，正式宣告订婚。”
寥寥数语，却在我们眼前描画了一幅幅感人的情景。青春少年爱情萌动时期的微妙心理被他准确地抓住并表现了出来。在袁瑾瑜去世的时候，他精确地计算出，“我俩的夫妻生活历时55年6个月又24天”。积淀了55年6个月又24天的夫妻生活感情，在经过岁月的过滤后，留下的自然是精华中的精华。
他在自传中浓墨重笔地写了另外一位女性——李励侬。
“李励侬是湖南娄底人，在北平协和医院与袁瑾瑜同事。她后到南京进修公共卫生专业，分配到江西省教育厅工作。当时江西人患癞痢头秃发者很多，她很耐心地向居民讲解卫生常识。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志气、很热心工作的人。据袁瑾瑜告诉我，李励侬曾因与友人辩论，当时做官的人是不是100%都贪污。其友坚持100%都贪污，无一例外，李励侬说王士倬就不贪污，其友坚决不相信。因此李励侬气得哭了。她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动。”
李励侬可谓是王士倬先生的红颜知己，她能够凭自己的直觉为王士倬做出他不贪污的定论。在辩论中，直觉自然不会有说服力，因为她不可能为自己的主张举证。而恰恰那位朋友又有点偏执，坚持说当时做官的人100%都贪污。李励侬肯定不是为政府的官僚辩护，她所要做的只是把王士倬从中摘出来。辩论不赢，她被气哭，显然只是由于王士倬被人泼了脏水。自传中写到：
“我骑自行车的技术，不见得高明，她要站在我车的后轮轴上，车颇晃动，我吃惊了但她不吃惊。”
简单的一笔，让人看到了青年男女交往中经常见到的鲜活画面，只是要更大胆、更具生气。一个吃惊、一个不吃惊，需要的是怎样的信任啊！ 其情其义，王士倬先生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他用了文中极少用到的字眼写这位女性朋友：
“她是一个很有志气、很热心工作的人； 容貌俊秀； 她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动； 李的吃苦耐劳令人钦佩； ……经我介绍，李励侬与王叔培结婚，这一件事我自觉办得满意； ……一个星期日，我与袁瑾瑜闲逛，碰见李励侬，可谓奇遇。”
他所钦佩李励侬之处，应该也就是他自己一生所坚持和信奉的做人原则：有志气、热心工作、吃苦耐劳和对人格的信任。
在王士倬先生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他写到：
“1990年快要结束了，但从四川传来一个不祥的消息，李励侬于1990年12月17日逝世。病殁于四川洪雅县，享年80岁。”
他说这是一个不祥的消息。
李励侬比袁瑾瑜小4岁，比王先生小5岁。他们亲密相处的日子是在李励侬20岁的时候，她应该是他们的小妹妹。
读王士倬先生的自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收获。航空业内人士和广大航空事业的爱好者可以了解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初期的成就和业绩，尤其是可以了解到中华民族航空事业的先驱者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关心中国当代历史的人则可以更多地知道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可能算不上名人，但他们是活生生的当代人物，他们提供的是更真切的历史视角。
王士倬先生也许并没有想把自己公诸社会，他想做的或者只是想告诉晚辈一个家族的变迁和自己的经历。应该感谢他的后人，使我们有幸读到他的自传，也使我们有了一个零距离感受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机会。当读过这部令人为之唏嘘的自传后，我们还是可以从国务院参事室写下的《王士倬同志生平》中得到些慰藉。
“王士倬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